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偉論道】委內瑞拉有極佳潛質成為美國的新阿富汗

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大國之間的競爭早已不再局限於戰爭與制裁，而是更多體現在戰略重心的取捨、介入方式的選擇以及對他國命運的判斷之中。某些事件之所以引發強烈震動，並不只是因為其戲劇性本身，而在於它們往往暴露出一條正在形成、卻尚未成熟、甚至尚未經受現實檢驗的戰略路線。美國近期圍繞委內瑞拉採取的一系列行動，正是這樣一個信號——它不僅關乎一國政權的命運，更折射出美國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這種理解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

委內瑞拉總統 尼古拉斯·馬杜羅 被美方抓捕並押往美國，本身已是冷戰後極為罕見、政治衝擊力極強的事件。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只是一次“越境執法”或“強權示範”，而是它所昭示的——美國大戰略的重心轉移，正在以一種明顯超前於其戰略成熟度的激進方式展開。

如果說過去幾年，美國對外戰略仍帶有“全球同時用力”的慣性，那麼這一事件幾乎是一次公開宣告：美洲，正在被重新放到第一位。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正在被要求“自我承擔更多安全責任”，事實上已開始進入戰略退守階段。這種變化並非停留在政策文本或外交辭令之中，而是以高度戲劇化、極具象徵意味的方式直接呈現在世界面前。

問題從來不在於戰略取捨本身，而在於：如此劇烈、如此高風險的戰術動作，是否真正與當下多極世界的結構、力量分布以及利益深度糾纏的現實相匹配？

一、歷史的回聲：上一次“抓總統”，發生在什麼時候？

許多觀察者很快就意識到，這一幕並非完全沒有先例。

1989 年，美國以“緝毒”“維護法治”為名，出兵巴拿馬，抓捕時任總統 曼努埃爾·諾列加。行動迅速，結局乾脆，最終以巴拿馬政權更迭收場。在當時的美國國內，這一行動被視為果斷而成功的海外執法。

但那是什麼年代？
那是冷戰行將結束、美國單極優勢達到頂峰的年代；
那是拉美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幾乎不存在“外部支點”的年代。

而今天的世界，早已進入多極並存、力量交錯、利益高度嵌套的狀態。把三十多年前的經驗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今天，不僅是歷史類比的濫用，更是一種危險的戰略錯覺。歷史可以提供警示，卻從不提供可複製的模板。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巴拿馬並非只是歷史記憶中的案例。圍繞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的經營權與控制權問題，中美之間的博弈至今仍在進行之中。這不是象徵性爭議，而是涉及全球航運、貿易通道與資本控制的現實問題。正是這一“進行時”的事實提醒人們：美洲早已不是可以被簡單“清場”或“回收”的戰略後院。

二、特朗普的反戰直覺，與現實行動的張力

唐納德·特朗普 並非一個迷戀戰爭的總統。恰恰相反，他對美國長期陷入中東與阿富汗的巨大消耗，始終抱有強烈的不滿與厭倦。他反覆強調，美國不該在“永遠的戰爭”中持續透支國力。

正因如此，這次對委內瑞拉的行動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因為它並不像一次“打了就走”的懲罰性打擊。恰恰相反，從美方高層持續而明確的表態來看，這是一場準備深度介入、甚至承擔國家重建責任的行動。從“恢復秩序”“重建機構”到“重振經濟”“修復社會”，這些詞彙，曾在阿富汗被反覆使用，其結局至今仍是美國戰略史上的巨大陰影。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軍事行動可以推翻政權，卻無法自動生成合法性；可以摧毀舊結構，卻極少能夠建立新秩序。如果美國真的試圖“修復”一個長期極化、制度破碎、社會撕裂的國家，那麼它所面對的，將不是一次短促的勝利，而是一場高成本、低確定性、難以脫身的長期介入。這正是“美洲泥潭”的現實輪廓。

三、從“打了就走”到“要來建設”：危險的跨越

真正值得高度警惕的，並不只是美國是否會在委內瑞拉動用軍事力量，而是特朗普本人在不同時期、多個場合反覆表達的一個清晰意圖：美國不能只“打了就走”，而必須長期介入，甚至主導委內瑞拉的重建與改造。

從2017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幫助委內瑞拉恢復國家、重建民主”，到競選期間多次談論“接管石油、重建經濟”，再到近期在軍事行動升級後明確表示“美國將運行這個國家，直到出現穩定政府”，這些表態並非偶然拼湊，而是呈現出一條邏輯高度一致、方向愈發清晰的政策主線。

在最新的公開講話中，特朗普甚至直言，美國石油公司將返回委內瑞拉，重建能源基礎設施，美國不排除長期駐軍，並由美國“領導”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強調這不是“一次性行動”，而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為美國創造收益”的長期工程。正是在這裡，他的委內瑞拉政策，與其一貫宣稱的“反對無休止戰爭”立場，出現了難以迴避的根本性張力。

