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GDP 到 GDE：共生經濟學的價值參量

From GDP to GDE: The Value Parameter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2025 年 12 月 28 日 凌晨 · Vancouver

內容提要：本文從 2025 年“宏觀繁榮”與“體感寒冬”的強烈反差出發，指出問題並非統計偏差，而是文明價值參量失真。以西蒙·庫茲涅茨的 GDP 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加法邏輯”，已經無法解釋債務膨脹、無效投資與生命質量停滯並存的現實，其核心結構性問題表現為“用未來換今天”的無效 GDP 與債務滾雪球。

本文提出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核心創新——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 / 國民效能總值），把 GDP 從“終極目標”降維為“原始輸入流量”，並通過效能係數 η（包含能源、社會福祉與生態三維）進行乘法過濾：

GDE=Σ(GDP_i×η_i)，R=GDE/GDP

通過貴州大橋案例與“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 生產–交換–生活”三重邏輯，本文論證：GDE 不是替代 GDP，而是文明級“價值校準體系”，標誌着經濟核算從“資本記賬”走向“生命與生態主權記賬”的綜合。

Abstract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sharp contrast in 2025 between “macro prosperity” and the “lived winter” of ordinary people, arguing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a statistical deviation but a distortion of civilization’s value parameters. The additive logic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Simon Kuznets’ GDP, can no longer explain the coexistence of debt expansion, ineffective investment, and stagnation in quality of life. Its core structural problem is embodied in the model of “using the future to pay for today,” where ineffective GDP is accumulated through a snowballing debt cycle.

The paper therefore introduces the core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which repositions GDP from an “ultimate objective” to a “raw input flow,” and filters it through a multiplicative 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 η that integrates three dimensions: energy efficiency, social well-being,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GDE=Σ(GDP_i×η_i)，R=GDE/GDP

Using the Guizhou Bridge case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Six Resource Balance Sheets + Production–Exchange–Life triple logic, the paper argues that GD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GDP, but a civilization-level value calibration system, marking a transition in economic accounting from capital bookkeeping to life-and-ecology sovereignty accounting.

一、問題的重新提法：“宏觀繁榮”與“體感寒冬”反差

2025 年，官方公布的中國 GDP 增速再次“超 5%”。

然而普通人卻清楚地感到：收入增長乏力、生活壓力不減反增，“五感”完全對不上“報表上的盛世”。

這種“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嚴重背離的現象，不是簡單的統計誤差問題，而是一個邏輯層面的時代問題——

我們到底在用什麼樣的“價值參量”給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記賬”？

旅居新西蘭的經濟學家趙曉在《也談“這一輪不是周期，而是時代更替”——從 1978 的春天，到 2026 的寒冬》一文中，有一個極為精準的診斷：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真正的底層邏輯只有一句話：用未來換今天。

用人口紅利換經濟規模，

用土地升值換財政收入，

用地產泡沫換信用擴張，

用外貿順差換資本積累。

只要未來仍然更大、更年輕、更開放，這套邏輯就在那裡！

但現在，未來本身正在收縮。”

“用未來換今天”的因果循環，在統計意義上表現為一輪又一輪“光鮮的 GDP 數據”；在結構意義上，則表現為：

無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累積成的債務危機。

中國債務總量到底有多高？不同口徑有不同數字：

我在《From Lies to Unfinished Projects' Turning Point?—The Bankruptcy of Governing Credit and the Gray Rhino of 2026 and Great Fearless Responsibility》中，僅引用了官方承認的約 100 萬億；

朱雲來早在 2019 年中金公司一次閉門會議上，給出的估算是600 萬億；

2018 年，我請《天下無債》的作者來復旦 FIST 課程《現代危機與共生思想》講解時，他與國資委朋友的內部測算是450 萬億。

數字可再爭論，但邏輯已經非常清楚：

無效 GDP + 債務滾雪球 = 透支未來幾代人的真實收入與生活空間。

在此前的文章《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中，我從“資源效能轉化率”（Conversion Rate of 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角度，對“無效 GDP”做了一個入口性的分析。現在需要更進一步：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所發明的 GDP 價值參量，本身在 21 世紀是否已經“過時”？

如果是，那麼——它在我構建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核算體系中，應當被放在什麼位置？

