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註：此文，應該是2005年前後寫的。證據有二；1，其中提到的手機消費；2，文風。我在2009年之後的文風，與之前，大變。

注消費的快感

拋開道德性評判觀察癮君子的消費行為，不容置疑的是，吸食毒品是一類最具快感的消費。從毒品販賣者的角度看，嗜毒成癖的吸食者是最忠誠的消費者。一般商品的買賣和消費，脫離不了需求曲線的約束。價格上漲，需求量下降；反過來，價格的些微下降就會引起消費欲望的亢進和購買量的增加。但是，毒品消費是一種完全無彈性的需求，無論價格漲落，產生生理和精神依賴的毒品購買者不可能舍此而他求，毒品需求曲線也就頂天立地（垂直）。

經濟學教科書採用的案例，有彈性的商品比比皆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交通、米、油、鹽等商品，價格波動時，需求變動不大；首飾、旅遊等非生活必需品，價格彈性大，價格的小幅調整，會引起需求的大幅震盪。而垂直的需求曲線通常是一種純理論化的極端，缺乏案例支持，發現並引用毒品消費佐證經濟學說，也是作者對經濟學研究所作的“邊際貢獻”。

80年代初，在天津上大學。那個時期，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都在溫飽線上。下館子吃飯，還是比較少見的。有一次，幾個人在一家稍有檔次的飯店吃飯，點菜要酒，“揮霍”了一番。結了賬出門，班長說：飯菜的確不錯，可是吃飯的快樂難以補償失去金錢的痛苦。

同學聚而小酌在“理性經濟人”看來是一次標準的交易行為，消費者付出金錢，享用飯菜和餐館所提供的服務。如果菜色誘人、服務周到，消費者和飯店老闆一定皆大歡喜。這種“雙贏”交易，美國前商務部長布朗解釋的最妙：自由貿易就和男女之間的“零距離接觸”一樣，會給交易雙方帶來快感。把這句不太君子的話作為邏輯初始點推論下去，顯然，自覺自愿的消費行為都充滿了快感。

有些心情鬱悶的小資女人，發泄不滿、調整心情的方法是到超級市場、百貨店、專賣場瘋狂購物，眼光所及的心愛之物，統統搬到自己家裡。花錢如流水的快感，可以抵消所有莫名其妙的煩惱。男人的情形也差不多，呼朋喚友，嘯聚酒館，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身體騰雲駕霧的時候，原來的不快也就漸漸遠去了。如梁實秋先生所言，一頓美味大餐，可以改變一個男人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消費的快感不限於色香味形對感覺器官的刺激，更高層次的快感來自鄰人艷羨的目光。咖啡色皮膚的性感女郎在巴黎的大街上招搖過市，行人的每一束目光都勝過地中海陽光的撫慰。女人見面的問候常常是：“嘿，你這件衣服真漂亮，哪兒買的？”，原本花了冤枉錢懊惱不已的女人會因此忘乎所以。穿連衣裙的女人會不自覺地旋轉，帶鑽石項鍊的女人脖頸一定特別的長。菲律賓前總統夫人馬科斯有3000雙鞋子，這些鞋子的功用不是保護和修飾腳趾的，而是滿足馬科斯夫人“心理快感”的不可缺少的道具。

有一個手機廣告，記不清是哪一個牌子的。畫面是一個很時尚的男青年，買了一款“又小又炫”的手機，透過玻璃窗向同伴展示，興奮之情，難以自持。這個廣告重在一個“炫”字，男青年的“爆發”心態一覽無遺。中國手機用戶遠遠超過美國，大城市裡的年輕人幾乎人手一個，到處可以看到人們在街上一邊走路一邊打電話。我的大學同學從美國回來，令他驚訝的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有手機，我們這些國內的“土鱉”也無一例外，唯獨他自己沒有，而他在美國是摩托羅拉的高級職員。

美國人手機擁有量不如中國，問題不在手機價格高低和月費多少上，而是一個心理滿足和價值觀問題。在中國大陸人看來，手機是炫耀富有不可缺少的物件，通信功能倒在其次，就象故意在街頭花錢擦皮鞋，500米距離也打的士一樣，是一種極庸俗的小市民心態。再說，美國的公用電話亭遍布大街小巷，花二十五美分，隨便你打多少時間，有這麼方便的公共設施，手機實在是沒有什麼實際價值的身外之物。

不過，要是一味地“咒罵”國人的小市民心態，實際上是偏激的，也不公平。因為，至少在20年前，消費並不是一件自主的事情，每個人可以住多大的房子，吃什麼食品，到哪裡娛樂，都是清清楚楚寫在紙上，憑票供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友誼商店門前，總有人耐心等待兌換外匯券，為的是在“專供商店”買到不允許國民消費的稀罕之物。能夠進入友誼商店購物，不僅是“物質文明”水平的提升，也是顯耀身份地位的一種特殊方式。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人擁有手機的心態，或許是被壓抑太久的一種消費欲望的釋放，進一步，也是追求人格平等的適當宣泄。

