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某劇場的後台，昏暗的燈光下，人們正在緊張地準備當天晚上的演出。演員們有的在化妝，有的在穿戲服，有的在吊嗓。

當晚的主角，是京劇大師馬連良。他妝容已成，衣冠待整，準備像往常一樣，吊一吊嗓門。然而，就在他剛要開聲時，後台的廣播突然炸響，刺破了原本熱鬧的空氣。那是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批判文章，聲音鏗鏘，字字如刀：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被定性為“大毒草”。

話音未落，馬連良的手一顫，仿佛被雷電擊中。他腦海里猛然想起當年離開香港前，算命先生的叮嚀，臉色瞬間變得慘白，連喊了三聲“完啦！完啦！完啦！”

大師為什麼如此害怕？算命先生究竟對他說了什麼？接下來，他又將面對怎樣的命運？

一代宗師的崛起

馬連良，字溫如，1901年出生，是民國時期京劇“三大家”之一，京劇“馬派”的創始人，“四大鬚生”中的翹楚。

他八歲起登台學戲，17歲出科，再次學藝後，26歲便自立門戶，組建戲班，一舉成為頭牌。

他的表演風格瀟灑飄逸，舉手投足皆有規矩，一絲不苟，唱腔則流暢雄渾，剛中帶柔，穩重中見靈動。京劇舞台上的諸葛亮，幾乎成了他的專屬角色。《借東風》一折，由他演繹後流傳百年，至今仍是老生戲中的明珠。

在北京，無論是胡同大雜院，還是大學講堂，還是教授的小樓，都有人傳唱馬派唱段。他不僅是舞台上的巨星，更是當時中國人心中的“國劇象徵”。

然而，正當事業如日中天時，命運的風向卻悄然轉變。

回國的抉擇

抗戰結束後，因曾在偽滿時期登台獻藝，馬連良一度被國民政府通緝，被迫避居香港。彼時，他雖遠離政治風波，卻心繫北京年邁的老母。

1951年，局勢發生變化。台灣與大陸同時向他發出邀請。左右為難之際，他更傾向回到北京——畢竟，母親年近九旬，遊子心切，怎能置之不理？

但共產黨會如何對待像他這樣的藝人？他心中沒底。於是托在北京工作的女兒，請求周恩來表態。

周恩來的答覆，溫言款款。一、“歷史舊賬，一筆勾銷”；二、“在港所欠的債，由國家代償”；三、“回來以後，生活各方面都會照顧”。

周恩來還特別安慰他：“不要把偽滿的演出放在心上。你是演員，靠唱戲養家糊口，不是政治人物。”這些話，如同一劑定心丸，讓馬連良徹底放下心防。

臨行前，他去請人算命。卦象說他將有十五年的大運。他沒細問，只覺得這是一種吉兆。於是攜妻帶子，毅然踏上歸途。

然而，他哪裡能想到，這十五年的所謂“大運”，竟在文革的腥風血雨中戛然而止。

舞台規則已變

回京後，馬連良重新組建“馬連良劇團”，意氣風發，重整旗鼓。1953年，“抗美援朝”期間，他還主動報名隨“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前往朝鮮，演出半年。

然而，他卻忘了，舞台規則已然變了。

在梨園舊制里，唱戲人靠演出謀生，就算給皇帝唱戲，皇帝也要賞錢。於是他也理所當然地提出演出費。起初，他的要價相當於今日的上千元，後來一再壓低，甚至降到一場只收五十塊。

可是在共產黨眼中，這並非“規矩”，而是政治問題。“你給最可愛的人演出，還要錢？！”

一時間，他被口誅筆伐，先在劇團內部檢討，後又在《戲劇報》發表公開道歉。

隨後，和全國無數的私營行業一樣，梨園界也被“公私合營”。馬連良的劇團併入北京市京劇二團，他成了團長，名義上風光，實際上已失去自由。

反右風暴與命運的轉折

1957年，“反右運動”席捲全國，知識分子首當其衝。

在北京市長彭真的力保下，馬連良僥倖逃過，但他收的第一個弟子李萬春卻被打成右派。

組織逼他表態，要在批判會上“立場鮮明”。馬連良熬到最後才上台，只說了寥寥數句便下場。會後，他愧疚地對弟子低聲說：“萬春呀，希望你不要記恨我。這不是我想批判你，是他們要我說的。我還聽說，這次原本定的右派是我，上頭沒批，才改成你。”

李萬春被下放到內蒙，開始漫長的勞改歲月。

1959年，北京京劇團首演了《趙氏孤兒》，由四大頭牌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同台演出，獲得廣泛好評。但是，這齣劇被江青點名是“毒草”，因為這是一部以復仇為主題的戲，“撫的是何人之孤？報的是何人之仇？”。

