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GDP 到 GDE：共生经济学的价值参量

From GDP to GDE: The Value Parameter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2025 年 12 月 28 日 凌晨 · Vancouver

内容提要：本文从 2025 年“宏观繁荣”与“体感寒冬”的强烈反差出发，指出问题并非统计偏差，而是文明价值参量失真。以西蒙·库兹涅茨的 GDP 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加法逻辑”，已经无法解释债务膨胀、无效投资与生命质量停滞并存的现实，其核心结构性问题表现为“用未来换今天”的无效 GDP 与债务滚雪球。

本文提出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核心创新——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发展总值 / 国民效能总值），把 GDP 从“终极目标”降维为“原始输入流量”，并通过效能系数 η（包含能源、社会福祉与生態三维）进行乘法过滤：

GDE=Σ(GDP_i×η_i)，R=GDE/GDP

通过贵州大桥案例与“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 生产–交换–生活”三重逻辑，本文论证：GDE 不是替代 GDP，而是文明级“价值校准体系”，标志着经济核算从“资本记账”走向“生命与生態主权记账”的综合。

Abstract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sharp contrast in 2025 between “macro prosperity” and the “lived winter” of ordinary people, arguing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a statistical deviation but a distortion of civilization’s value parameters. The additive logic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Simon Kuznets’ GDP, can no longer explain the coexistence of debt expansion, ineffective investment, and stagnation in quality of life. Its core structural problem is embodied in the model of “using the future to pay for today,” where ineffective GDP is accumulated through a snowballing debt cycle.

The paper therefore introduces the core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which repositions GDP from an “ultimate objective” to a “raw input flow,” and filters it through a multiplicative 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 η that integrates three dimensions: energy efficiency, social well-being,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GDE=Σ(GDP_i×η_i)，R=GDE/GDP

Using the Guizhou Bridge case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Six Resource Balance Sheets + Production–Exchange–Life triple logic, the paper argues that GD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GDP, but a civilization-level value calibration system, marking a transition in economic accounting from capital bookkeeping to life-and-ecology sovereignty accounting.

一、问题的重新提法：“宏观繁荣”与“体感寒冬”反差

2025 年，官方公布的中国 GDP 增速再次“超 5%”。

然而普通人却清楚地感到：收入增长乏力、生活压力不减反增，“五感”完全对不上“报表上的盛世”。

这种“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严重背离的现象，不是简单的统计误差问题，而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时代问题——

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样的“价值参量”给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记账”？

旅居新西兰的经济学家赵晓在《也谈“这一轮不是周期，而是时代更替”——从 1978 的春天，到 2026 的寒冬》一文中，有一个极为精准的诊断：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真正的底层逻辑只有一句话：用未来换今天。

用人口红利换经济规模，

用土地升值换财政收入，

用地产泡沫换信用扩张，

用外贸顺差换资本积累。

只要未来仍然更大、更年轻、更开放，这套逻辑就在那里！

但现在，未来本身正在收缩。”

“用未来换今天”的因果循环，在统计意义上表现为一轮又一轮“光鲜的 GDP 数据”；在结构意义上，则表现为：

无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累积成的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总量到底有多高？不同口径有不同数字：

我在《From Lies to Unfinished Projects' Turning Point?—The Bankruptcy of Governing Credit and the Gray Rhino of 2026 and Great Fearless Responsibility》中，仅引用了官方承认的约 100 万亿；

朱云来早在 2019 年中金公司一次闭门会议上，给出的估算是600 万亿；

2018 年，我请《天下无债》的作者来复旦 FIST 课程《现代危机与共生思想》讲解时，他与国资委朋友的内部测算是450 万亿。

数字可再争论，但逻辑已经非常清楚：

无效 GDP + 债务滚雪球 = 透支未来几代人的真实收入与生活空间。

在此前的文章《资源效能“转化率”——“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中，我从“资源效能转化率”（Conversion Rate of 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角度，对“无效 GDP”做了一个入口性的分析。现在需要更进一步：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发明的 GDP 价值参量，本身在 21 世纪是否已经“过时”？

如果是，那么——它在我构建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发展总值）核算体系中，应当被放在什么位置？

