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麥克沃特（Iain Macwhirter）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擔任製片人、記者和政治節目主持人超過25年。他目前是《泰晤士報》的專欄作家。

昨天2025年12月19日上午，麥克沃特先生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文，披露了英國福利制度少為人知的一面－－給抑鬱症等身體健全但患有神經官能症的人群提供不可持續的社會福利，導致“既然靠福利就能獲得差不多的收入，又何必費力工作”的現實。這很像共產黨的人們公社圖畫，也肯定會同樣煙飛灰滅。也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可能是歐洲衰落的原因之一，因為英國的殘疾和傷殘福利支出已經高於國防開支。好，請讀下文：

大約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聽到“神經多樣性”這個詞時，我以為這可能是作家威廉·吉布森筆下最新的科幻反烏托邦概念。實際上，它的意思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意思。但通常，談論神經多樣性的人們指的是一系列疾病，例如自閉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阿斯伯格綜合徵、圖雷特綜合徵等等——這些疾病以前通常被稱為學習障礙。

如今，似乎每個人都有。擁有一些神經多樣性似乎很酷，而且在中產階級晚宴上，這往往是人們自我介紹時首先提到的事情之一。但對於那些不太幸運的人來說，這卻是一條通往終生困頓的道路，正如保守黨領袖、國會議員凱米·巴德諾克（Kemi Badenoch）所說的“福利街”(Benefits Street)。

神經多樣性已成為獲得英國獨有的慷慨殘疾福利體系的關鍵。個人獨立津貼等福利旨在幫助患有精神和行為健康問題的人，其發放時間幾乎與神經多樣性概念出現的時間一樣長。但這種補貼生活體系現在已經失控。

英國領取殘疾福利的勞動年齡人口已接近400萬，僅在過去五年就增長了40%。殘疾福利過去是發放給那些有明顯身體殘疾的人，例如失明、肢體殘疾和嚴重的精神困擾。現在，越來越多的福利發放給了患有焦慮症、抑鬱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等疾病的人。

去年，44%的殘疾福利發放給了患有精神和行為疾病的申請人，而這些疾病在很多情況下在30年前幾乎不存在。根據財政研究所的數據，25歲以下的新疾病福利申請人中有70%的人聲稱患有精神或行為疾病。目前，英國每10名勞動年齡人口中就有一人至少領取一種疾病或殘疾福利。眾所周知，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

這場神經疾病大流行的代價是災難性的。殘疾和傷殘福利支出已經高於國防開支，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1000億英鎊（1290億美元）。這已成為英國高達3300億英鎊（4400億美元）巨額福利支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一福利支出自金融危機以來已經翻了一番。

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表示，福利支出“不可持續、站不住腳、也不公平”。他聘請了托尼·布萊爾時代經驗豐富的前工黨大臣艾倫·米爾本來“思考一些看似不可能的解決方案”。

但今年早些時候，當工黨影子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試圖小幅削減50億英鎊的疾病福利時，由於工黨後座議員的強烈反對，她不得不放棄。

然而，所有人都同意，讓適齡工作人口長期領取福利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尤其是那些自稱患有心理疾病的年輕人。神經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年輕人的疾病。在8至25歲的英國兒童中，五分之一的人聲稱患有精神健康障礙。

目前，英國有100萬16至24歲的年輕人正式處於“既不就業、也不接受教育或培訓”（NEET）的狀態。這意味着每八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是NEET。據青年未來基金會稱，其中一半人患有殘疾，而且大多數人表示存在心理和行為問題。過去一年，一半的中學生曾因焦慮而請假。

神經多樣性當然並非英國獨有。這個詞是由澳大利亞社會學家朱迪·辛格在20世紀90年代末創造的，並成為美國心理治療文化的重要概念。但它在英國的規模卻是獨一無二的。自疫情以來，沒有其他西方國家經歷過類似的精神健康相關福利申請激增的情況。