GDE 不是 GDP 的替代品，而是 GDP 的“價值校準系統”。這是本文真正要回答的問題。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文明記賬方式的結構失真。

二、庫茲涅茨的 GDP：工業文明的“加法價值參量”

在工業文明的歷史背景下，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是一項偉大發明。它用一個單一的“貨幣標尺”，把一個國家一年內所有貨幣化生產、交換活動加總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頗具操作性的“宏觀體溫表”。

經典的支出法公式為：

GDP=C+I+G+(X−M)GDP = C + I + G + (X - M)GDP=C+I+G+(X−M)

其中：

·         CCC：消費（Consumption）

·         III：投資（Investment）

·         GGG：政府支出（Government Spending）

·         X−MX - MX−M：淨出口（Net Exports）

從“價值參量”（Value Parameter）角度看：

GDP 的價值參量 = 資本增值 / 減值的貨幣打分（Monetary Scoring of Capital Accumulation），本質是一個“加法邏輯”的流量統計。

只要有貨幣化交易，不管是修橋、挖路、重建，還是污染與污染治理，都可以“加”到 GDP 上。

於是：

·         修一條路（+GDP）

·         挖開重修（+GDP）

·         污染環境（+GDP）

·         治理污染（+GDP）

賬面上都在增長，好壞/質量卻被掩蓋了。

偉大的庫茲涅茨本人，其實留過“腳註”：

“一個國家的福利，很難從國民收入的指標中直接推斷。”

但這個警告在後來的“GDP 錦標賽”時代幾乎被完全淹沒。於是，我們看到情景是：

·         短期上看，GDP 指標驅動了戰後重建、基礎設施爆發式擴張；

·         長期上看，它也同樣驅動了無效建設、債務膨脹、生態透支和代際不公。

換句話說：

GDP 是工業文明的偉大工具，但已經無法承擔 21 世紀文明“記賬”的核心責任。

三、共生經濟學的 GDE：從“加法規模”轉向“乘法效能”

GDE價值參量，是2008年金融危機前，時任新聞辦主任的朋友趙啟正先生，在收到我給江西省政府寫的《建設國家級“環鄱陽湖生態文明實驗區”》的建議，他在回信中，向我提了一個問題：“錢宏，工業文明的價值參量是GDP，你這個生態文明的參量是什麼？”我當時請他給我一周的時間回復他。

這就是“GDE價值參量”的由來（參看《生態經濟參量指標》刊《經濟要參》2013年第4期；《再論國民“生產-交換-生活”賬戶核算體系》，《經濟要參》2019年44期）。

不同於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GDP國民賬戶核算框架的是，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提出的，是一個思維方法和結構全新的國民賬戶核算框架：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

它並不是簡單地“否定 GDP”，而是：

·         保留 GDP 作為“原始流量數據”（Raw Data），

·         但把它從“終極目標”降維為“需要被乘法過濾的基礎輸入項”。

用一句比喻：

在 GDE 框架中，GDP 是投入系統的“熱量”（Heat），而 GDE 衡量的是這些熱量轉化成了多少“有用功”（Useful Work）——即真實的生命與生態效能。

GDE 的核心關注點，從“多做多少事”（More Activities）轉變為“做的這些事有多有效”（Effectiveness）：

·         是不是提高了資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

·         是不是增強了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

·         是不是修復或增益了生態（Ecological Regeneration）？

同時，核算邊界也從傳統的“企業 + 政府兩張資產負債表”，拓展到：

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即一個“廣義生態（Extended Ecology）”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狀態（註：這裡的“態”，必須恢復用繁體字）。

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四、GDP 在 GDE 體系中的新位置：三個維度的“降維與重構”

在共生經濟學的 GDE 核算體系中，西蒙·庫茲涅茨的 GDP 既沒有被廢棄，也不再被神化，而是被降維、重構，並嵌入到一個更宏大的乘法邏輯中。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界定 GDP 的新位置：

（一）從“核心目標”降為“基礎流量參量”（Raw Flow Parameter）

在傳統範式里：

GDP = 國家治理的核心目標 + 政績評估的終極指標。

而在 GDE 範式下：

GDP 僅被視為“交易活躍度”的原始數據（Raw Data），它只是 GDE 公式中的一個初級輸入變量。

換言之：

·         過去：“讓 GDP 儘量大”

