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先生家的貓病了， 我打電話去問候， 誰想這個黃黃胖胖肥肥的像極了加菲貓的“Tom”竟然已經仙逝了。說他是仙逝，因為“Tom”在世時就已經屬於百歲老人了。 但他依然目光炯炯，叫聲特嘎， 我女兒甚是喜愛。還把她的叫聲學得惟妙惟肖的。想當初我們抱着我們新認養的貓去他家的場景還歷歷在目。 那時真是兩貓相見， 分外眼紅。虧得他們還是美女與紳士呢。哪有雌雄初見時的溫文而雅， 更何況擦出火花啊。就看他們兩貓的各自尾巴都變得老粗，你進我退， 你退我進，就像非洲平原上的獵場，迅速露出他們的野性。彼此雖初次相見， 倒如久別的仇人一般，也像極了拳擊場上的對手， 準備隨時撲過去進行一番廝殺。呵呵。

現在“Tom”終於安息在院子裡的一棵樹下， 過完了他一生飽食終日的逍遙日子。

說完貓， 我就順便問起他對香港占中的想法，一直擔心結果， 雖然我願意為他們撐把傘， 但實在不願意64重現。說出我的擔憂，並把我那天在廚房裡做事時的一閃的靈光告訴他， 為什麼不把香港變成一個政治特區搞個試驗田， 像深圳一樣？香港人素質高，不容易搞砸。 馮先生告訴我說他才剛剛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關於占中的， 我一聽就來了興趣， 讓他傳給我。 我說如果我的想法和你的沒有衝突， 可不可以在我的博客上發。 他說， 當然可以了。我一看，老天，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知道“Tom”總喜歡在馮先生寫作時趴在他的腿上。不知道沒有了“Tom”，對他的這篇的思維會產生點兒什麼影響。

我不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 沒有並不等於不關心。我喜歡看和聽多過於說。 自知我這隻手只能動動畫筆，塗塗顏料還行， 是萬萬指點不了江山的。對於政治我只憑感覺，憑感覺 所以我家理工腦子老公是沒辦法跟我理論的。 誰叫我是女的呢？男不和女斗是至理名言。不懂這點就等着天下大亂吧。 嘎拉哈就犯了嚴重的錯誤，罵人實在不該， 但最不該的是他沒把qq 當女人。這是最犯忌的。或者說把qq當妞牛了，不是說阿妞不是女人， 是因為阿妞實在是個政治動物， 沒有如鋼管般粗壯的神經是不行的。GHL把那話給阿妞，你看阿妞會怎樣， 嬉笑怒罵中就能把GHL撂倒了。呵呵， 跑題了。讀者千萬別接我的這個話茬啊。

馮先生喜歡萬維， 覺得萬維算是比較公正的。問我知不知道阿妞，他蠻喜歡看阿妞的東西。 我說誰不知道她呀， 基本屬於我們這裡的太后級的人物。我是個凡事喜歡形象思維的人， 這時腦子裡就有了一張畫面， 裡面是馮勝平在和阿妞在斗。 撲哧， 我不禁樂出了聲。

附：馮勝平：“占中危機” 解決方案：全民信任公投

提示語：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1. 人民渴望教育政府

香港由12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再由委員會選舉特首的方案，是“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的方案。在民權弘揚的今天，此案無論好壞，必定受到多數人的反對。

“占中”是香港民主派長期醞釀的結果，目的是不受中央干預，實行徹底的“一人一票”特首普選。“占中三子”戴耀廷、陳建民、朱耀明——兩位大學教

授，一位資深牧師挑戰法治，大鬧香港，卻得到那麼多港人的支持，值得中央政府深思。以一國之力，對付一群被政客學者鼓動起來的青年學生並不難，難的是與時俱進，突破舊的維穩觀念。

民主在中國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小孩要吃糖，有什麼錯？人民要民主，為什麼不行？的確，民眾需要教育，但問題是誰有資格教育民眾。這個資格， 1919年的北洋政府沒有，1949年的國民政府沒有，1989年的李鵬政府沒有，今天的香港政府似乎也沒有。作為腐敗和專制的象徵，這些政府本身的問題，比民眾的問題更大，更無法解決。它們似乎更需要教育。

於是有了“五·四運動”，“六·四運動”和今天香港的“占中運動”。

民眾自我神化，渴望教育政府，是當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今天中國的年輕人相信民主，恰如他們的父輩迷信革命。和歷次民主運動一樣，學生是此次“占中”的主力。看到一張張年輕幼稚、沒受過迫害的臉，使人想起文革和“六·四”。毛澤東說，學生運動天然正確；事實上，學生運動從來就沒有正確過。不喑世事，缺乏政治經驗，他們怎么正確？從“五·四”到文革，從文革到“六·四”，哪一場運動不是被官僚政客利用？哪一場運動又推動了中國的進步？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高呼“人民萬歲！”1989年，學生告別毛澤東，在廣場上豎起了民主女神像。一時間，“民主萬歲”代替“毛主席萬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自信找到了真理，學生過去被革命陶醉，今天為民主瘋狂。