GDE 不是 GDP 的替代品，而是 GDP 的“价值校准系统”。这是本文真正要回答的问题。这不是情绪问题，而是文明记账方式的结构失真。

二、库兹涅茨的 GDP：工业文明的“加法价值参量”

在工业文明的历史背景下，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是一项伟大发明。它用一个单一的“货币标尺”，把一个国家一年内所有货币化生产、交换活动加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宏观体温表”。

经典的支出法公式为：

GDP=C+I+G+(X−M)GDP = C + I + G + (X - M)GDP=C+I+G+(X−M)

其中：

·         CCC：消费（Consumption）

·         III：投资（Investment）

·         GGG：政府支出（Government Spending）

·         X−MX - MX−M：净出口（Net Exports）

从“价值参量”（Value Parameter）角度看：

GDP 的价值参量 = 资本增值 / 减值的货币打分（Monetary Scoring of Capital Accumulation），本质是一个“加法逻辑”的流量统计。

只要有货币化交易，不管是修桥、挖路、重建，还是污染与污染治理，都可以“加”到 GDP 上。

于是：

·         修一条路（+GDP）

·         挖开重修（+GDP）

·         污染环境（+GDP）

·         治理污染（+GDP）

账面上都在增长，好坏/质量却被掩盖了。

伟大的库兹涅茨本人，其实留过“脚注”：

“一个国家的福利，很难从国民收入的指标中直接推断。”

但这个警告在后来的“GDP 锦标赛”时代几乎被完全淹没。于是，我们看到情景是：

·         短期上看，GDP 指标驱动了战后重建、基础设施爆发式扩张；

·         长期上看，它也同样驱动了无效建设、债务膨胀、生態透支和代际不公。

换句话说：

GDP 是工业文明的伟大工具，但已经无法承担 21 世纪文明“记账”的核心责任。

三、共生经济学的 GDE：从“加法规模”转向“乘法效能”

GDE价值参量，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时任新闻办主任的朋友赵启正先生，在收到我给江西省政府写的《建设国家级“环鄱阳湖生態文明实验区”》的建议，他在回信中，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钱宏，工业文明的价值参量是GDP，你这个生態文明的参量是什么？”我当时请他给我一周的时间回复他。

这就是“GDE价值参量”的由来（参看《生態经济参量指标》刊《经济要参》2013年第4期；《再论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经济要参》2019年44期）。

不同于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GDP国民账户核算框架的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的，是一个思维方法和结构全新的国民账户核算框架：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发展总值）

它并不是简单地“否定 GDP”，而是：

·         保留 GDP 作为“原始流量数据”（Raw Data），

·         但把它从“终极目标”降维为“需要被乘法过滤的基础输入项”。

用一句比喻：

在 GDE 框架中，GDP 是投入系统的“热量”（Heat），而 GDE 衡量的是这些热量转化成了多少“有用功”（Useful Work）——即真实的生命与生態效能。

GDE 的核心关注点，从“多做多少事”（More Activities）转变为“做的这些事有多有效”（Effectiveness）：

·         是不是提高了资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

·         是不是增强了社会福祉（Social Well-being）？

·         是不是修复或增益了生態（Ecological Regeneration）？

同时，核算边界也从传统的“企业 + 政府两张资产负债表”，拓展到：

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即一个“广义生態（Extended Ecology）”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状態（注：这里的“態”，必须恢复用繁体字）。

资源效能“转化率”——“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

四、GDP 在 GDE 体系中的新位置：三个维度的“降维与重构”

在共生经济学的 GDE 核算体系中，西蒙·库兹涅茨的 GDP 既没有被废弃，也不再被神化，而是被降维、重构，并嵌入到一个更宏大的乘法逻辑中。

从西蒙·库兹涅的GDP价值参量到共生经济学的GDE价值参量延展，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界定 GDP 的新位置：

（一）从“核心目标”降为“基础流量参量”（Raw Flow Parameter）

在传统范式里：

GDP = 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 + 政绩评估的终极指标。

而在 GDE 范式下：

GDP 仅被视为“交易活跃度”的原始数据（Raw Data），它只是 GDE 公式中的一个初级输入变量。

换言之：

·         过去：“让 GDP 尽量大”

