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斬首系列文章之四

在現代軍事與安全研究中，“斬首戰略”通常被視為高科技時代的產物：精準情報、遠程打擊、組織癱瘓。然而，如果回溯其思想源頭，中國歷史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次斬首嘗試，恰恰發生在公元前三世紀——荊軻刺秦。

從戰略邏輯上看，荊軻並非一次失敗的個人刺殺，而是一場高度自覺、結構清晰的政治—軍事行動。

燕國並不具備與秦進行對稱戰爭的能力，於是放棄傳統軍事路徑，轉而押注於一個極端方案：通過直接消滅最高統治者，觸發強國的系統性崩潰。這一判斷本身，與現代弱者對強者所採取的非對稱斬首戰略，在邏輯上完全一致。

荊軻行動具備斬首戰略的全部核心要素：

目標高度集中、以個體行動替代國家戰爭、通過合法身份滲透權力中樞，並且將心理震懾置於軍事勝利之上。即便行動失敗，其政治與心理衝擊仍然巨大——秦王嬴政此後顯著強化安全措施，國家權力結構隨之發生調整。

然而，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並不是“刺殺失敗”，而是失敗所引發的制度進化。

荊軻之後，秦政權迅速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反斬首轉型：權力高度制度化，決策流程官僚化，國家運轉不再依賴單一人格的生死。皇權固然至高無上，但國家本身開始具備“去人格化”的連續性。這一轉變，構成了此後兩千年中國政治結構的核心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荊軻的刺殺不僅沒有削弱秦，反而加速了一個“不可斬首國家”的誕生。

這也解釋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中，成功的政治變革極少依賴斬首式行動。無論是改朝換代，還是權力更迭，其決定性因素幾乎總是制度瓦解、財政枯竭或社會動員，而非單點人物的死亡。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斬首戰略在中東、非洲或高度個人化的威權體制中屢屢奏效，其前提並非技術優勢，而是政治結構的脆弱性。斬首戰略從來不是普適解，它只對那些權力高度人格化、組織替代能力極弱的體系有效。

荊軻刺秦，恰恰提供了一個反例：當斬首未能擊穿結構，反而會促使結構自我加固。

因此，如果一定要在中國歷史中尋找斬首戰略的起點，那麼答案無疑是荊軻；但如果要尋找它的終點，答案同樣是荊軻。

他不僅發明了這一戰略的思想原型，也在無意中證明了：

對一個高度制度化的政治體而言，斬首並不能終結國家，只會讓國家變得更難被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