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重歷史是文化和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偶於舊書攤淘到舊書一冊，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某出版機構翻印西晉郭璞所注《山海經》。其序開篇，即言“嘗試論之”；次且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山海經》中山川名號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不傳，漸趨湮泯。諸神諸怪，諸山諸水，均以“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結尾。讀完此書，個人史觀深受影響，更是如郭璞所言，偏向於“於戲”，偏向於“象物以應徵”。其實，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文化與文學，同在其責，異也在其責。文化，偏向於以文化人；文學，方式方法多樣，責任似乎更為重大，它可以文鑒訛，留下時代痕跡。文學與文化，都與世界觀和觀世界有關。既是對立，也是統一。這便是我讀馮知明先生非小說文本《革命時代》最大的收穫。

（圖1：漢川甄山書院內的老師與學童。也是截止目前為止，漢川現存最老的照片。攝於1890年）

宋代文豪蘇東坡詩曰：心安之處是吾鄉。家鄉人，總會惦記家鄉的今昔，以及與之關聯之事。推介非小說體文本《革命時代》，是一篇純漢川元素的文學作品，也是漢川籍文化學者馮知明的舊作，首次在媒體公開發表。全文僅幾萬字，卻是他於2005年前後傾心盡力而寫下。當年，他早已在文學創作與文化事業上小有成就，按照現在標準來說，算是海內外知名文化人了。可他為了這篇文章，回到原鄉，在本地文化與歷史專家們陪伴下，查閱三十餘萬字資料，走訪數十位親歷歷史者，悉心花費一個月的時間完成。

（圖2：始建於元代的漢川儒學宮。毀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從文學理論與實踐的角度來看，文學創作是對現實世界的藝術再現與升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更強調對真實的尊重，它需要作者深入生活，挖掘真實的素材。馮知明的創作過程，正是這種文學理念的實踐。他回到家鄉，查閱資料、走訪親歷者，力求還原漢川真實的歷史，這與文學創作中追求真實的理論高度契合。

二、逐水草而生的人卻“不服周”

漢川乃楚地，自古就有“不服周”的精神。這片土地，屬雲夢澤一隅，也承載着厚重的

歷史。

（圖3:1949年漢川縣地圖，此時的漢川隸屬於沔陽專區管轄。1951年，沔陽專區撤銷，漢川、漢陽2縣劃歸孝感專區）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漢川發生過一場著名的雞鳴汊水戰。倪文俊是紅巾軍西路隊伍的著名將領，因作戰英勇、屢立戰功 ，升任天完政權統軍元帥，他帶領紅巾軍贏得了雞鳴汊水戰的勝利，使元軍南方勢力嚴重受挫，這也讓一度曾遭受元軍重創的北方和江淮地區紅巾軍得以喘息，順勢坐大做強，朱元璋依託郭子興勢力，成就建立大明王朝偉業。這場水戰，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不僅是漢川地方史的重要部分，更反映了元末農民起義軍內部的權力鬥爭與複雜局勢，為研究元末歷史提供了生動的素材。1356年，倪文俊將天完政權從蘄水遷至漢陽，次年又準備企圖暗殺徐壽輝，事敗後逃往黃州部下陳友諒處，卻被陳友諒誘殺於團風“綠蔭池” 。       

明崇禎九年（1636年），張獻忠攻漢川。張獻忠先是劫掠黃州、麻城，攻破應山、孝感後，進兵至漢川縣劉家隔。時任漢川知縣孫光祚召集民兵，依託水域收攏船隻，在楊子港抵禦敵軍，使張獻忠部無法進犯而退。賊軍作歌感嘆“金應山，銀孝感，獨有無城縣（指當時無城的漢川），隔水不相見”。所幸張獻忠部目標只為搶錢撅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知縣孫光祚隨後主持修築漢川城，設五座城門加強防守；同時平定了饑荒中“同冢妖僧”發起的叛亂，賊軍始終未能進入漢川境內。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冬，漢陽府總兵左良玉被李自成部擊敗，潰兵南下至武昌後，又乘船東撤駐守九江，李自成派遣部將白旺追擊。白旺先攻破竟陵（今湖北天門）、漢川，最終攻陷漢陽。

（圖4：策應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漢川起義。在辛亥革命打響後一天內，迅速推翻滿清漢川政權。圖為漢川起義官兵前往武昌參加戰鬥）