之後，傳統劇目遭禁演，革命樣板戲登台。馬連良這些老藝人，對江青的樣板戲反感至極，但敢怒不敢言。

《海瑞罷官》的大禍

1959年，毛澤東曾盛讚明朝清官海瑞“敢講真話”，吳晗遂寫下《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恰逢馬連良尋覓劇本，便與吳晗合作，七易其稿，排演《海瑞罷官》。

1960年底，《海瑞罷官》首次公演，北京民族文化宮座無虛席。馬連良飾演海瑞，裘盛戎飾徐階。演出轟動一時，好評如潮。甚至毛澤東本人還在中南海設宴，誇獎馬連良。

誰知，這部戲，日後竟成了壓在他頭頂的巨石。

1966年6月4日，出現了故事開頭的那一幕，當廣播裡傳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時，馬連良的心，徹底墜入深淵。

他意識到，南有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北有自己的《海瑞罷官》。南周北馬，兩相呼應，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只在頃刻之間。

於是，他在後台失魂落魄地喊出了那三個字：“完啦！完啦！完啦！”

尊嚴的崩塌

果不其然，第二天，在北京京劇團，他就被大字報圍攻，罪名一籮筐：“漢奸”“戲霸”“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

他被關押在劇院一間用布景隔開的暗屋，隨時被拉出來批鬥，挨打受辱，甚至被逼下跪。

不久，“破四舊”風暴襲來，紅衛兵抄家。

馬連良原本是一個很講究生活品質的人，多年來收藏了很多古董、字畫，家裡還有許多他精心挑選來的擺設和小玩意，這些都被抄走或者雜碎在地。他本人也被打得遍體鱗傷。

一個當年參與這件事的紅衛兵回憶說，抄家到最後，他們發現馬連良手裡攥着個東西，命令他交出來。他顫抖着手，把那個東西拿出來。那是一個翡翠鼻煙壺，通體碧綠、晶瑩潤透，上面栩栩如生的繪畫都是從裡面雕刻成的。

馬連良十分珍愛這個鼻煙壺，他央求紅衛兵：“別毀了它，這是稀世珍寶，留着它吧，捐獻給國家。”

話音未落，紅衛兵一聲怒罵，將鼻煙壺摔得粉身碎骨。馬連良也癱倒在地，不省人事。

甦醒後的馬連良，借用戲文仰天長嘆：“我好比喪家之犬，好不悲涼！”

有家不敢回

1966年的“十一”，馬連良被獲准回家一天。說是家，他在西單民族飯店對面的家，已被紅衛兵占領，成了西城糾察隊的總部。

這天半夜，在劇場值班的聽見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馬連良，孤零零地站着。

“都過了十二點了，您怎麼來啦？”

已經年過花甲的馬連良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家的紅衛兵跟紅衛兵打起來了。等會兒他們講和了，想起馬連良來，就打我。我受不了，還是到這兒來吧。”

巨大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讓馬連良一時間蒼老了十年。以前那個精氣神十足的馬三爺不見了，他變得步履蹣跚，腰彎背駝，拄了枴杖。面色灰黃，下身浮腫，陣陣盜冷汗。

那是嚴重心臟病的表現。可是在那個被四人幫一夥控制的動盪的歲月里，對於馬連良這樣所謂問題嚴重的專政對象，誰敢給他看病醫治？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這一年的12月，一天中午，劇團里吃午飯，馬連良買了一碗麵條，還沒來得及吃，就突然摔倒在地，拐棍和飯碗都扔了出去。

他被送到醫院搶救。院方一看是馬連良，不敢給他看病，馬上打電話向上級請示，上級上面還有上級，也不知道請示到了哪一級才獲“恩准”，醫院總算收留了他。

但是不幸的是，三天后，他就去世了。

他的弟子說：“馬連良的身體真是很好，沒有這場災難，他不可能故去。”

馬連良生前沒有預購墓地。由於他是文革中被批鬥的對象，他的屍骨也不能按照回民的習俗安葬。他的摯友梅蘭芳的夫人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位於香山腳下的梅家的墓地，而且墓碑上也不敢使用馬連良的名字，而是使用了他的字，馬溫如。

1979年，馬連良去世後12年，中共在八寶山召開了追悼大會，為他平反昭雪，並且舉行骨灰安放儀式。但是，骨灰安放時，骨灰盒根本沒有骨灰。

2001年，他在香山的墓碑才改為馬連良之墓。

最後的疑問

馬連良的秘書說，馬連良臨終的時候，多次非常傷心地說：“他們為什麼說話不算數啊？！”

想必，從他被批鬥的那一天起，他就後悔當年的選擇，後悔相信了共產黨的話。

這就是京劇大師馬連良的悲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