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纪念日来临了，又一个让人无奈困惑尴尬的纪念日来临了；又一个几乎让人淡漠忘记的纪念日来临了……17年，一个八年抗战打完了；17年，一个十年“文革”结束了；17年，一个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世界态势己出现了多年；17年，海湾战争、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己打完了。回首往事，人们最希望得到人类公正、得到社会正义的局面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17年来，人们除了对执政当局的顽固与执迷不悟感到愤懑外，更多的也是对民运分子，对持不同政见者、对异教徒、对那些所谓的职业革命家感到失望、不解、不明白、不知道、不清楚，进而对持异见的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不信任、甚至觉得这些人????得不可理喻。
说起来，中国人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不用说现代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了，就是近代史中的“戍戎变法”、“垂帘听政”、“宪政立法”、“新政”“旧政”、“孙文革命”中等等运帷幄、指点迷津、折冲樽俎的政治经验与智慧都不见踪影。我们有《资治通鉴》，有《四库全书》，有梁启超、蔡元培、有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民主政治的借鉴，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前导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里的阴谋与阳谋的内政外交。可我们就是弄不明白、也学不懂、学不透彻，学来学去还停留在书生造反的乌托邦的幻想里。

每年的纪念日，除了不着边际的漫骂、控诉所谓“暴政”的空洞言词，拿不出任何一个能真正唤起民众共鸣的“七、七宪章”来。这些异见者，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里的韜略，只是一味的挥舞着唐吉.诃德式的长矛向着专制的车轮一边叫嚣一边又不知如何下手。说起来，也真好笑，连战访问大陆就去骂连战、李傲在大学发表演讲就去损李傲，王文怡不识识物地叫场就去声援王文怡、大陆学生上街声讨日本右翼就想当然的认为是官方唆使的……，甚至连镇压“六四”的刽子手陈希同、经济罪犯赖昌星也同情起来了，而全不弄明晰这些事件真正的本质。拿连战来访来说，起码客观上是另一个共产党的对立面的党来了吧，起码也说了大陆民众想听到的台湾民主与经济起飞的现状—起码马英九也说过“六四”不平反就不谈统一了吧，起码他们也共同说过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台湾人民的选择。你们知道两党幕后的交易是什么吗？还有，李傲虽说也说过一些取悦大陆官方的马????，但他在北大演讲中起也提到了“……为什么我们都被马克思骗了呢……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我们那么急干嘛……。”明明是另一些反对党和异见人士透进来了一些新的气息，可我们一些不明究里的人认为非要把这门关上才合乎他们民主的理想。他们全然不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境外思潮、气象现象的反馈，没有互联网自由言论的出现，在专制体制里的局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换句话又来说，戈尔巴乔夫曾赞扬过勃列日涅夫与安德罗波夫，叶立钦曾写过要为戈尔巴乔夫两胁插刀，邓小平曾向毛泽东表示过“永不翻案”，可事实是，历史的进程都是靠这些人推动的。不要忘了，胡耀邦与赵紫阳曾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王文怡在胡锦涛访美的官方礼宾欢迎仪式上人身攻击般的添乱叫场，本是一个又蠢又傻的举动，可还有人为其叫好，实在是愚不可及。且不说王文怡人身攻击的目标失准，单就是是非曲直的恩怨也不该不分场合的小肚鸡肠般的嚎叫，因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中美关系的大局，又系整个中国人民的利益。你自己解气了，获得碰头彩了，可人民和国家却有可能在民主进程上受挫折。斯大林30年代不是就借基洛夫被刺事件掀起过大规模的镇压吗？

当然，我相信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受此干扰就会改变既定目标。反过来，试问，若在布什访华的天安门广场欢迎仪式上，也有人这么胡叫乱喊能怎么样？这是一个纯粹的礼仪，和民主不民主，意识形态不形态全没关系。民主的代价、利益、交易，在这个转型期，是在幕后达成的。否则，魏京生、王丹及众多的民主人士是怎么出去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出去的民主斗士也非常让人失望。王丹和魏京生不说，严家奇写过《文革十年史》，刘宾雁写过《第二种忠诚》，苏绍智深谙马列主义精髓，许家屯当过共产党的官员，陈一咨、鲍同（在国内）、万润南、当过赵紫阳的慕寮；方励之一度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还有郑义、还有己故的王若望，而且还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精神所在。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要未被边缘化，要未就蒸发了，不起任何作用。拿方励之来说，你若要现在不从事政治，只想当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的话，那当年在国内叫唤得那么欢干吗？还有，现在境外一些民运组织的头面人物根本就不为人所知而丝毫没有任何号召力。有位什么文学团体名叫王龙蒙的主席，在王蒙出国访问时，自以为大义凛然地没完没了的诘问其“六四”敏感的问题，而且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就是那门子“英雄”了。实际上这类躲在国外吃着洋面包、享受着民主自由空气而又没什么建树的人比起写过《坚硬的稀粥》和《起风了》这类抨击专制体制尖锐作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青皮混混。有本事你和王文怡跑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去喊两句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正名的口号，躲在国外民主自由的树荫下，算那门子本事？变异了的“民运分子”不仅窝里斗，还动不动就自以为聪明的乱怀疑人，更为可笑的是，这些疑神疑鬼竟然还堂而皇之地写在境外出版的书中，而他们怀疑的这些人不知比他们做的贡献要大多少！胡乱猜忌自己人也是“六四”众多弊病之一。