·         現在：“這些 GDP 在 GDE 里到底值多少？”

熱量可以很大，但如果轉化成“有用功”的效率很低，那就只是“過熱”或乾脆說就是浪費，就是純粹“能耗”。

（二）從“加法邏輯”進入“乘法過濾器”（Multiplicative Filter）

GDP 的生成遵循的是加法思維：

GDP = C + I + G + (X − M)

只要項目發生了貨幣化（人力、物力、財力）投入與產出（無論是否實現價值），都可以“加”進去。

在 GDE 體系中，GDP 不再直接累加，而是必須經過一個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的乘法過濾：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價值參量，其延展核心結構：

GDE = ∑ ( GDPᵢ × ηᵢ )

其中：

·         GDP_ᵢ：第 iii 個行業 / 項目 / 活動的產值；；

·         η_i ：該活動對於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綜合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包括能效/能耗係數，而不是單純的“能效係數”。

位置與性質的變化是根本性的：

·         有效 GDP（Effective GDP）：

若該活動在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維度上創造了淨正效應（η_i > 1），則它在 GDE 中的貢獻會被放大。

·         無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若它以犧牲家庭福利、透支政府信用、破壞生態為代價（η_i < 1），則在 GDE 核算中會被折減，嚴重時甚至可記為負值。

（三）從“生產邊界”擴展至“生態邊界”（Ecological Boundary）

庫茲涅茨也承認：“一個國家福利很難從國民收入中推斷出來。”GDE 正是在回應這一警告。

傳統 GDP 有兩個局限：

第一是只統計進入市場的貨幣化交換；

第二是核算主體基本局限於企業與政府。

在 GDE 體系中：

第一，GDP 被放回“企業 + 政府”這兩個相對狹窄的資產負債表；

第二，家庭內部勞務、社區自組織互助、自然生態服務等非貨幣化價值，被納入更廣義的核算邊界；

第三，通過“生產回歸生活 – 生活呈現生態 – 生態激勵生命”的邏輯加以量化。（參看錢宏《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http://symbiosism.com.cn/11392.html）

於是：

此時的 GDP，只是 GDE 宏大拼圖中的六分之一，

僅對應“企業與政府部門的交換流量”。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可以用一個簡要對照來概括這種角色演變：

角色：

GDP：統領一切的“結果”

GDE：被過濾後的“生命效能總值”，而 GDP 只是其中的原始輸入

性質：

GDP：資本增值的加法（Quantity）

GDE：資源效能的乘法（Quality）

核算主體：

GDP：市場 / 政府（單一維度）

GDE：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全維共生）

價值導向：

GDP：流量規模越高越好

GDE：轉化率（Conversion Rate）越高越好

一句話：

在 GDE 體系中，GDP 變成了“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原始成本項”之一，

我們不再為“花了多少錢（GDP）”而歡呼，而只為“這些錢轉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與生態資產（GDE）”而考核。

五、效能係數 η：從“能效比”到“資源效能”

在最初的技術討論中，曾用“能效係數（能效 / 能耗比）”來形容 η_i 。但更精確的表達應該是：

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以能效為基礎，但不僅限於能效，而是“資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乘法邏輯。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不是一個簡單的比值，而是一個多維度的“價值過濾器”。在形式上，我們可以將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拆解為三維：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其中：

·         αi：物理維度的效能——能量與信息的轉化效率（Energy Effectiveness）

·         βi：社會維度的效能——福祉與結構的增量（Social Well-being Effectiveness）

·         γi：生態維度的效能——環境外部性的調整（Ecological Effectiveness）

（一）α：物理維度（Energy Effectiveness）

關注問題：

·         單位 GDP 耗費多少能源（Joule）？

·         產生多少有效信息、知識與技術進步（Bit + Know-how）？

·         與同類活動相比，它在“同樣資源 → 更高支撐能力”上表現如何？

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項目，其 αalphaα 必然偏低；
高附加值、低能耗、知識密集型的活動，αalphaα 會顯著高於 1。