·         现在：“这些 GDP 在 GDE 里到底值多少？”

热量可以很大，但如果转化成“有用功”的效率很低，那就只是“过热”或干脆说就是浪费，就是纯粹“能耗”。

（二）从“加法逻辑”进入“乘法过滤器”（Multiplicative Filter）

GDP 的生成遵循的是加法思维：

GDP = C + I + G + (X − M)

只要项目发生了货币化（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与产出（无论是否实现价值），都可以“加”进去。

在 GDE 体系中，GDP 不再直接累加，而是必须经过一个效能系数（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的乘法过滤：

从西蒙·库兹涅的GDP价值参量到共生经济学的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价值参量，其延展核心结构：

GDE = ∑ ( GDPᵢ × ηᵢ )

其中：

·         GDP_ᵢ：第 iii 个行业 / 项目 / 活动的产值；；

·         η_i ：该活动对于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综合效能系数（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包括能效/能耗系数，而不是单纯的“能效系数”。

位置与性质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         有效 GDP（Effective GDP）：

若该活动在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维度上创造了净正效应（η_i > 1），则它在 GDE 中的贡献会被放大。

·         无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若它以牺牲家庭福利、透支政府信用、破坏生態为代价（η_i < 1），则在 GDE 核算中会被折减，严重时甚至可记为负值。

（三）从“生产边界”扩展至“生態边界”（Ecological Boundary）

库兹涅茨也承认：“一个国家福利很难从国民收入中推断出来。”GDE 正是在回应这一警告。

传统 GDP 有两个局限：

第一是只统计进入市场的货币化交换；

第二是核算主体基本局限于企业与政府。

在 GDE 体系中：

第一，GDP 被放回“企业 + 政府”这两个相对狭窄的资产负债表；

第二，家庭内部劳务、社区自组织互助、自然生態服务等非货币化价值，被纳入更广义的核算边界；

第三，通过“生产回归生活 – 生活呈现生態 – 生態激励生命”的逻辑加以量化。（参看钱宏《资源效能“转化率”——“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 http://symbiosism.com.cn/11392.html）

于是：

此时的 GDP，只是 GDE 宏大拼图中的六分之一，

仅对应“企业与政府部门的交换流量”。

从西蒙·库兹涅的GDP价值参量到共生经济学的GDE价值参量延展，可以用一个简要对照来概括这种角色演变：

角色：

GDP：统领一切的“结果”

GDE：被过滤后的“生命效能总值”，而 GDP 只是其中的原始输入

性质：

GDP：资本增值的加法（Quantity）

GDE：资源效能的乘法（Quality）

核算主体：

GDP：市场 / 政府（单一维度）

GDE：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全维共生）

价值导向：

GDP：流量规模越高越好

GDE：转化率（Conversion Rate）越高越好

一句话：

在 GDE 体系中，GDP 变成了“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原始成本项”之一，

我们不再为“花了多少钱（GDP）”而欢呼，而只为“这些钱转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与生態资产（GDE）”而考核。

五、效能系数 η：从“能效比”到“资源效能”

在最初的技术讨论中，曾用“能效系数（能效 / 能耗比）”来形容 η_i 。但更精确的表达应该是：

效能系数（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以能效为基础，但不仅限于能效，而是“资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乘法逻辑。

从西蒙·库兹涅的GDP价值参量到共生经济学的GDE价值参量延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值，而是一个多维度的“价值过滤器”。在形式上，我们可以将效能系数（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拆解为三维：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其中：

·         αi：物理维度的效能——能量与信息的转化效率（Energy Effectiveness）

·         βi：社会维度的效能——福祉与结构的增量（Social Well-being Effectiveness）

·         γi：生態维度的效能——环境外部性的调整（Ecological Effectiveness）

（一）α：物理维度（Energy Effectiveness）

关注问题：

·         单位 GDP 耗费多少能源（Joule）？

·         产生多少有效信息、知识与技术进步（Bit + Know-how）？

·         与同类活动相比，它在“同样资源 → 更高支撑能力”上表现如何？

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项目，其 αalphaα 必然偏低；
高附加值、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活动，αalphaα 会显著高于 1。