國際政治理論早已反覆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一種是有限打擊或懲罰性干預，另一種則是對他國社會、制度與經濟結構的深度重塑。二者在成本、風險與失敗概率上，幾乎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 約翰·米爾斯海默 在其著作 《大幻覺》 中，對這一差異有過系統而尖銳的分析。他指出，推翻一個政權在軍事上往往並不困難，真正的災難往往始於隨後試圖“重塑一個國家”的階段。國家建設並非工程問題，而是涉及歷史、社會結構、合法性與民族認同的高度複雜過程，外部力量幾乎不可能以自身意志強行完成。

米爾斯海默特別強調，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最昂貴、最失敗的對外行動，幾乎無一例外地發生在試圖把自身制度與價值觀移植到他國社會的過程中。阿富汗，正是這一邏輯最典型、也最慘痛的案例。

將這一理論視角投射到委內瑞拉問題上，風險便一目了然。一個長期經濟崩潰、社會極度分化、國家合法性嚴重受損的國家，並不會因為外部軍事介入而自動“恢復秩序”。相反，任何長期治理嘗試，都會迅速把外來力量拖入地方政治、派系鬥爭、資源分配與社會矛盾的漩渦之中。

四、委內瑞拉不是“無人區”：中美利益已經正面相撞

一個常被忽略、卻極為關鍵的事實是：委內瑞拉並非地緣政治真空。

多年來，中國在該國積累了規模可觀、結構複雜的現實利益——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貸款安排。這些並非象徵性存在，而是實實在在的重資產投入，深度嵌入當地經濟結構。

更廣泛地看，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存在，早已覆蓋港口、電力、礦業、交通與通信等關鍵領域。秘魯的錢愷港並非孤例，而是這一布局中的一個節點。這類項目周期長、投入大、退出成本極高，不可能因單方面政治宣示而消失。

當美國控制航運、扣押資產、重塑金融與能源秩序時，衝擊的不只是馬杜羅政權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觸及第三方國家的核心利益。這意味着，問題的性質已發生轉變：它不再只是“美國對一個失敗國家的執法行動”，而是一次地緣政治版圖的重新分配。在這一層面上，美國實際上已與中國形成了直接而現實的利益摩擦。

五、新門羅主義的邏輯困境：宣示容易，執行極難

從特朗普的公開言論與政策取向來看，一個“新門羅主義”的輪廓正在浮現：美洲，理應由美國主導；非美勢力，應當退出。

這一邏輯在政治宣示層面並不複雜，但在現實操作層面，卻問題重重。

中國長期在西太平洋保持克制與戰略耐心，其對外經濟布局強調漸進嵌入與長期回報，這一路線並非近期調整的產物。相較之下，美國正在嘗試的，是一條尚未完全定型的新路線：在西太平洋方向維持相持狀態，不退卻，也不主動進攻；同時通過強化對美洲事務的介入，來重塑整體戰略平衡。

問題在於，在一個方向選擇相持，並不意味着在另一個方向可以不計成本地進攻。要求其他大國勢力退出美洲，並非一句口號即可實現，而必然涉及既成利益的重新協調。

六、美國並不缺油，為何仍盯上委內瑞拉？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美國並不缺乏能源。頁岩油革命之後，美國早已成為重要能源生產國。在這種背景下，為什麼仍要為委內瑞拉的石油付出如此高昂的政治與戰略代價？

答案或許並不在能源本身，而在於控制權與規則制定權。委內瑞拉的石油，不只是資源，更是地緣政治工具。一旦這一節點被重新納入美國主導體系，其象徵意義與示範效應，似乎遠超經濟收益本身。

結語：這一次，美國不是被拖入泥潭，而是自己走進去的

需要說清楚的一點是：委內瑞拉並不會“自動”成為美國的新阿富汗。歷史從來不是宿命論。但如果美國真的選擇從“抓人”走向“建國”，那麼它將主動踏入一條自己最熟悉、也最痛苦的道路。

這條路，美國已經走過不止一次。在阿富汗，美國最初同樣堅信自己只是進行一次必要、可控的介入；同樣相信資源與外部投入可以覆蓋重建成本；同樣低估了社會結構與合法性的頑固性。結果如何，世界早已知曉。

今天，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設想，在邏輯上與當年的阿富汗並無本質差異。區別只在於地理位置不同、資源結構不同、敘事包裝不同，但核心假設完全一致：美國可以推翻舊秩序，並在外部主導下“設計”一個新國家。

而歷史一再表明：推翻容易，建設幾乎不可能；進入容易，撤出異常困難；宣示權力容易，承擔責任卻極其昂貴。

如果說阿富汗是一場被拖入的戰爭，那麼委內瑞拉更像是一場被主動構想、卻極可能失控的實驗。一旦邁過“建設他國”的門檻，撤退就不再是政策選項，而只剩下失敗的不同形態。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它從不放過那些無視前車之鑑的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