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  对万维博主【一个文明—架构视角的总论】网文的回应

本文原意是对博主网文的评论，由于长度出乎预料，都可以成为博文了。只能以博文方式发表。

又到政治哲学思辨训练时。

文明是个好东西，如果提到文明哲学层面，那更好，因为既有文明又有哲学的讨论已经很稀缺。

在对网文作出回应前，例行先对原文做一些自以为是的重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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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为了回应昨天网友对我上一篇文章的评论。

我的文章一直以来都是在遵循着：

从“中国叙事”跃迁到“文明哲学”

牢牢站在：

            •          结构

            •          功能

            •          连续性

 从“预测未来”转向“限定未来可能性”。

没有回答：

            •          中国会不会民主化

            •          会不会崩溃

            •          会不会称霸

中国是什么？——一种以秩序持续性为核心目标的文明系统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并非以信仰真理、扩张疆域或个人权利最大化为文明核心，而是以在巨大人口规模与资源约束条件下维持长期社会秩序为首要目标。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亡并未构成文明断裂。相反，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崩解与重组，成为文明自我修复与再集中能力的体现。政权可以覆灭，但文明的治理逻辑得以延续并不断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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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网文回应前先做一些必要的话语背景和概念铺垫。

如果要对中国做一个极为简明地表述，我认同张维为的说法：一个文明型的大国。至于文明内核是什么，那涉及到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后面只能简要谈谈，因为篇幅太小。

当我谈论中国的时候，我所指代的就是文明型的超大中国。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型大国并不是只有中国。

以现代为例，我认为还有美国和前苏联，最近俄罗斯也自认为文明型大国。另外，众多欧洲国家组成的欧盟正在努力结成一个文明型的大国。成败未知。

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以秩序持续性为核心目标的国家，我以为这无需讨论，因为不言而明。我认为世界史上的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以秩序持续性为核心目标，而不是相反，至于目标能否达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文明型中国并非以信仰真理、扩张疆域或个人权利最大化为文明核心，那与文明型中国的生存方式有莫大的关系，后面会谈。

文明型中国是否会面临崩溃那样重大的问题，网文拒绝回答，令人费解。也许作者认为分分合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常态化的天下大势，王朝兴亡并未构成文明断裂”，因此可以预期文明型中国总能逢凶化吉，否极泰来，因此并不重要。

但是在我看来，分分合合的王朝兴亡并不外在于文明型中国，不但是结构性文明型中国的一部分，还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国之大事，不得不谈，特别是在现代性时代，分分合合的王朝兴亡也不一定能化险为夷，否极泰来。

同样是奉行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前苏联，就是因为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现代性的政权更替（王朝兴亡）中翻车崩溃，而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的资格，这值得后来者，特别是常态性出现政权更替的文明型中国引以为前车之鉴。

当然，无论长专化的前苏联的现代性政权更替（王朝兴亡）的结果如此令人震惊，我们如何也不会说长专化的前苏联是一个不以秩序持续性为核心目标的非文明型大国。

或许长专化的前苏联的崩溃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生态太过恶劣（与北约和欧盟太过相邻），或许因为是现代性政权更替的缘故，导致期无法逢凶化吉，否极泰来，导致政权更替（王朝兴亡）成为现代长期专政国家崩溃之根源，灭国之神器。

长专化的文明型中国就将长专化的前苏联的崩溃视为难得前车之鉴。

回到博主的问题。

问题1，“预测未来”转向“限定未来可能性”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无需特意的转向。因为如果你限定了中国未来崩溃的可能性，也就预测了未来的中国不会崩溃。反之亦然，同义反复。

问题2，中国的结构性问题。

我也一直关心和深挖文明型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发现这个问题与三个中国人的名言有莫大的关系。

其一是毛泽东的名言“中国百代皆行秦政”。

其二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提及的，《左传》作者左丘明的名言：‘其兴也浡，其亡也忽’。

其三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如雷贯耳的名言：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以上这三个名言涉及的都是文明型中国数千年不变的结构性问题，也是研究中国未来走向绕不过去，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除之之外都是枝节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数千年不变的历史性来衡量文明型中国的三大结构性问题。其第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百代皆行秦政。秦政追求的是以专政府的长期专政，来达成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秩序的长期稳定。