（二）β：社会维度（Social Well-being）

关注的问题：

·         是否减少了通勤与生活成本？

·         是否释放了家庭与个体的可支配时间？

·         是否增强了社区的互助、信任与自组织能力？

·         是否减少了不平等与结构性焦虑？

一句话：

β衡量的是：这一元钱，让人更有“活力”，还是更“被耗尽”？

（三）γ：生態维度（Ecological Externality）

生態外部性可以用一个示意公式来表达：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         如果一个项目的环境损耗非常高，则 γ_i 显著低于 1；

·         如果它具有再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作用，则 γ_i可以接近或超过 1。

通过 α×β×γ效能系数 η_i 就不再是主观“评分表”，而成为一个跨物理–社会–生態的综合过滤器，把传统 GDP 的“数字繁荣”转换成 GDE 体系下的“效能真相”。

六、公式具体化：以“贵州大桥”为例

现在，我们用原始记录中的“贵州大桥”案例，对公式做一个具象演示。

假设某座大桥在建设期：

投入巨大，统计贡献的 GDP 为：

GDP_i=100 亿

在传统统计中：

这 100 亿直接计入 GDP，成为“政绩工程”的亮点。

在 GDE 核算中，我们需要给出这个项目的效能系数 η_i ：

·         资源效能 α：建设过程能耗极高，地形险要使得实际效率不高，设定为 α=0.8；

·         社会效能 β：通车后车流微弱，未有效缩短物流成本，未真正带动区域生活与产业，设定为 β=0.4；

·         生態效能 γ：对当地植被与水土有破坏，维护成本长年居高不下，设定为 γ=0.9。

代入公式：

η_i=0.8×0.4×0.9=0.288

GDE_i=100 亿×0.288=28.8 亿

于是：

这座桥在 GDE 账本上只值 28.8 亿。

那么问题来了，那“消失”的 71.2 亿是什么？

其实，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包括官员和机构（TRUST）寻租在内的部分，变成了分摊在“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上的各种隐性和显性“赤字”：

·         政府：显性或隐性债务增加；

·         企业：资本回报率下降；

·         自然：山体破碎、水土流失；

·         社会 / 家庭 / 社区：本可以投到养育、教育、健康、养老、创新的小微经济上的资源，被锁死和透支在维护这座桥的长期成本里。

在 GDP 逻辑中，它是“百亿大工程” “千年大计”；在 GDE 逻辑中，它更多是一个“文明级亏损项目”，偶尔为之，尚可承受，但多了变成“政绩工程”，就不合情理。

《奇迹的黄昏》（2008）和《大拐点》（2012）作者袁剑有句名言：在快速增长的繁荣期，许多结构性矛盾、债务压力或制度成本没有显现，但你不可能真的永远藏在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这和赵晓说的“用未来换今天”有异曲一工之妙。

七、GDE 的单位与 “GDE/GDP 转化比”

（一）GDE 价值参量单位：经效能校准的货币单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传统 GDP 的单位，是单一货币（元 / 美元），本质是资本增值 / 减值的记账单位。

那么，GDE 的单位是什么？是焦耳（Joule）？比特（Bit）？还是一种综合指数？为了既保持物理与生態意义，又便于政策和市场理解，可以采用一个近似折中的定义：

GDE 单位 = 1 元人民币 × 综合效能系数（η）

也就是说：

1 GDE 单位=1 元×η

它在形式上仍与货币挂钩，却不再只是“交换了多少钱”，而是：

这一元背后，究竟承载了多少有效的生命支持力与生態复原力。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标准共生币”（Standard Symbiotic Unit）或“经效能校准的货币单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二）从项目到国民经济：GDE/GDP 转化比

在项目层面，我们可以计算单个项目的效能系数 η_i；

在整体经济层面，可以引入一个更直观的GDE 与 GDP 关系衡量指标：

R=GDE/GDP

我们称之为：

GDE/GDP 转化比（Conversion Ratio of GDE to GDP）

其含义非常直观：

若 R > 1：

说明总体上，单位 GDP 投入，转化成了更高的生命与生態效能。这种经济可以被称为 “生命激励型经济”（Life-Enhancing Economy）。

若 R < 1：

说明总体上，这个经济体仍在以资源消耗和环境透支的方式创造账面产值，属于 “资源消耗型经济”（Resource-Depleting Economy）。

若 R ≈ 1：

可以看作一种临界状態——既不过度透支，也尚未形成强劲的正向共生结构。

在政策实践中，GDE 总量与 GDE/GDP 转化比 可以一起构成一个国家的“共生健康指数”（参见共生经济学“健康黄金率”），比单一 GDP 增速更适合作为 21 世纪的宏观调控标尺。