右翼人士認為，這僅僅是因為福利申請過於容易。申請人正在鑽制度的空子。確實，通過簡短的電話面試似乎很容易就能獲得福利。而左翼人士則認為，許多曾經被污名化的心理疾病，例如抑鬱症，現在已被確認為真正的嚴重疾病。這些疾病是真實存在的——醫生也這麼說——因此必須像對待其他疾病一樣對待它們。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欺詐和未確診的疾病並不能解釋英國目前的情況。這場心理健康危機背後是國家士氣和自我價值感的崩潰，類似於戰敗後的狀態。

神經多樣性人群往往能夠取得非凡的成就。維珍集團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患有閱讀障礙。溫斯頓·丘吉爾等偉大的國家領導人也曾患有抑鬱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以前被歸類為多動症，奧運游泳冠軍邁克爾·菲爾普斯曾表示這是他追求勝利的動力來源。

這並不是說這些精神疾病總是偽裝的禮物，但英國的韌性確實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看起來，英國的年輕人似乎沒有積極地融入世界，而是躲在自己的臥室里，被莫名的恐懼所困擾，這種恐懼往往與地球的現狀有關。

這其中也存在經濟因素。如果人們覺得沒有什麼值得起床去做的事情，他們就不會起床。英國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劇了這種心理困境，進行了一項看起來像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實驗。但這項實驗並不成功。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全國上下都處於名為“封鎖”的居家隔離狀態，保守黨財政大臣里希·蘇納克推出了一項休假補貼計劃，讓人們在家也能獲得之前收入的80%。

到2020年底，如果算上領取福利金的人和公共部門的員工，英國政府實際上在支付超過一半成年人的工資。英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當然，免費的休假補貼也助長了欺詐行為，據估計給國庫造成了110億英鎊的損失。但這也驗證了許多左翼學者所推崇的一種理論：如果你付錢讓人們不工作，他們就會變成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哲學家和居家創業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英國或許已經有力地證明，全民基本收入並非普遍創造力的解放者，反而更有可能導致人們無所事事、漫無目的、甚至陷入社會失范狀態。英國福利制度的名稱“全民信貸”（Universal Credit）與“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如此相似，或許並非巧合。

許多年輕人乾脆放棄了找工作的念頭。既然靠福利就能獲得差不多的收入，又何必費力工作呢？據社會正義中心稱，有孩子的年輕女性，如果同時患有神經發育障礙，她們的收入甚至可以遠高於全國最低工資。

但這種困境可能也存在文化層面的原因。英國人歷來以愛道歉而聞名。即使在街上不小心撞到別人，他們也會說“對不起”。英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充滿了罪惡感，並且沉迷於為英國的帝國歷史道歉。

學校向孩子們灌輸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不平等的罪惡——儘管英國是歷史上第一個廢除奴隸制的帝國，而且儘管英國是歐洲種族歧視最少的國家之一，這一點甚至得到了歐盟資助的歐洲社會調查研究的反覆證實。

然而，現在每個博物館的展覽似乎都包含着對奴隸制罪惡的批判。像大衛·奧盧索加這樣的反殖民主義學者受到BBC的追捧。愛丁堡大學甚至因為18世紀一篇論文中的一個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腳註，而取消了該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大衛·休謨的榮譽。

英國似乎缺乏任何民族命運感或目標感，並且認為自己的文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升起英國國旗被譴責為種族歧視。如果小女孩穿着印有英國國旗圖案的裙子來表達自己的文化認同，她們會被送回家。更嚴重的是，在羅奇代爾等北部城鎮，巴基斯坦裔犯罪團伙對年輕白人女孩進行大規模強姦，但當局卻因為害怕被指責為種族歧視而掩蓋了真相。

這就是現狀：一個不再相信自己的國家，一支期望國家提供一切的勞動力隊伍，以及一個被精神疾病所困擾的社會。對於這個依靠福利生存的英國來說，與現實的碰撞已迫在眉睫。隨着國債接近GDP的100%，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這種神經發育障礙的生活方式。然而，卻沒有政治意願來改變這種制度或恢復民族自尊心。事實上，英國那些“自我厭惡”的文化精英似乎更樂於生活在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