如果以现代性的语境来定性，秦政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我称之为文明型中国的生存方式，简称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因此在我看来，秦政和长期专政生存方式是同义反复，可以互相指代。

其第二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派生出来的，“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性长期专政府更替方式。

其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性长期专政府更替派生出来的，天价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以上三者形成文明型中国独有的，百代皆行的文明核心。这个文明核心以专政府长期专政达成国家长治久安，同时具有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国家分分合合代价的生存方式-秦政。我称之为文明型中国结构性的文明核心，天价的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由于秦之后两千多年的文明型中国百代皆行秦政迄今，秦之后的文明型中国都具有长专化文明特征，其历史主要的也是围绕着长专化文明而展开，因此可以视为长专化的文明型中国史。

当然，说天价的长期专政生存方式是秦之后文明型中国的核心文明，是我们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准看出来的结论，是一种因不同地缘政治经济生态，不同的时代背景得出得不同的结论。古典中国并不如此看。因此我们在评价一种国家生存方式的代价的时候，不能忽视一种基于不同地缘政治经济生态，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产生的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大帝、人杰和智者，都以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中胜出，以能够三百年长期专政，长治久安为豪，哪怕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专制暴政也在所不惜（如清朝的削发屠城，新中国饿死三千万饥民），秦始皇、朱元璋、顺治和毛泽东是其中的佼佼者。天翻地覆慨而康，管他死亡人口是三千万还是四千万都值得。

我们知道自春秋战国之后，文明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持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情结，也就是哪怕是独裁专政的秦政下的大一统，哪怕是天价周期律政权更替下的大一统，只有是为了大一统，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都认为是值得。这并不是他们认为独裁专政的秦政下的大一统，和天价周期律政权更替下的大一统太美好了，太幸福了，而是他们只能二选一，要不是独裁专制，天价的大一统，要不是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战乱。他们更害怕五百年春秋战国战乱。

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他们的心声。

不说战争时期，就说建国之后的和平时期，据说（因为政府从来没想过去证实）长专化文明型新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大饥荒，就饿死三千万饥民，长期专政府连道歉都没有一个。

荒谬吧？一点都不！这是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常态。六十年之后长专化文明型新中国才进入盛极时期。可怜的三千饿死基民成了专政化文明型新中国盛世前粪土不如的垫脚石。代价有点残酷吧？一点都不。因为不经官方证实的历史，就不是历史，连一个简易纪念碑都没有，全埋地下了。最多是有人不着边际干吭两句：我们当下所享受的岁月静好,就是因为前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遮风挡雨。多有感情的散文诗，但不如我们那些埋被埋在地下的悲惨的垫脚石立一块简易纪念碑。虚伪吗？是的。常态化吗？不错。

尽管国家的分裂和重建要付出天大的代价，但独裁专制的大一统再不济，也会给国家带来或长或短的休养生息盛世期，这总比五百年战乱不停的春秋战国为好。这是一种在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生态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好死不如赖活的卑微情结-不管代价如何能大一统就好，这也是秦始皇能以独裁专政的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一统春秋战国，然后中国百代皆行秦政的根本原因。这历史有错吗？不好说。这历史伟大吗？这要看历史是谁在言说。这种荒诞历史观延续了两千多年迄今。

这源于专政化的文明型中国不以信仰、真理、个人权利最大化为文明核心的原因。因为信仰、真理、个人权利是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天敌，扩大化的信仰、真理、个人权利，更绝对是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超级杀手。这也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我特能理解文明型旧中国，为什么不以信仰、真理、个人权利最大化为文明核心的原因。他们不想搞文明自杀。

当然，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文明型旧中国乐于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对于长期专政府而言，有些东西看不见又想不到不是更安心吗？

那是两种异质的生存方式的冲突。

当初长专化文明型旧中国末期的清朝时期之所以出现亡国危机，就是因为专政化的文明型中国，被情不愿，心不甘的推入了现代性时代，推入异质生存方式冲突的现代性漩涡，然后发现长专化的文明型旧中国，难以适应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性需求。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又到了二选一的历史性选择时刻。这也是我认同现在的中国是文明型的新中国的原因。