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主義陣營，都厲行“等級分明”的戰時消費方式。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短缺經濟，於是就有專門供應外賓的“友誼商店”，可以買到市場上買不到的東西。反過來，有機會出國的外事人員也在海外市場“大肆採購”。所謂大肆不是指數量龐大（那時中國人的消費能力非常有限，外事人員也不例外），而是中國人對於食品近乎掃蕩的購物習慣。三年困難時期，出國人員在國外買食品相當普遍，隨着匱乏越來越嚴重，此風日盛，包括級別相當高的領導都如此，以至傳出把黃油放在箱子裡到家化了弄髒衣服的笑話。逐漸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形成了默契，代表團互訪時，東道主會“發”給客人零用錢，並安排到友誼商店購物，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外事日程。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在“友邦”購物的自由，在1961年—1962年間，上面規定一條紀律，臨時出國人員在國外不得購買食物，以免造成“不良國際影響”，大約餓死是小，面子是大吧。

回頭看看有“禮儀之邦”美名的5000年中國歷史，不難發現，“等級消費”並不是20世紀的新發明。孔夫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層意思是每個階級的人應恪守本分，另一層的意思是消費水平也不能逾越等級。“天子駕六乘”，是說只有最高統治者才能使用六匹馬拉的馬車，“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一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這是出行；“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候皆方百里，伯七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這是天地；還有關於房屋、衣服、儀仗以及儐妃妻妾等各式各樣的禮志。尤為“可貴”的是，韓非子在理論上闡述了如果在財富分配和消費上不嚴格體現等級原則，將導致亡國的後果。“人臣太貴，必異主位；人臣太富，君主之敗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

歷史上各個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籍上大多作了記載，唐宋以來各朝更是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具體資料。但人們如果稍稍翻閱一下史書，不難看到：正史中不厭其祥地敘述什麼身分的人戴什麼帽子，穿什麼衣服，衣帽用什麼料子、什麼顏色、多大尺寸、用什麼裝飾；儀仗隊有多少人，排什麼隊伍，手裡拿什麼東西，每件東西什麼尺寸這一類近於“無聊”的內容，可見，“等級消費”並不是無關痛癢的瑣碎玩藝，而是關乎倫紀綱常的重大制度。

苛求古人理解凱恩斯的消費理論雖然近於荒謬，但是，以儒教為國教的“文明古國”始終堅持壓抑個人的消費欲望卻是不爭的事實，“滅人慾，存天理”，程朱之輩更是將儒道發揮到了極限。人類為滿足和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欲求，是經濟增長的永續動力。倘若世人放棄了世俗的享樂追求，社會經濟活動也就失去了活力，仿佛百尺方塘而無源頭活水，必然是死水一潭。傳統中國重農桑輕工商，不僅商業活動位列“士農工商”之末流，經商之人還在人格上受到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的侮辱，比如劉邦即位第二年“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之”，後來又禁止商人入朝為官；西晉時期規定商人必須頭戴白巾，上書姓名以及經營範圍，且穿鞋必須一黑一白，工商業者不得穿錦繡；直到朱元璋還禁止商旅着娟。換句話說，工商業者就是富甲天下，錦衣玉食也“名不正言不順”，除非有皇帝欽賜的烏紗帽，才能“奉旨消費”。

“等級消費”之不公平顯而易見，可是，“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反倒在另一個極端彰顯了公平。歷史學家葛健雄先生在《統一與分裂》一文中，說道這樣一件事。一次，唐德宗在深秋時節到御苑打獵，感到天氣寒冷，就對左右大臣說：“九月份（農曆）還穿袷衣，二月份還穿皮袍，與氣候不相稱，我想都提前一個月，你們看怎麼樣？”左右一致贊成，叩頭感謝皇上的關懷。第二天，德宗命翰林院討論，準備發詔書。丞相李吉甫認為這是聖人上順天時，下合民情的好主意，應該編為法律，向全國公布執行。可是有一位李相程卻抬出了嚇人的理由堅決反對：《月令》規定到十月份才能穿皮衣。《月令》是玄宗皇帝制定的，絕對不能改變。德宗只得收回成命。當然，德宗並不是真的不能在九月里穿皮衣，他要真穿了，也不見得有李相程這樣的人來找麻煩，問題是不能公開改變老祖宗定下的規矩。