2. 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

個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對孿生兄弟，區別只在於崇拜別人和崇拜自己。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基本問題是：上詐而下愚（陳寅恪）。“人民萬歲”是上詐（毛澤東忽悠民眾）；“民主萬歲”是下愚（民眾欺騙自己）。其實，人民並不神聖，民主未必萬能。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國人在專制下是順民，自由中是刁民，動亂時是暴民。此乃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不建立法治社會，沒有公民，革命解決不了的問題，民主照樣解決不了。

隨着共產主義理想的幻滅，中國知識精英告別馬克思，改信了哈耶克。堅信“民主是個好東西”，他們不知道，與革命一樣，民主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試問：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為什麼還有1949年的共產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為什麼還會有“六·四”？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個人的人治，寡頭是少數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數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專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環一樣。歷史證明，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規守法；它的問題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規則。民主的前提是學會對自己負責，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經濟自立，道德自律。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前，民主自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毒藥。

3. 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

中國傳統文化中，黨不是一個好詞，但黨現在領導一切，不容挑戰；西方傳統文化中，民主不是一個好詞，但民主是選民的上帝，不容質疑。亞里士多德視人民為暴民，英國貴族遲遲不肯實行普選，美國國父以憲法來約束民主（憲政民主），皆反映了對民主的恐懼。談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圖一語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去找醫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質相配合。它放在歐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藥，放在阿拉伯是詛咒，放在中國會大亂。古典政治學說民主是壞東西，因為它認為民主是一群壞人（暴民）選舉；現代政治學說民主是好東西，因為它假設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選舉。其實，好人還是壞人，公民還是暴民，取決於教育，更取決於社會的法治程度。

歷史從來就是少數人創造的，群眾不是真正的英雄。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巴菲特成為股神，恰恰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群眾。無論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亨”，還是偉大領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都是人類發明的最大謊言。這些美麗的謊言之所以永遠不會被拆穿，只是因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而人民也喜歡被政客讚美。（蘆笛）

丘吉爾說：“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只要懂英語，就不難理解這段措辭巧妙的文句中飽含的無奈——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4.建立民主特區，“公投”解決“占中危機”

解決“占中危機”，上策是因勢利導，在香港和深圳（廣州？）梯次開闢政治改革特區：一個為民主特區，實行全民普選；另一個為法治特區，厲行法治建設。三年之後，再做比較；對占中派撤換梁振英的要求，最好訴諸公民投票：梁振英輸，中央認賬；梁振英贏，學生認輸。中策是不作為，以待市民不滿，民意逆轉，運動無疾而終。下策是效仿“六·四”開槍，武力結束“占中”。

上策是考驗中國政治家政治智慧的試金石，需要觀念的突破；中策是港府正在實行的政策，有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下策能夠震懾反對派，代價是政權合法性和民心的喪失。中國再強大，也經不起另一次“六·四”。毫無疑問，“占中派”中不乏柴玲式的人物， “（他）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

建立民主特區，試行普選，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1）香港有150年的法治傳統，公民教育程度普遍高於內地；

2）香港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人均收入38，000美元，是大陸六倍；

3）香港與大陸隔離，GDP不到中國3%，即使試驗失敗，也不會影響全局。

開闢香港民主特區，是一國兩制方案的延伸。中央政府對香港2017年普選，應儘量避免干預，樂觀其成。普選成功，為政改闖出一條新路；不成功，則證明“一人一票”並非普世價值。

5. 結束語：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經濟改革需要試錯，政治改革也是一樣。深圳曾是經濟改革的發源地，香港為什麼不可以作為政治改革的突破點？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香港和深圳（廣州）建立民主和法治特區，是打破僵局，解決“占中危機”的最佳方案。危機，即是危險，也是機會。

“占中”有占中的道理，“反占中”有反占中的理由。中央政府應在民主與法制的道路上解決問題，而不是在一棵樹上吊死，無條件支持梁振英。允許港人對現任特首實行信任投票，即是尊重民意的表現，又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信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梁振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兩年，香港人民以公投的方式對他的政績打一次分，看他及格不及格，有何不可？實行信任公投，不僅可以化解“占中危機”，也可得到左、中、右各派的支持，收拾天下散落的人心。

“天心即民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政府對民眾越信任，民眾對政府就越有信心；反之，政府防民如防川，民視政府如仇寇。

投票結果，無論梁振英勝負，贏的都是香港人民和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