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奴化的中國社會，國人習慣了人治，不習慣法治，一切以權貴所說為真理。權貴上台，立馬根據私人利益立法，並會根據個人意願隨時臨時變法，法因人而變，天經地義，所以人民只有仰望和迷信權貴的份。下級也是人人思謀徇私枉法，然後行賄受賄，通過走上層關係而逾越法律，這早已成中國政治的千年套路。公正法治的時代可以想像會讓中國背棄傳統，舉國上下呈現一片的不適應。

對中國社會感悟頗深的西方多名政客包括基辛格和駱家輝曾一語道破天機，中國人很聰明，但往往缺乏獨立思維能力，或因長期專制壓抑，不敢獨立思考問題。“東方紅，太陽升”，人民一旦看到救星，救星就是真理，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波瀾壯闊，多麼鼓舞人心的人類社會。毛主席號召文化大革命，只有執行沒有質疑的餘地，“破四舊”，掃除一切賣國賊和牛鬼蛇神。。按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他們會躊躇，會反對，不耽心專製鐵鉗的封口，不怕發落北大荒，便不可能興起文革的雲水和氣候。

中共立國後，就和歷史上任何政權一樣，立馬建立自己的黨紀國法，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理論上，這套憲法比美帝的開國憲法更優越更偉光正，包括男女平等，宗教平等，民主紀律。毛澤東時代當然是毛自己說了算，與毛的想法有出入的憲法章節大家自動不予執行或臨時改掉，毛的革命口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周總理為“顧全大局”而順着轉也是必須的，那些有任何逆天而行傾向的革命功臣則全部被算計。第二代核心出現了，鄧時代則是由我臥薪嘗膽大難不死的鄧小平說了算，毛時期的憲法還是要適當修改的，以利於我的新權威。鄧小平說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立即執行，不擇手段，黑的白的，搞到錢就是硬道理，國營企業分發給少數人也是讓少數人先富的一種得力方略。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鄧大爺就是希賢和真理，不聞不問，忠實執行。習近平時代終於感到“依法治國”的壓力，依然露出以新的習的家法來治國的端倪。可以理解，共產黨喜歡一言堂，其實，世界上中西方每個人骨子裡誰不喜歡自己說了算，因為要從個人利益出發，那樣當然事半功倍。但是，個人利益和一言堂往往有悖於集體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習重新召喚一言堂的新文藝路線，要封殺網絡不同聲音，要讓方舟子無地自容，家奴心照不宣立即殺雞儆猴，不能揭黨和領袖的短，必須說西方的壞話，唱響黨的優越性。

原因很簡單，我黨各級官員和領袖的精神情操有限，從來不適應不同聲音的考驗和騷擾，批判的聲音會讓我自慚形穢，失去權威，何以呼風喚雨，雜音讓我頭大，統治起來膩費勁，更怕人民從各種不同聲音中自動悟出社會前進的正道和真理，讓我政權岌岌可危。當政權利益和人民利益彼此開始衝突，採取封殺手段以減輕執政壓力是最原始的舉措，是政權管理能力吃緊和不自信的體現，與滿清的“文字獄”現象如出一轍。與其接受全民的民主監督，以及不同體制的比較考驗，怎麼都沒有愚民和高壓統治來的更為輕逸。

黨建了國，黨制定法，所以黨大於法是應該的，即便嚴格執行黨法，那也會很民主，很鼓舞人心的人類社會。如果人不大於黨，人也就不可能逾越黨設的法律。中國強人執政後總擅於把黨法修改為個人的家法來執行，這就引起無休止的混亂，同時傳統的奴性歷史文化又進一步慫恿極權的行事作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性生來是自私的，與“天下為公”那種全心全意為社稷、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高尚情操通常背道而馳。人性為個人私利和直系子孫而損害集體利益是天下的常數，專制逼迫許多人做奴才而從中獲得便利，奴才文化的興盛保障了專制的悠然自得。主子和奴才相得益彰，只是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則被出賣。

基於中國的國情，應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領袖的專制思維和奴才文化並盛。國人要想出人頭地，最便捷的辦法依然是削尖腦袋去當官，一級奴才、二級奴才，自上到下，根深蒂固，圍着權威轉，立馬有賞，圍着國法轉，大家可能都不那麼習慣和自然。人人口頭上會喊“依法治國”，但實施起來反而損及權貴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怎麼會犯傻去自動革自己的閒適好命。中國歷史已經原地打轉數千年了，大家可以希望，但不要期望。每逢強人主政後，人民會集體傻眼，甘願忍辱負重百年或數百年，就像歷代王朝和香港的百年殖民一樣，只要給基本的生存權，輕易不會反問權貴的宰割是否不平，直到下次強權的到來或者靜等天上落下的餡餅。

背井離鄉很多年了，當年我必須給領導送瓶“杜康酒”才得以脫鈎，現在每次錦衣還鄉，看到國民的思維意識比我那時的舊社會更倒退更腐敗，不禁憂然。同學們戲我說，你瀟灑啊，來去自由，我們還得阿諛奉承，怎麼敢得罪上級，總有其他人跟的緊，領導的心眼你懂的，讓面壁喝稀飯傷不起啊。

這兩天，習總的新文藝路線和政治堅持讓海內外失望，聯想到他出訪墨西哥的首秀演說。大家不要強人所難，即便是法律博士，習總的文化，智慧和政治背景決定了他的感悟視野。中國夢應是希望祖國早得真正”天下為公“的仁人志士，本着全民和國家利益而樹立一種可延續的機制，不為個人江山，或一朝帝制，不圖個人利益，不為一黨之私或特殊政權利益集團，闊步邁入“權為民所賜、利為民所謀”的全民政府和國家利益政體，任何謀求一己之私者從此有效得到制約，避免國家資源濫用和無端內耗，人民敢于堅持真理而無需顧忌“回鄉種紅薯”，無需複製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全民民主體系。從此，中國的奴性文化歷史徹底得到扭轉。雖然這一夢想違背歷史上精英少數的自私本性，但關乎社會大多數的生存質量及其權益，一定會實現。如果中共能夠反其道而行之，最終勇於即便喪失政權，也要踏入全民民主和國家利益至上的軌道，那才真是圓兩岸四地未來大中國夢的盤古開天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