如果整個社會數千萬人都遵循清晰透明的“等級制”消費，也不是什麼壞到徹底的制度。真正的麻煩在於，既然是上面頒行“等級消費”的標準，那麼，一個容易或者說必然出現的結局是，社會財富總是集中地被少數人“消費”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再加上大批皇室成員、貴族、文武大臣、地主和商人，國家的財政收入基本上被這些人消耗盡了。秦始皇修了長城，修阿旁宮，再修兵馬俑，又建秦始皇陵，究竟花費了多少銀兩已經無法統計。但是，西漢王朝卻留下一項驚人的數據，即朝廷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用於修建皇帝陵墓的。在位５４年的漢武帝修了５３年的茂陵，陪葬品多得入不了土。他不僅帶走金銀財寶，而且還放進１９０種“鳥獸魚鱉牛馬虎豹”，足以設立一個地下動物園。西漢末年赤眉軍打開茂陵羨門，數萬士兵搬了幾十天，陵中的陪葬品還沒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後的西晉，陵中的珠玉還沒有盜完。

“等級消費”的初衷是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分層消費結構，如果採取順其自然的“不干預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市場自然選擇的結局——“看不見的手”會將整個社會的消費體系送入正確的軌道中。可是，設計和實現這一目標，完全是皇權和皇權代理人隨意干預的結果，皇權至高無上，皇權的代理人無處不在，“完美的制度設計”在現實環境中映射為斷裂的雙層消費結構——上層的統治階級應有盡有，而下層民眾則一貧如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這種狀況的最真實描述。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一個厚重的中產階級的惡果是，上層毫無節制地聚斂財富、揮霍錢財，下層民眾百般忍耐，苦苦熬煎，一旦突破某一個臨界點，數以億計的普通民眾“鯉魚打挺”翻個身，龐大的帝國就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以雙層消費結構透視傳統中國是很有解釋力的。許多表面上並無關聯的現象，都隱含着雙層消費結構這一內在邏輯。比如，歷史上中國的工商業一直處於幼稚狀態，除去上文所述工商業者受到歧視和抑制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最廣大的民眾極度貧困，生活水準僅限於維持生命和種族的延續，而沒有餘力購買其他消費品。進而，工匠、藝人、手工業者、小作坊主也因為產品銷售範圍狹窄，技術難以更新，成本難以降低，規模難以擴大，只能以達官貴人、皇室成員、豪門望族為主要消費對象。《大宅門》裡的百草廳，專門供奉皇室和老佛爺用藥，所謂的經營秘籍就是花銀子搞定老眼昏花專橫跋扈的宦官，“買斷”宮廷御藥的專營權。這樣的老字號，不可避免地要與“權力”締結“姻緣”，官商一氣，在所難免。官商（這裡官商的內涵，是指專門為官僚階層服務的商家）是不講成本的，因為皇帝不缺錢；官商是沒有競爭壓力的，因為一旦遇到競爭對手，可以借“刀”殺人；官商必然與腐敗的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互為表里，獨霸市場。我看《大宅門》全劇，除了作為陪襯出現的“群眾演員”，沒有見到一個到南記抓藥的平民百姓。實際上，“大宅門式”的企業也不需要賺下層民眾的錢，它們與皇親國戚之間如膠似漆地相互供養着，遠離大眾的日子，過得也不錯。

四合院式的大宅門，在北京也已經成了“文化遺產”，日漸稀少。可是，“大宅門式”企業，在我們這個以歷史悠久著稱的國家，卻隨處可見。長春一汽1955年建廠時，亞洲最大，同時期的日本汽車公司，與一汽相比，頂多算是手工作坊。40餘年後，國內市場上出售的小轎車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仍然是天價。某歸國博士說：我買得起汽車，但我不買，我覺得購買國產轎車是對我的強姦。哈哈哈！如果以兩性關係看待交易行為，那麼，處於優勢的一方強迫另一方接受質次價高的商品的作法無異於強姦——因為這種交易違背了當事人的意願。我們的家用轎車、IT產品、通信產品、電訊服務、民航機票等等，遠高於國際通行價格，但是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忍受，忍受電信、民航這些壟斷淫威下的強姦犯。

一般而言，被強姦是沒有快感的，可是，有些人變態，在強姦中享受快感。職務消費就是這一類型。看看天價的汽車、天價的手機、豪華的酒店、歌廳舞廳以及所有老百姓不敢涉足的高消費場所，都有人“痛”並“快樂着”。“痛”的是人民，他們被強姦——買單，“快樂着”的少數人，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經理享受着快感。XO初到中國市場的時候，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高價位“曲高和寡”，可是，一年之後，負責中國大陸營銷的總經理就喜笑顏開，連說沒想到中國的市場如此潛力無限。其實，真正的奧妙在於，對於大多數公款消費者來說，“強姦也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