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文博士在維也納美景宮)

寫下“我們需要再啟蒙”這幾個字，指尖觸碰鍵盤時竟有一股隱隱的焦灼感。這並非一個新鮮的命題，卻是一個在當下顯得愈發緊迫、甚至有些刺痛的現實。當網絡上對“文明”與“野蠻”的界限日益模糊，當百年前胡適先生筆下那種對慘無人道惡習的默然忍受，化作今日對現代科技的非理性恐懼，以及對“愛國”名義下暴戾行為的盲目推崇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關於理性的、權利的、常識的啟蒙工程，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依然是一個尚未完工的“半拉子”工程。

這種焦灼感，來源於一種歷史與現實的詭異重合。胡適曾感嘆，一個能容忍千年纏足而不自知的文明，其精神內核是荒蕪的。這種“荒蕪”在清廷頒布放腳令時得到了最反諷的印證——最激烈的反對者竟是那些受苦最深的女性。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底層邏輯，在百年後的今天並未消散，只是換了一副面孔。我們看到，當特斯拉因其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被視為某種“數字間諜”，在某些路段與機關門前遭遇禁行時，民眾的情緒並非建立在對個人隱私權或數據主權的法理探討上，而往往陷入一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情緒中。這種情緒與當年義和團面對鐵路和電線杆時的驚恐與狂怒，在思維底層竟是如此相似。那些自詡愛國的“愛國賊”，所使用的手段，無非是穿上現代馬甲的蒙昧主義。

我的朋友一文博士，在維也納的晚風中與我並肩而行。作為一名工科背景、經歷過商海沉浮、甚至在亂墳崗經歷過生死一瞬的人，他對我談論最多的，也是“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的身上，折射出了一個理性主義者在非理性環境下的慘烈博弈。他創辦過二十多家公司，在法律與常識的邏輯里，他曾認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公理，然而一場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卻讓他見識到了公理在複雜潛規則面前的蒼白。他從破產邊緣的絕望中爬出來，不是靠社交辭令，而是將自己沉浸於東西方經典的重讀與背誦中，從中獲得啟迪和救贖。

一文博士的這種自我救贖，本質上就是一種個人意義上的“再啟蒙”。他從古希臘的理性源頭讀起，又從《周易》的變易之道中尋求支撐，花十年時間重走人類文明發展之路，最終寫就了那部《與不確定性共舞》，闡明東西方文明迥異的源頭隱藏在各自應對不確定性的不同基因里。我告訴他，你所做的，正是功莫大焉的啟蒙之事。他聽後若有所悟。這種感觸正如張維迎教授所言，中國的啟蒙運動是一場“夾生飯”。我們學到了西方的科技、管理、甚至生活方式，但在基本的權利觀、自由觀以及對他人的尊重等核心價值上，依然處於一種“半拉子”狀態。這種模糊，導致了我們在面對複雜現代性問題時，往往本能地退回到家長制、權力崇拜或民粹主義的溫床里。

一文博士帶着一身書生氣在軍、政、商界滾打三十年，在規則模糊的環境中撞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他沒有抱怨，也沒有哀嘆，一頭扎進書堆和文獻中追尋緣由。他在《與不確定性共舞》中闡述了這個社會缺乏規則的根源，也回答了為什麼民主和科學沒能在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從維也納回國後他開始撰寫《聖人政治與理性社會：儒家思想的激進主義本質》，試圖再次回到文明的基因中尋找為什麼我們的歷史總是在血流成河的改朝換代中循環，為什麼喊了百年的“啟蒙”成了夾生飯。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寫作的目的是表達自己讀書和生活的感悟，馮先生給我扣上“再啟蒙”的重擔，頓時有了一種使命感。”

再啟蒙，首先是對“常識”的回歸。這不僅是學者的共識，更是社會轉型期必須補齊的課。侯小強兄近來熱衷於剖析曾國藩與左宗棠，其用意顯然不在於宣揚成功學，而是在這些歷史人物的自我磨礪與經世致用中，尋找一種能夠對抗庸常與蒙昧的脊梁。曾國藩晚年對“誠”與“敬”的推崇，本質上也是在瓦解舊體制中的虛偽與腐朽，試圖在傳統文明內部開闢出一片理性的實驗田。

我們之所以需要再啟蒙，是因為我們發現，物質的現代化並不能自動帶來精神的成年。如果一個人雖然開着最先進的汽車，手裡握着最頂尖的手機，其思維邏輯依然停留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我矛盾中，或者在權力面前表現出毫無原則的順從與對他者的無情踐踏，那麼這種進步就是虛幻的。啟蒙的真諦，如康德所言，是人類脫離他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這種不成熟，體現為不敢在沒有別人引導的情況下運用自己的理智。

今日之中國，無論是在面對技術迭代帶來的倫理挑戰，還是在處理國際關係的複雜博弈，抑或是在法治建設的躑躅前行中，都太需要這種“獨立運用理智”的勇氣了。我們需要再啟蒙，去剔除那些披着愛國外衣的流氓氣，去打破對基本權利的認知模糊，去把那一鍋煮了百年的“夾生飯”重新點火，直到它徹底熟透。

這不僅是學者的吶喊，更應是每一個如侯小強兄一文博士這般的實踐者、如我們這般的記錄者的共同使命。只有當每一個平凡的個體，都能從對權威的盲從、對仇恨的迷戀、對權利的無知中掙脫出來，這艘名為“現代文明”的航船，才能真正揚帆遠航。我們需要再啟蒙，這是對歷史的交代，更是對未來唯一的救贖。

                  2026年1月11日星期日  維也納多瑙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