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12月28日)上午， 探索研究所人类特殊性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作家韦斯利·J·史密斯(Wesley J. Smith)在《国家评论》发表评论－－生物伦理学家的谬论：允许在器官移植中杀死患者：

“死亡捐献者规则”（DDR）是一项法律和伦理规定，要求在获取重要器官之前，捐献者必须真正死亡。该规则的推论是，不能为了获取器官而杀死任何人。DDR增强了人们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并保护了弱势群体——但它也足够灵活，允许利他捐献者捐献一个肾脏和部分肝脏。

功利主义生物伦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反对DDR及其推论，他们的理由是，杀死那些垂死或想要捐献器官的人可以减轻那些想要活下去并需要器官的人的痛苦。现在，这种论调又出现了。《牛津医学伦理杂志》发表了俄亥俄州生物伦理学家劳伦斯·J·马塞克（Lawrence J. Masek）的一篇冗长复杂的文章，文中认为，想要捐献器官的患者应该被允许在器官获取过程中——或作为器官获取过程的直接结果——被杀死。

首先，作者玩了一个在生物伦理学讨论中常见的典型把戏。以下是一个相关的例子：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脑死亡就是“死亡”。现在，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但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却声称，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DDR将阻止从这些患者身上获取器官。但这些生物伦理学家反而声称，从被诊断为脑死亡的患者身上获取器官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大脑功能明显正常的昏迷患者身上获取器官。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遵守规则，而是扩大规则的范围，假装规则没有被滥用。

这也是马塞克的策略。他声称，由于在利他活体捐献中切除一个肾脏会损害患者的肾功能，但并不违反DDR，因此，切除患者的肝脏，导致患者在几个小时后死亡也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他认为，为了拯救胎儿而进行的手术会通过切口等方式伤害母亲，但母亲认为这比孩子的生命更不重要，因此可以接受。他还说，为了挽救婴儿而进行紧急剖腹产，即使这很可能导致母亲死亡，也是一种造成伤害的例子，因此医生应该被允许在捐献者仍然活着的情况下获取重要器官。文章中写道（引文已省略）：

• 进行剖腹产会导致失血，而失血是导致该妇女死亡的原因，因此“不杀生”原则禁止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剖腹产，即使唯一的选择是让妇女和她的孩子都死去。我认为，一个原则要求让两名患者死亡而不是挽救一名患者，这对“不杀生”原则来说是一个问题。

他还将临终姑息治疗作为另一个例子：

• 对“不杀生”原则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它禁止致命的姑息治疗[用词不当！]，例如使用一种止痛药，这种药物可以缓解疼痛，但同时也有减缓呼吸和导致死亡的副作用。即使在“不杀生”原则的支持者中，致命的姑息治疗也广为接受。

而且，他甚至声称，自愿捐献器官以拯救他人类似于其他“英雄式”的生命牺牲：

• 如果人们可以为了拯救其他士兵而扑向手榴弹，或者为了拯救孩子而跳到飞驰的摩托车前，那么他们也可以通过捐献心脏或其他重要器官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同意，为了拯救他人而扑向手榴弹或跳到摩托车前牺牲生命，与为了拯救他人而捐献重要器官牺牲生命是类似的。

但这些例子完全是诡辩。马塞克提出的（预设前提的）医学假设要么不会杀死病人，要么如果死亡发生在剖腹产和临终姑息治疗（这并不被称为“致命姑息治疗”）的例子中，那么这些死亡都是不希望发生的、意外的副作用（这在任何医疗程序中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双重效应原则，马塞克在他的文章中误用了这个原则。）

此外，在剖腹产和姑息治疗的例子中——以及拒绝生命支持——病人可能不会因为接受治疗而死亡。你永远无法确定。

为了拯救其他士兵而扑向手榴弹与士兵将某人推向手榴弹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后者更类似于外科医生为了获取器官而杀人。因为无论死亡是立即发生（例如摘取心脏），还是在摘取肝脏后数小时才发生，从活人身上摘取重要器官的目的都是为了杀死病人以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此外，像手榴弹这样的极端紧急情况不能作为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的基础。

将医生变成杀手会为各种可怕的政策打开大门，例如通过摘取器官实施安乐死。没错，马塞克就是这么说的：

• 接受“死亡捐献者器官获取”（DDR）的另一个理由是，人们认为任何否认DDR的人都必须为安乐死辩护。允许致命的器官获取将使患者能够通过捐献重要器官来自杀，但允许致命的姑息治疗和拒绝生命支持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通过做X（例如，捐献重要器官、服用致命止痛药或拒绝生命支持）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做X的人都打算自杀。（我不支持器官捐献安乐死，即为了结束生命以减轻痛苦而捐献重要器官，这将是把死亡作为减轻痛苦的一种手段的例子，因为我认为致命的器官获取不一定是意图死亡的例子。）

请注意: 如果取出肝脏，结果只有一个。病人会知道，医生也会知道。

此外，比利时、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和加拿大已经允许安乐死与器官移植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这已成为选择被处死或影响死亡实施时间的一个诱因——并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赞扬。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讨论这篇文章和其他类似的文章呢？难道专业的讨论不就像争论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一样吗？

不！公共政策通常正是通过这种在专业期刊上的来回讨论而形成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方式，使得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可以合法地从昏迷的病人身上移除喂食管，并且可以给性别认同障碍的儿童服用青春期阻滞剂。

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将这些象牙塔里的讨论带到公共领域。人们需要知道正在为他们计划些什么。正如我常说的，如果你想知道社会接下来会发生哪些非常糟糕的事情，那就去读读生物伦理学、医学和科学期刊吧。里面发表的一些文章会让你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