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國際天主教立法者網絡 (ICLN)的克里斯蒂安·阿爾廷·馮·格索 (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於昨天2025年12月23日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雜誌以“基督教與歐洲的未來”為題發文稱，在意識形態枯竭和社會分裂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正在重新發現基督教，將其視為尊嚴和人生意義的源泉：

簡而言之

    ·         基督教在歐洲各地呈現出悄然復興的跡象

    ·         日益增長的信仰參與度與反基督教的公共領域形成鮮明對比

    ·         基督教的道德框架繼續塑造着歐洲的基礎

我在荷蘭長大，童年到成年這段成長時期，我親眼目睹了世俗化進程似乎不可逆轉，以及歐洲社會日益去基督教化的趨勢。我從未想過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些趨勢停止或逆轉。然而，這正是我今天所看到的——它並非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而是一種悄然但意義深遠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主要是Z世代的年輕人，正在重新發現基督教信仰及其豐富的傳統，儘管人數相對較少，但增長迅速。

這一趨勢的最佳指標是過去十年間西方國家青少年和成人洗禮人數的穩步增長。今年復活節守夜彌撒期間，在我家鄉北布拉班特省的教堂里，不僅座無虛席——各個年齡段和人生階段的人們都積極參與——而且我們還為10名年輕人舉行了洗禮。在較大的城市，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天主教堂的洗禮人數要高得多。這在我年輕的時候，甚至直到幾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那時教堂正在迅速空置，許多教堂永久關閉。現在，同樣的復興趨勢在整個歐洲都能看到。這種復興能夠持續下去嗎？

一場逆勢而上的復興

統計數據令人印象深刻。在過去的10年裡，法國青少年和成人洗禮人數增長了160%。僅2024年，就有約17800名法國青少年和成人接受了洗禮。與2023年相比，這一數字增長了45%。2024年，英國的成人洗禮人數創下十多年來的新高，而18至24歲年齡段的教會出席率也從2018年的4%增長到2024年的16%。奧地利的洗禮人數從2023年到2024年增長了85%。

這些數字乍一看似乎令人驚訝。歐洲的公共輿論，尤其是政治氛圍——除少數國家外——仍然是明顯的後基督教時代，有時甚至是反基督教的。自2005年以來，位於維也納的歐洲基督教徒不容忍和歧視觀察站通過詳細而嚴謹的多方驗證研究，記錄了那些鮮為人知的歧視模式。在過去的20年裡，歐洲對基督徒的歧視和邊緣化現象穩步增長，其中涉及暴力行為的比例越來越高。例如，歐洲大陸很少有人知道，2024年記錄在案的針對基督教教堂的縱火襲擊事件接近100起，幾乎是前一年的兩倍。這些蓄意破壞行為中有三分之一發生在德國。

那麼，如果我們審視復興和衰落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發展趨勢，未來幾年基督教在歐洲社會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基督教是否被過早地斷言衰落，或者其衰落是否已不可逆轉？踐行信仰的基督徒在社會中是否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逆境中的韌性

這些問題的第一個答案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儘管基督教信仰是歷史上遭受迫害最嚴重的宗教——無論是公元最初幾個世紀的羅馬皇帝，還是今天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和共產主義者，它不僅倖存下來，而且最終蓬勃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基督教人口持續顯著增長。僅在1990年至2024年間，基督教人口就從19億增長到26億，其中非洲的增長最為顯著。

這意味着，兩千多年前追隨耶穌的十二個門徒組成的一支小小的、看似雜亂無章的隊伍，發展成為如今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宗教運動。儘管歷史上以及直到今天，各種政權和意識形態持續不斷地試圖根除福音的信息並邊緣化其追隨者，但基督教仍然蓬勃發展。波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戰後共產主義極權統治時期，政權竭盡全力破壞、歧視和迫害基督徒和天主教會。儘管如此，波蘭教會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和影響力。它還誕生了一位波蘭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他於1978年當選教皇，之後成為歐洲共產主義最強大的對手。1989年，在中歐和東歐和平擺脫共產主義統治後，他是推倒鐵幕的主要人物之一。對這些問題的第二個答案可以在教皇本篤十六世2011年9月在德國議會發表的歷史性柏林演講中找到。他在演講中指出：