但现在我发现，我忘了给文明型新中国加上一个定词，一个头衔。因为严格来说，新中国的全称应该是：长专化的文明型新中国。因为新中国虽然进入了新的现代性时代，但是却保留了长专化文明型旧中国的核心文明-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尽管它以现代性话语来包装。例如全过程民主，追求中国人经济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等等。这些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区别的现象，但是核心文明-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不变。

人们都说，历史发展不会是线性的，这绝对有道理。

现在的长专化文明型新中国，并不是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初衷，也不是初出民主革命茅庐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青年毛泽东最初期望的结果。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初衷一直在变形。现在我们回头看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许会比参与者看得更清楚一点，因我们是事后诸葛亮。

回头看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是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心头大患。

中国民主革命在推动长专化文明型旧中国进入和适应现代性时代时，只有两个基本选项。

一个选项是化解长专型文明型中国对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生存性依赖，也就是在废掉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废掉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这个长专化文明型中国的心头大患，以非长期专政生存取而代之。

第二个选项是如果不能化解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对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生存依赖，也必须将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从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化解出去。

孙中山选了第一个选项，但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做为抓手，国民党到了台湾走的也是孙中山的三步走，在台湾这个小地方通过化解台湾对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生存性依赖，同时解决了天价政权更替这个文明型中国的心头大患。但是如果将台湾小地方的经验移到大陆这个大地方，导致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大变，三步走这个抓手未必行得通。

建立了长专化文明型新中国后的中年和晚年毛泽东选的是第二个选项。

毛泽东以民主监督作抓手，第一步实行的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民主监督，不但很快就是失败，还实行非民主的，独裁专制的反攻倒算。，最后一步是历经三年的全民民主监督的文革，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接班的邓小平以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为前提，实行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继续推动长专化文明新中国更深的参与现代性时代的变革，但废除了民主监督这个化解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的抓手。原因是民主监督不但不能将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化解出长专化文明型新中国，反而加速天价周期律天价周期律政权更替降临。反而是弄巧成拙。变成以民主监督乱党乱政乱国，加速天价周期律政权更替这个黑天鹅的降临。

这证明了在现代性时代，自由民主及其言论自由是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的超级灭国杀手。也证明异质生存方式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有你无我。而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又是最新的证据。

问题来了。自秦始皇以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大一统春秋战国之后，百代皆行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百代皆行的天价周期律政权更替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已经成为文明型中国赖以生存的灵魂、血脉和筋骨，浑然一体，成为文明型中国的结构性文明根基，已经无法割裂分解出来，只能一要都要，一不要都不要。

当初以长期专政，长治久安为目的秦始皇大一统中国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天价改朝换代，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区别只是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有多长而已。长期专政期越长，长治久安越久，专政府的独裁专制权力就越大，压迫力越强，专政府的权力腐败越严重，直到国家和社会不可承受，最终引爆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这也符合权力越大越腐败，压迫越大，反抗越烈的人性共识。

总结。

在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历两千多年历史上，大帝、伟人、人杰，智者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在坚持秦政-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前提下，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信仰各领域上，全面性的预防、排解和封杀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力图斩尽杀绝，将之赶出长专化文明型中国，结果不但都是无用之功，还留下了闭关自守的困境，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依然滚滚而来，川流不息。留下满目苍夷，苦难不断，分分合合的长专史。

因此我自问，如果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大帝、伟人、人杰，智者历两千多年，不但未能解决长期专政越长，权力越大越腐败，压迫越大反抗越烈，必然引发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得恶瘤，反而让恶瘤凭着长专史的历练，演变成结构性的长专文明型中国得文明核心。现在得我辈何德何能，可以神奇般在数十年之内解决它？荒谬啊。

在当今的现代性时代，还在想继承长专化文明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大帝、伟人、人杰，智者历两千多年未竟的乌托邦幻想，解决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内生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这个肆虐长专化文明型中国两千多年的恶性肿瘤，不但是没有天理，也毫无人性，更是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