实际上，中国的许多事情往往就坏在所谓“海外民主斗士”的身上。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没有政治智慧，只是一味地瞎起哄。这些人，没有当年孙中山、梁任公的雄才大略，不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却在任意编造的八卦新闻里东拉西扯。再拿“法轮功”来说，本来是一个让大众认同比较好的事情，“真善忍”当然也是好的精神支柱，我也承认“法轮功”的凝聚力和勇气与力量都胜过“民运分子”，可对这事情在大陆发展到今天此种局面，首先就要从初始的那一刻说起，因这就像二战和韩战爆发的起因一样—--谁先开的第一枪。我对该民众当年围不围攻中南海并无跂义，但就是弄不懂何以要去围攻电视台等媒体，何以要去围攻天津教育学院？因《转法轮》一书当时满大街都能找到（我现在还存有），其练功团体也在各地都存在，但再好的东西，也会有人有不同看法。你们连执政的共产党都可批判，连科学常识都能质疑，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别人对你们的所作所为产生不同意见呢？我的亲戚和朋友中现在都有练“法轮功”的，只要他们遵纪守法，他们的练功与聚会根本没人管。你们所散布的那类“悲剧”，我承认肯定也有个别的，但肯定不会像你们煞有介事的那样。现在，你们一味把矛头对准江泽民，可在江泽民执政期，香港收回了，加入世贸完成了，申奥成功了，“神五”飞上天，难道老百姓会不顾事实，任意听你们的曲解吗？“三个代表”的提法究竟好不好，你们根本也不愿深究，不管实际贯彻起来是什么样儿，但从字面上来看，它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换位来思考的话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充满人道主义的文化就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尊重人民自由的选择与追求（重要的是看你怎样来诠释）。与时俱进的提法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你们现在找不到他一条过硬的丑闻，甚至就连闹得沸沸扬扬的“泡某歌星小蜜”，也只停留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阶段，不管你们怎么漫画他丑化他，我只希望你们拿出铁的事实来。而王文怡又青红皂白不分的把这矛头对准了胡锦涛，实在是糊涂到家了！

民运分子在“六四”过去17周年的年轮中，连个“六四”当中究竟屠杀了多少民众这个基本事实都弄不清楚，还奢谈什么民主大业？正因为如此，丁子霖教授和蒋彦永医生的勇气与贡献才难能可贵，诺贝尔和平奖本应提名他们联合获得，但民运人士却令人匪夷所思地提名要授给当时已不能发挥作用的赵紫阳，这又是一个趋官趋势的????表演。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人的头脑怎么就那么简单呢？如果你对“六四”事实实在找不出一个官方不打自招的裂痕，我来教教你们，那就是《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曾说过“我们还没有动用空军呐！”这句当时在传达的中央文件里还保留的话后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删去了，这删去是不是官方也认为不妥，不妥就证明有错，应追问不放。还有，“六四”过后一周年时，江泽民曾在全会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回答一西方记者，提问有的女大学生因分配不公被打发到乡下受到强奸，江当时竟说“罪有应得”，这又恰好和当时本着爱护、帮助、培养广大学生的口径正好相反，也应揪住不放。还有许许多多类似官方的漏洞，都可拿来作文章。可你们就是不懂。你们一度曾信誓旦旦道，等邓小平之后吧！等李鹏下台了吧！然而，现在邓小平早已去世多年，李鹏也早就解甲归田，甚至连你们的眼中钉江泽民也已告老，可你们究竟又作了些什么，移动了专制体制的那一块基石？

平反“六四”应先从小事情干起，四川周国聪的赔偿案，不管效果如何，都应穷追深挖，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也应给自己的“祖国儿女”死亡补偿。还有，当时宣传的是，宽容对待所有受骗上当的学生们，可为什么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竟被活活打死在了狱中？还有，现在国共两党领袖的手都握在了一起，俄罗斯己公开同时纪念内战中死亡的红军和白军，“六四”当中死难的学生、市民和军人都是无辜者，他们本身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一个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政府来说，公平对待他们是义不容辞的。民运人士现在只在境外空谈民主自由的口号，却对国内民众的维权、争权的点滴苦难视而不见。如现在的医疗腐败、矿难频发、油价涨了、出租车费己涨出了公民难以承受的能力。维权人士曾成功维护过孙志刚被警方怨打死案，这就是民主的艰难推进，可你们呢？现在，眼前又将有一个和陈水扁女婿赵建铭弊案有一个相佐证的赖昌星案，若真像他声称的那样，能牵扯出众多的高官，这不又是一个两岸相互映照的镜子吗，看谁能秉公执法守法。可有人竟又流着鳄鱼泪为赖昌星叫怨起来了，实在是昏头昏脑到家了。稍在常识的人，今天也许都能看到，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国家，满世界让人家承认自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毛泽东时代早就被批判成变天变色成了修正主义的政党和国度，可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四”的既定目标己实现了一半。而“民运人士”也应明白民主是既要斗争也要妥协的。
当今，在浮燥的空气中，一些中国人也人云亦云地什么都开始反起来，批孔孟之道又批鲁迅，批“五四运动”又批孙中山。而全不想弄清楚为什么要批要反。马列主义曾是客观世界的产物，它曾横行了近一个世纪，影响波及了半个世界，要想取代它，必须要有可取代的指导思想，梁启超当年旅欧美归来曾提出要用中国文化超越西方，当时就受到众多人士的嗤笑，但今天沉淀下来看，在东南亚各国与世界一些地区都受儒教影响的事实来看，这是富有远见的。中国文化中的酱缸部分需要破一下也是必要的，但破过滤过，应再立起来，而且这也是我们优秀遗产的国民使命，不管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新儒学”有没有可取之处，它都是我们应认真审视的。今天若共产党人勇敢的举起这面自己的大旗，去除糟粕，一定会开创一个大中国联邦的时代。
在“六四”1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写上这些清醒的思考，以图能和众人走出阴影笼罩的怪圈与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