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司法篇（現實案例）》

從公共善意到司法紅線

——明尼蘇達系統性詐騙案的制度時間軸與責任問題

在多數民主制度的敘述中，公共資金詐騙被視為一種異常行為：

它會被揭露、被起訴、被懲罰，制度最終完成自我修復。

明尼蘇達發生的這起案件，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

它不是一次失誤，而是一段持續多年的制度性失守過程；

它不是個別犯罪，而是一套可以長期運行的公共資金抽血機制；

它最終也不是止步於財政損失，而是越過了司法體系本身的紅線。

一、制度的起點：善意政策與結構性信任

在疫情之前，明尼蘇達州已經長期運行着多項社會福利、醫療補助與兒童照護項目。

這些項目具有共同特徵：

資金規模不算巨大；

高度依賴非營利組織與外包服務機構；

監管以“合規申報”為主，實地核查有限。

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並不邪惡，它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

服務提供者是善意的，社會信任可以替代高成本監管。

正是這一前提，為後續災難埋下伏筆。

二、疫情衝擊：資金注入與制度失衡

2020 年疫情爆發後，聯邦與州政府迅速擴大財政支出。

兒童營養、醫療照護、住房穩定，成為重點撥款方向。

其中關鍵節點是：

一個原本規模約兩千萬美元的兒童營養項目，在短時間內被快速放行、快速擴張。

審核放鬆，核查暫停，速度被置於準確性之前。

制度並未崩潰，但已經失去平衡。

三、詐騙成型：從“套取”到“放大”

2021 至 2022 年，詐騙進入成熟階段。

多個板塊同時展開：

兒童營養與供餐項目中，虛構供餐點、虛報兒童數量、偽造文件，

實際流失資金超過兩億美元。

大量所謂“自閉症診所”被註冊，卻並無真實患者與治療，

通過醫療補助體系持續套取公共資金。

原本僅約二百六十萬美元規模的藥品補助與住房穩定服務，

在政策通道中被迅速放大至約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偷盜。

這是制度槓桿被劫持之後的指數效應。

四、警示出現，但執法缺席

隨着資金規模異常膨脹，警示信號並非不存在。

內部人員、審計線索、媒體報道，均陸續指出嚴重不匹配現象。

真正引發制度爭議的，是隨後發生的事情。

據多方披露與證詞指稱，州級執法層面出現了明確的“止步”信號。

調查被叫停，追責被延後。

州檢察長 Keith Ellison

因此成為爭議焦點。

如果這些指控最終屬實，問題將不再是失職，而是包庇。

五、聯邦介入：案件性質升級

當地方層級無法繼續推進，聯邦開始全面接管。

由 美國司法部 主導，

多部門協同調查。

結果逐步明朗：

接近一百人被正式起訴；

六十餘人已認罪或定罪；

整體涉案人員規模超過一百五十人；

案件仍在擴展。

這已成為全國性司法事件。

六、越線時刻：陪審團被標價

案件真正發生性質躍遷的，是進入審判階段之後。

三名被告被指控：

以十二萬美元賄賂陪審團成員；

只要七名陪審員堅持無罪，即可製造裁決失敗；

並承諾後續支付更高報酬。

同時，證人遭到恐嚇，證詞受到干擾。

這一刻，案件不再只是公共資金詐騙。

它成為對司法體系本身的攻擊。

七、為什麼這是美國制度的紅線

在美國制度中，陪審團是極少數仍由普通公民直接構成的權力環節。

它不是行政附屬，而是對權力的制衡。

詐騙財政，傷害的是公共資源；

賄賂陪審團，摧毀的是裁決機制。

一旦裁決可以被定價，法律便不再是規則，而只是交易。

這是任何法治國家都無法承受的後果。

八、責任問題，無法迴避

案件走到今天，已經無法再用“漏洞”“監管不足”來概括。

真正的問題是：

為什麼它可以持續多年；

為什麼警示未被執行；

為什麼司法必須由聯邦全面接管。

司法部長 Pam Bondi 的持續表態，

不是政治姿態，而是制度自救。

制度餘響

這起案件最終會有多少刑期、多少罰金，並非唯一重點。

真正重要的，是美國是否仍堅持一個底線：

公共善意不能成為掠奪通道；

司法程序不能被交易；

陪審團不能被標價。

如果這一底線被模糊，

受損的不只是一個州的財政，

而是整個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