八、从两张表到六大表：“生产–交换–生活”的共生核算逻辑

从核算对象看，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主要围绕企业与政府两张资产负债表展开，只关心狭义的货币化资产。

共生经济学则将统计范围扩展为：

自然（Nature）– 社会（Society）– 家庭（Household）– 社区（Community）– 企业（Enterprise）– 政府（Government）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资源效能“转化率”——“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

并与“生产–交换–生活”的三重逻辑对应起来：

生产（Production，回归生活需求）

关注企业与政府的资产表，

看它们是否真正创造了满足生活需求的有效产品与服务。

交换（Exchange，全要素生態供给）

关注市场与社会资本的流动，

确保交换是公平、高效、覆盖全要素，而不是仅仅统计货币交易。

生活（Life，激励生命）

落脚到家庭、社区、自然三张资产表，

衡量一切经济活动是否真正提升了生命形態的活力与自组织动態平衡。

因此，GDE 核算体系不仅仅是一套会计技术，而是一场经济哲学范式的深度转移：

从“增量思维”（More）到“效率思维”（Better），

从“狭义主体”（Narrow Actor）到“广义生態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这个框架引入，整个经济学的对象和结构都将发生相适宜适应的改变：

共生经济学“恋爱”的对象，不再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也不只是奥派经济学笼统的“自由行动人”（Acting Man），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 “仨自组织人”（Triune Self-Organizing Person）——即真正的交互共生人（Intersubjective Symbiont）。

九、结语：从 “GDP 锦标赛”到 GDE 文明账本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伟大的西蒙·库兹涅茨发明的 GDP 价值参量，在共生经济学的 GDE 核算体系中，应处于什么位置？

现在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1.  GDP 不再是“王冠上的宝石”，而是 GDE 公式中的一个基础输入项。

2.  GDE 通过效能系数 η_i ，把“加法规模”转化为“乘法效能”。

3.  GDE/GDP 转化比 R，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在“透支未来”，还是在“激励生命”的关键结构指标。

4.  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 “生产–交换–生活”的三重逻辑，使核算边界从“市场–政府”拓展到“广义生態”。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蒙·库兹涅茨为工业文明发明了GDP；共生经济学则必须为共生文明发明 GDE。

这是一次工具层面的更新，更是一次文明自我反省与重建价值标尺的尝试。

当我们不再为“花了多少钱”而沾沾自喜，而开始认真追问：

“这些钱，究竟被转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社会尊严与生態修复？”

那一天，GDE 就不再只是一个公式，而是人类文明的“新账本首页”——GDE 是人类文明从“资本和权力勾兑的记账方式”，过渡到“生命与生態主权的记账方式”。

最后，尽管共生经济学的GDE价值参量的框架及初步统计方法提出已经17年了，但要完善到易于操作，尚需要多方面的专家一起努力，因为它涉及物理、生理、心理、伦理、数理、哲理知识的打通，涉及“LIFE（生命形態）-AI（智能形態）-TRUST（组织形態）”的规范，涉及人类 “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 “从智慧之爱（Philosophy）到爱之智慧（Amorsophia）”的历史跃迁。

在这个意义上，也有必要在2026年，AI概念诞生70周年之际，召集一次广泛参与的“新达特茅斯会议：AI（1956）-AM（2026）”。

这次就说到这里。

附录公式：

1️⃣ 传统 GDP 核算公式：

GDP = C + I + G + (X − M)

2️⃣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核心结构：

GDE = Σ ( GDPᵢ × ηᵢ )

3️⃣ 效能系数（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分解：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4️⃣ 生態外部性示意计算式：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5️⃣ GDE 与 GDP 关系衡量指标：

R = GDE / GDP

郑重说明：本文由谷歌AI、x AI Grok和Open AI协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