（二）β：社會維度（Social Well-being）

關注的問題：

·         是否減少了通勤與生活成本？

·         是否釋放了家庭與個體的可支配時間？

·         是否增強了社區的互助、信任與自組織能力？

·         是否減少了不平等與結構性焦慮？

一句話：

β衡量的是：這一元錢，讓人更有“活力”，還是更“被耗盡”？

（三）γ：生態維度（Ecological Externality）

生態外部性可以用一個示意公式來表達：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         如果一個項目的環境損耗非常高，則 γ_i 顯著低於 1；

·         如果它具有再生、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等作用，則 γ_i可以接近或超過 1。

通過 α×β×γ效能係數 η_i 就不再是主觀“評分表”，而成為一個跨物理–社會–生態的綜合過濾器，把傳統 GDP 的“數字繁榮”轉換成 GDE 體系下的“效能真相”。

六、公式具體化：以“貴州大橋”為例

現在，我們用原始記錄中的“貴州大橋”案例，對公式做一個具象演示。

假設某座大橋在建設期：

投入巨大，統計貢獻的 GDP 為：

GDP_i=100 億

在傳統統計中：

這 100 億直接計入 GDP，成為“政績工程”的亮點。

在 GDE 核算中，我們需要給出這個項目的效能係數 η_i ：

·         資源效能 α：建設過程能耗極高，地形險要使得實際效率不高，設定為 α=0.8；

·         社會效能 β：通車後車流微弱，未有效縮短物流成本，未真正帶動區域生活與產業，設定為 β=0.4；

·         生態效能 γ：對當地植被與水土有破壞，維護成本長年居高不下，設定為 γ=0.9。

代入公式：

η_i=0.8×0.4×0.9=0.288

GDE_i=100 億×0.288=28.8 億

於是：

這座橋在 GDE 賬本上只值 28.8 億。

那麼問題來了，那“消失”的 71.2 億是什麼？

其實，它們並沒有消失，而是包括官員和機構（TRUST）尋租在內的部分，變成了分攤在“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上的各種隱性和顯性“赤字”：

·         政府：顯性或隱性債務增加；

·         企業：資本回報率下降；

·         自然：山體破碎、水土流失；

·         社會 / 家庭 / 社區：本可以投到養育、教育、健康、養老、創新的小微經濟上的資源，被鎖死和透支在維護這座橋的長期成本里。

在 GDP 邏輯中，它是“百億大工程” “千年大計”；在 GDE 邏輯中，它更多是一個“文明級虧損項目”，偶爾為之，尚可承受，但多了變成“政績工程”，就不合情理。

《奇蹟的黃昏》（2008）和《大拐點》（2012）作者袁劍有句名言：在快速增長的繁榮期，許多結構性矛盾、債務壓力或制度成本沒有顯現，但你不可能真的永遠藏在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這和趙曉說的“用未來換今天”有異曲一工之妙。

七、GDE 的單位與 “GDE/GDP 轉化比”

（一）GDE 價值參量單位：經效能校準的貨幣單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傳統 GDP 的單位，是單一貨幣（元 / 美元），本質是資本增值 / 減值的記賬單位。

那麼，GDE 的單位是什麼？是焦耳（Joule）？比特（Bit）？還是一種綜合指數？為了既保持物理與生態意義，又便於政策和市場理解，可以採用一個近似折中的定義：

GDE 單位 = 1 元人民幣 × 綜合效能係數（η）

也就是說：

1 GDE 單位=1 元×η

它在形式上仍與貨幣掛鈎，卻不再只是“交換了多少錢”，而是：

這一元背後，究竟承載了多少有效的生命支持力與生態復原力。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標準共生幣”（Standard Symbiotic Unit）或“經效能校準的貨幣單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二）從項目到國民經濟：GDE/GDP 轉化比

在項目層面，我們可以計算單個項目的效能係數 η_i；

在整體經濟層面，可以引入一個更直觀的GDE 與 GDP 關係衡量指標：

R=GDE/GDP

我們稱之為：

GDE/GDP 轉化比（Conversion Ratio of GDE to GDP）

其含義非常直觀：

若 R > 1：

說明總體上，單位 GDP 投入，轉化成了更高的生命與生態效能。這種經濟可以被稱為 “生命激勵型經濟”（Life-Enhancing Economy）。

若 R < 1：

說明總體上，這個經濟體仍在以資源消耗和環境透支的方式創造賬面產值，屬於 “資源消耗型經濟”（Resource-Depleting Economy）。

若 R ≈ 1：

可以看作一種臨界狀態——既不過度透支，也尚未形成強勁的正向共生結構。

在政策實踐中，GDE 總量與 GDE/GDP 轉化比 可以一起構成一個國家的“共生健康指數”（參見共生經濟學“健康黃金率”），比單一 GDP 增速更適合作為 21 世紀的宏觀調控標尺。