我們如何辨別什麼是正確的？在歷史上，法律體系幾乎總是以宗教為基礎：關於人類社會中什麼是合法的決定都是參照神性做出的。與其他偉大的宗教不同，基督教從未向國家和社會提出啟示性的法律，也就是說，它沒有提出源於啟示的法律秩序。相反，它指出自然和理性才是法律的真正來源——以及客觀理性和主觀理性的和諧統一，這自然預設了這兩個領域都根植於上帝的創造性理性。

這意味着，基督教傳統能夠為歐洲提供的不僅僅是眾多宗教中的一種，而是在自然和理性中建立的堅實基礎，並以此作為指導原則。這是它幾個世紀以來取得成功的基礎。本篤教皇認為，基督教的信息並沒有強加一種新的治理體系——例如伊斯蘭教通過伊斯蘭教法所做的那樣——而是強調我們需要以符合我們作為人類所處的自然創造秩序以及理性的一貫運用為基礎來指導我們的行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類尊嚴的概念就已載入我們的歐洲法律體系，但其歷史淵源更為久遠，它源於對“何為人之為人”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歐洲的基督教信仰將在未來世世代代傳承這一理念。

對於這些問題，第三個答案並非在於當今西方那些經常將所謂的“文化基督教”工具化以達到其戰略目的的政黨和運動的興起，而在於我們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被現代社會那些刺耳的意識形態正統觀念所吸引。這些喧囂的意識形態使生活依賴於滿足每一個願望、每一個奇想和每一種感受，並使每一個遭受過不公正待遇的人或群體都永遠處於受害者地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發現，這些意識形態並不能帶來成就感和幸福，反而會導致暴力、絕望和孤獨。他們轉而尋求一種始終如一的信息，這種信息能夠帶來希望，提供連貫的道德框架，並提供友誼和社群。

他們越來越多地在基督教傳統中找到這些，通過其神聖永恆的經典和禮儀，通過其對美的感知，以及對個人生活和對那些託付給我們照料的人承擔責任的持續呼喚。在基督教教堂和教育機構中，他們遇到了一些人，這些人已經理解了如何過上充滿喜樂、服務、仁愛和犧牲的生活。正如偉大的政治家、教皇聖約翰·保羅二世所言，他們在那裡發現了真正的人類自由的解放性意義：“自由不在於做我們喜歡做的事，而在於有權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這三個答案僅僅是一些跡象，表明基督教以其持久的韌性和始終如一的信息，將繼續塑造歐洲的未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只需看看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本篤十六世、方濟各和利奧十四世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天主教會的範圍。

這三個答案僅僅是一些跡象，表明基督教憑藉其持久的韌性和始終如一的教義，將繼續塑造歐洲的未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只需看看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本篤十六世、方濟各和利奧十四世在過去幾十年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天主教會的範圍。

儘管歐洲聲稱取得了諸多經濟和政治成就，但在道德相對主義、戰爭和過度監管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中，歐洲仍然迫切需要道德上的清晰指引；而過度監管正是試圖填補道德相對主義留下的巨大空白，卻以服從和墨守成規取代了常識，最終以失敗告終。歐洲及其民主制度、法治和繁榮的未來，將不會由布魯塞爾那些說教的官僚決定，而是由數百萬沒有放棄基督教信仰的歐洲人所擁有的尊嚴、正義感以及對真正自由的深刻理解來決定，這些價值觀根植於他們的內心、思想、家庭和蓬勃發展的社區之中，他們也正在從中再次找到慰藉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