漢川還是策應辛亥革命第一槍的重要地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僅十多個小時後，漢川就發動了起義。起義的策動者是梁氏三兄弟，史稱“梁氏三傑”，又稱“辛亥三漢”，他們分別是梁鍾漢、梁耀漢、梁輝漢 。梁家本是巨富之家，“梁興茂，估不透，金子銀子生了鏽”，其商鋪在鎮上綿延一華里。然而，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三兄弟卻矢志革命。梁鍾漢在晚年回憶錄中提到，因梁家被傳發的是“長毛”（太平天國）財，母親告訴他，梁家原是貧民，受遠房親戚劉善之勾結官吏欺壓，伯父等投奔太平天國革命。梁母囑咐他們繼承先人遺志。梁耀漢性情剛烈，聽聞此事後“發指眥裂，繞室急走，口念‘善惡兩端，做到極處終有報’” 。此後，梁耀漢遠赴日本留學，與時稱“士官三傑”之一的藍天蔚組建義勇鐵血團，後回國加入武昌新軍前鋒營。梁鍾漢也加入新軍第41標，協助梁耀漢成立革命團體群學社、開辦明新公學，還帶七弟輝漢赴日留學，並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他們的革命活動，不僅體現了個人的理想與追求，更反映了當時社會變革的大趨勢，是辛亥革命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漢川辛亥革命“梁氏三雄”的事跡，是那個時代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推翻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而奮鬥的縮影。他們傾家蕩產、不惜犧牲生命，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為了理想和信念而不懈奮鬥的精神，也正是文學創作中永恆的主題。從文學的角度看，他們的故事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能夠激發作家的創作靈感，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

三、傳承革命精神在新時代砥礪前行

紅三軍也曾在漢川留下足跡。1932年春，賀龍率紅三軍在漢川的蝦集、韓集、橫堤一

帶建立根據地。這裡過去蘆葦叢生，湖水茫茫，有着獨特的地理環境，為革命活動提供了天然的掩護。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四次“圍剿”，對湖區進行掃蕩，駐分水嘴敵四十八師和四十四師部恣意奸擄燒殺，僅橫堤一帶就被燒毀房屋1073棟，殺害共產黨員、革命群眾數百人，被斬盡殺絕的達40余戶 。獨立團團長李恆斌壯烈犧牲，天漢游擊隊中隊長何文斌陣亡，鄉婦救會主席劉美美被敵人割掉乳房後，吊在樹上慘遭殺害。這段殘酷的歷史，展現了革命鬥爭的艱難與殘酷，也體現了漢川人民為革命做出的巨大犧牲。

（圖5:1932年，賀龍同志曾率紅三軍途經蝦子溝，在集上祁運青豆腐鋪住宿，該房子現保存原貌）

紅軍還有一個以漢川地域命名的獨立團。1931年秋，土地革命時期，根據湘鄂西省軍委命令，襄北各縣地方武裝在湖北省漢川縣整編為紅軍漢川獨立團，其前身為漢川游擊團，隸屬紅三軍建制。部隊初建時轄1個營，兵力約200人，後擴編至12個連，配備步槍800余支、輕機槍10挺；其主要任務是保衛襄北蘇區，即漢川、天門、應城交界區域，配合紅三軍主力開展反“圍剿”作戰，並協助地方政權建設。1932年1月中下旬，漢川獨立團配合紅九師進攻皂市，繼而在龍王集設伏，全殲國民黨軍第十二混成旅，俘敵近4000人；1月27日，追擊國民黨軍至陳家河，殲滅第四十八師特務團一部。1932年3月15日，根據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漢川獨立團編入紅七師第二十團，隸屬紅三軍序列，開赴鄂豫皖蘇區參與反“圍剿”作戰，漢川獨立團番號正式取消。

（圖6：橫堤革命烈士紀念碑。附近有紅軍建立的醫院、被服廠）

漢川籍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驅何羽道，1924年加入國民黨並當選湖北省委常委，1927年由董必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轉入地下鬥爭。1928年1月4日，在漢口濟生三馬路刑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何羽道早年留學日本，董必武、陳潭秋、錢亦石、吳德峰等共產黨革命家經常出入於他家，商討、布置革命行動，受毛澤東之邀在第六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授經濟學常識，為培養中國工農運動骨幹力量作出了貢獻。

出生於漢川的向忠發，作為歷史上唯一工人出身的中國共產總書記，他的革命生涯充滿了傳奇，也成為黨史上的爭議人物。關於向忠發遭叛徒出賣而變節行為，無疑是他革命生涯的污點，起因是他被捕後迅速招供，導致黨的組織暴露，給黨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近年，也有學者發表專著，質疑其變節的論斷是否真實可信。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分析，這些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文學作品可以通過藝術加工，將這些歷史事件轉化為生動的文學形象，讓讀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歷史的厚重和革命先輩們的偉大精神。同時，文學作品也能夠以其獨特的感染力，使這些歷史事件被更廣泛地傳播，讓後人銘記歷史，傳承革命精神。

四、對文學和文化的辨識能力需要自我革命

歷史以真實為真，也以真實為珍。清末直至民國，漢川走出了不少影響歷史的重要人物。漢川作為策應辛亥革命第一縣，革命先驅孫中山身邊的衛隊長、秘書、帶兵頭領等多是漢川人。這些人中，有留學海外的覺醒革命者，也有在國內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其中，有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夫人和革命伴侶徐全直；有在日本留學期間，鑑證孫中山與宋慶齡婚禮的，回國後利用教會之會黨名義宣傳革命的日知會長胡蘭亭；有民國總統黎元洪曾拜其門下的道教黃冠宗師劉嗣授；國民黨五次圍剿紅軍的總指揮，因西安事變失職被追責的原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等。

（圖7：漢川籍抗日名將葛先才，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自北伐戰爭開始，一直打到抗日戰爭勝利，最終官至台灣國防部中將部員。原台灣地區“國防部長”“行政院長”郝柏村視其為恩師。）