八、從兩張表到六大表：“生產–交換–生活”的共生核算邏輯

從核算對象看，傳統國民經濟核算主要圍繞企業與政府兩張資產負債表展開，只關心狹義的貨幣化資產。

共生經濟學則將統計範圍擴展為：

自然（Nature）– 社會（Society）– 家庭（Household）– 社區（Community）– 企業（Enterprise）– 政府（Government）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並與“生產–交換–生活”的三重邏輯對應起來：

生產（Production，回歸生活需求）

關注企業與政府的資產表，

看它們是否真正創造了滿足生活需求的有效產品與服務。

交換（Exchange，全要素生態供給）

關注市場與社會資本的流動，

確保交換是公平、高效、覆蓋全要素，而不是僅僅統計貨幣交易。

生活（Life，激勵生命）

落腳到家庭、社區、自然三張資產表，

衡量一切經濟活動是否真正提升了生命形態的活力與自組織動態平衡。

因此，GDE 核算體系不僅僅是一套會計技術，而是一場經濟哲學範式的深度轉移：

從“增量思維”（More）到“效率思維”（Better），

從“狹義主體”（Narrow Actor）到“廣義生態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這個框架引入，整個經濟學的對象和結構都將發生相適宜適應的改變：

共生經濟學“戀愛”的對象，不再是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也不只是奧派經濟學籠統的“自由行動人”（Acting Man），而是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 “仨自組織人”（Triune Self-Organizing Person）——即真正的交互共生人（Intersubjective Symbiont）。

九、結語：從 “GDP 錦標賽”到 GDE 文明賬本

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偉大的西蒙·庫茲涅茨發明的 GDP 價值參量，在共生經濟學的 GDE 核算體系中，應處於什麼位置？

現在可以給出一個清晰的回答：

1.  GDP 不再是“王冠上的寶石”，而是 GDE 公式中的一個基礎輸入項。

2.  GDE 通過效能係數 η_i ，把“加法規模”轉化為“乘法效能”。

3.  GDE/GDP 轉化比 R，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在“透支未來”，還是在“激勵生命”的關鍵結構指標。

4.  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 “生產–交換–生活”的三重邏輯，使核算邊界從“市場–政府”拓展到“廣義生態”。

從這個意義上講：

西蒙·庫茲涅茨為工業文明發明了GDP；共生經濟學則必須為共生文明發明 GDE。

這是一次工具層面的更新，更是一次文明自我反省與重建價值標尺的嘗試。

當我們不再為“花了多少錢”而沾沾自喜，而開始認真追問：

“這些錢，究竟被轉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社會尊嚴與生態修復？”

那一天，GDE 就不再只是一個公式，而是人類文明的“新賬本首頁”——GDE 是人類文明從“資本和權力勾兌的記賬方式”，過渡到“生命與生態主權的記賬方式”。

最後，儘管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的框架及初步統計方法提出已經17年了，但要完善到易於操作，尚需要多方面的專家一起努力，因為它涉及物理、生理、心理、倫理、數理、哲理知識的打通，涉及“LIFE（生命形態）-AI（智能形態）-TRUST（組織形態）”的規範，涉及人類 “從軸心時代到共生時代”， “從智慧之愛（Philosophy）到愛之智慧（Amorsophia）”的歷史躍遷。

在這個意義上，也有必要在2026年，AI概念誕生70周年之際，召集一次廣泛參與的“新達特茅斯會議：AI（1956）-AM（2026）”。

這次就說到這裡。

附錄公式：

1️⃣ 傳統 GDP 核算公式：

GDP = C + I + G + (X − M)

2️⃣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核心結構：

GDE = Σ ( GDPᵢ × ηᵢ )

3️⃣ 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分解：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4️⃣ 生態外部性示意計算式：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5️⃣ GDE 與 GDP 關係衡量指標：

R = GDE / GDP

鄭重說明：本文由谷歌AI、x AI Grok和Open AI協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