從馬斯克的訪談說起

——生產範式三次轉移與兩百年制度道路的盡頭

導言

最近，馬斯克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普及速度。他的判斷並不修辭化：在肉眼可見的幾年內，相當比例的人口將不再需要從事任何實質性工作。生產、運輸、決策與維護，將由高度自動化的系統完成。

這段話真正的震撼，並不在於“失業”，而在於它第一次明確動搖了過去兩百年所有制度爭論共享的一個前提——勞動是社會存在與分配的基礎。

一旦這一前提開始鬆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與國家、自由與計劃之間的長期對立，就需要被放回一個更深的背景中重新理解：生產範式本身正在發生變化。

一、第一階段：勞動中心型生產範式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以勞動為核心的生產結構。

在這一階段：

人類勞動不可替代；

資本圍繞勞動配置；

制度圍繞勞動分配構建。

英美自由資本主義與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看似對立，實則共享同一底層邏輯：

沒有勞動，就沒有生產；

沒有參與生產，就缺乏社會正當性。

英美道路選擇用市場與價格機制協調勞動；

大陸道路則更強調國家在勞動動員與資源集中中的角色。

但無論哪一條路，就業都是社會成員資格的前提，勞動倫理都是道德評價的核心。這正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所有制度衝突的真實背景。

二、第二階段：組織中心型生產範式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決定性變量開始轉移。

勞動依然存在，卻不再是系統瓶頸。真正拉開國家與文明差距的，變成了組織能力：

是否能夠整合資本、技術與制度；

是否能夠在複雜系統中保持效率；

是否能夠持續完成產業升級。

這一階段，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明顯下降，制度競爭轉化為組織競爭。

美國的成功，來自資本市場、科技體系與國家規則的高度耦合；

蘇聯的失敗，並不在於國家主導本身，而在於組織僵化、激勵凍結與技術停滯；

中國的現代化路徑，則是在國家主權與動員能力未被放棄的前提下，重新引入市場與資本的工具性功能。

在這一階段，人類勞動被不斷壓縮、標準化、系統化，但仍是生產鏈條中的必要節點。

三、第三階段：程序中心型生產範式

馬斯克所描述的未來，指向的是一次性質完全不同的轉移。

當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系統開始接管設計、決策與執行時，生產第一次出現了脫離人類勞動而獨立運行的可能。

這意味着：

勞動不再是分配的依據；

價格不再可靠反映稀缺；

組織本身逐漸被程序替代。

社會第一次面對這樣一種現實：

即便相當比例的人口不從事任何實質性生產，系統仍可持續運轉。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失業社會”，而是後勞動社會的開端。生產邏輯與分配邏輯開始分離，過去兩百年的制度語言因此同時失效。

四、兩條文明大道的重新審視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看歷史，兩條長期分叉的制度大道顯現出新的輪廓。

歐洲大陸這條大道，以黑格爾為思想源頭，將國家視為理性秩序的承載體。德國、俄國、蘇聯、中國，構成了一條以國家主權與組織能力為核心的實踐鏈條。蘇聯的失敗，並不能簡單等同於這條道路的失敗；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也絕不能被輕率判定為終點或誤入歧途。這條道路的特徵是：國家始終被視為文明推進的結構性工具。

英美自由資本主義大道，則以個人與市場為起點。美國將其推向極致，形成了高度自洽的資本—技術—制度體系；而英國，尤其是法國，卻在福利國家化過程中出現偏移，用轉移支付替代增長，用國家撫養替代產業升級，走入一條高成本、低活力的制度歧路。

這兩條道路，在價值層面長期對立，但在程序中心型生產範式下，卻面臨同一個現實挑戰。

五、當勞動不再是前提，國家重新出現

在第三階段，國家並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態回歸。

它不再是生產指揮者，也不再只是市場裁判；

而逐漸成為分配接口、規則制定者與秩序兜底者。

在高度自動化條件下，市場無法再通過就業完成分配，資本也不再需要通過僱傭勞動實現擴張。國家的角色，從“如何組織生產”，轉向“如何在無需勞動的條件下維持社會連續性”。

這在結構上，反而更接近黑格爾意義上的國家：

不是作為經濟工具，而是作為理性秩序的最終承載體。

六、“人盡其能，物盡其需”的非理想化實現

如果說“人盡其能，物盡其需”曾長期被視為烏托邦，那麼在程序中心型生產範式下，它可能以一種並不浪漫的方式部分實現。

基本生存權被制度化；

勞動從義務變成選擇；

少數人從事創造、治理與探索；

多數人被技術系統維持基本存在。

這並非道德理想的勝利，而是技術條件逼迫下的現實安排。正如所言，“類似阿貓阿狗般活着”，並非貶義，而是對一種去勞動化生存狀態的冷靜描述。

結論：制度的盡頭，不是勝負，而是邊界

回望兩百年，人類並非在理念上反覆搖擺，而是在不同生產條件下不斷調整制度結構。

今天，人工智能第一次迫使人類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當勞動不再是社會存在的前提，制度還以什麼作為正當性基礎？

也許，兩百年前分叉的道路，不會在價值上統一，卻會在功能盡頭相遇。

那不是意識形態的勝負，而是文明在新生產條件下，對自身邊界的一次重新定義。

制度餘響

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制度失敗，

而是繼續用舊語言解釋一個已經改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