還有因衡陽保衛戰一戰成名的抗日名將葛先才。他先後參加淞滬抗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和衡陽保衛戰。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在衡陽保衛戰，與方先覺、容有略、周慶祥率部18000餘人堅守衡陽城47晝夜，所余僅600人。是抗戰期間守城時間最長，殺傷日軍最多的戰例之一。1944年8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中指出：“堅守衡陽的守軍是英勇的，衡陽人民付出了周年重大犧牲”。讚揚衡陽保衛戰

（圖8：日本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1月1日報道：武漢南北大殲滅戰，包圍壓縮退路遮斷，漢川、應城占領，孝感猛攻，粵漢線南進，支那軍堤防破壞，漢口東北方水浸，漢陽兵工廠突入等新聞。1939年11月5日，漢川縣偽政權成立，所有大權都被駐縣日軍警備隊和駐縣日本囑託控制，偽縣長由駐縣日軍警備隊確定。）

還有，漢川籍國民革命軍中將晏勛甫，1949年2月，任漢口市市長，在武漢解放前夕，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保護武漢免受破壞，並投誠共產黨，為武漢和平解放做出貢獻。晏勛甫最大的爭議，是1938年，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參與策劃花園口黃河決堤以阻止日寇南進。花園口黃河決堤的建議正是由他提出，後被蔣介石採信，最終導致豫皖蘇3911354人逃離，占三省原有人口的20.3%，死亡人口893303人，占三省原有人口的4.7%。花園口決堤與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慘案並稱的中國抗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

複雜的人物和事件，構成了漢川豐富而複雜的歷史。馮知明以嚴謹治學態度，參考作品60多篇文章，參考書目11冊，另花費整整一個月時間回到家鄉漢川採風，實地踏勘多處歷史事件發生地，走訪親歷歷史的多個人員，還原歷史真相。應該說，他的這種創作方式如同鉗工作業，先找到基準，再牢牢固定，後穩穩加工打磨。他將真實的近現代歷史素材放在台虎鉗上，邀請讀者親自參與目測和加工，毫無隨意左右他人思考之意。這與文學創作中對真實性的追求一致，只有基於真實的素材，才能創作出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五、理性審視歷史事件中的複雜因素

近年，筆者閱讀過一些關於家鄉漢川元素的文學作品，不同作者、不同時期、不同題材，因為家鄉人的緣故，對這些文字始終都有偏愛。尤其是馮知明明的這篇作品，筆者印象深刻，概括讀後感，作者寫得“很刻骨”，讀者讀來“很銘心”。這也引發了筆者的自我思考，對文學和文化的辨識能力需要自我革命。

革命時代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符號。馮知明在《革命時代》中坦誠，什麼是真實是他生命中最困惑最痛苦的思考之一。社會上流行“妖魔化”的話題，如審判局外人的過程就是一個妖魔化的過程。

（圖9：紅色革命時期建築，原漢川城關搬運站。當時，該單位是全縣“工業學大慶”先進單位，負責人連升數級成為當時的中共漢川縣委委員。）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所謂的紅色運動期間，另類的革命。筆者偶然接觸過一些歷史資料，閱讀過本地“革命健將”所寫激情四濺的文章，以及記錄本地打着革命旗號的各種組織間文鬥武鬥及人員傷亡的資料。最為特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本地“敢死隊”“飛虎隊”曾一度攜重武器和炸藥包，攻占鄰縣縣城的場景。當然，這場武鬥，如今被界定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事件，也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至今，人們對這些事件中死去者的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是為革命犧牲，有人認為是以革命名義胡鬧、意外死亡。比如，紅色運動時期，在漢川與鄰縣的造反派一場武鬥中，雙方直接動用武器，參與武鬥漢川兩名男性青年死亡，其中一位是醫生、一位是農民，他們曾一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分別在其家鄉立下烈士紀念碑，此碑在“文革”後被毀。筆者一位同事，曾目睹立碑和毀碑過程，算是這段特殊歷史的見證人之一吧。

正如馮知明在其文中表達的觀點一樣，那些上個世紀初期成長起來的革命先烈，已成為一個形象一個符號。確切地說，成了歷史的故紙堆。這堆故紙，放在原地，未曾改變，似乎有厚土堆埋。但，也有人們說，歷史是一個妙齡少女，撰寫歷史的人，用筆墨描繪各式各色的衣裳，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

筆者認為，無論什麼革命，什麼時代，都無法阻擋歷史的潮流，必將向前走，成為過去。文學創作需要紮根於真實的歷史和時代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有深度、有價值的作品。馮知明的《革命時代》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以真實的漢川歷史為藍本，展現了時代的風雲變幻和革命先輩們的奮鬥歷程，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也為文學創作如何反映真實的歷史和時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初稿於2021年7月21日漢水之畔涵閘河

        修訂於2025年12月21日個人文史館書齋

作者簡介：鄒斌，漢川市人，地方文史研究者，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文章、圖片百萬之多。全國公安文聯、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發表新聞時評、論史隨筆、文化散文等近50萬字，作品散見於央視、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青年博覽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