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一些人常舉這樣的例子：吃大鍋飯時，政府把農民種什麼、怎麼種管得死死的，幹部和農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結果還是吃不飽飯。推行聯產承包製之後，農民有了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很快吃飯問題就解決了。所以應注重發揮個人和市場的作用。

這的確是事實。但人們不久就發現：政府如果放任不管，隨時都會出現“算（蒜）你狠”、“逗（豆）你玩”、糧食豬肉等價格劇烈波動、農民受中間商操縱盤剝等現象。這就需要政府做好規範市場、打擊囤積炒作、平抑價格、幫助農民組織生產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提供資金技術等工作。

這就是說：統制經濟不合理並不意味着市場自由主義就合理。現實社會需要的是介於統制與自由放任之間的政策，也就是“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用好。

大致說來，有關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理念和主張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從右到左排列依次是：

極右理念：主張自由放任，市場能自行解決一切問題，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這種理念主張的主要思想理論有：被片面截取的亞當•斯密思想、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論主張等。典型實踐有：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美國“鍍金時期”和兩次大危機之前時期、德國魏瑪時期、上世紀70年代後南美和前蘇東的“休克療法”等。

這種理念主張在理論上倒是能自足自洽，但在實踐中從未有過哪怕一個成功的例子，無不帶來混亂、投機、腐敗、貧富差距惡化；即使在能夠向外轉移矛盾的最好情況下，最多也就能維持二三十年（小布什不到八年就把財政已有盈餘的美國經濟搞破了產，戈爾巴喬夫五六年就讓世界第二強國崩了盤），結果無不是衰落、動盪、危機、乃至崩潰。

（有人會爭辯說香港是自由放任而成功的一個例子。但香港之所以在過去幾十年成為“東方明珠”，主要原因應在於它是當時封閉的大陸唯一對外口岸。隨着大陸對外開放，香港特殊地理位置優勢在喪失，隨之暴露出它由於政府缺位而造成的缺少實體經濟、規模經濟、科技經濟的缺陷。如果不是中央扶助，香港很快就會淪為二流城市。香港如果想要浴火重生，恐怕就要向新加坡和內地一些城市學習，大大提高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才有可能。）

中右理念：主張以私人經濟和市場為基礎，政府起保護、扶助、監管、干預、引導等作用。這類理念主張中也有左右不同傾向：有些更傾向於以私人經濟和市場為主，有些更傾向於比較注重發揮政府作用並可接受少量國有經濟。這類理念主張的主要思想理論有：英國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凱恩斯主義、二戰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等。典型實踐有：英國1830年代前的發展、美國除極右理念占主導地位之外的時期、德國和日本二戰後的發展等。

凡是私人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中，總是會趨向“社會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不足”這一難解的困境。因為當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裡集中、形成“國窮民窮豪強富”後，一夥豪強能消費多少？政府沒錢公共開支，百姓沒錢買東西，社會消費能不萎縮嗎？如前面提到，克魯德曼曾講：當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後，為避免經濟衰退和社會動亂，只能鼓勵大家過泡沫式的借貸生活，而泡沫和債務的積累總有災難無法避免的一天。

一些人總是指望私人手裡錢多了，會投資發展生產，但現實社會不是這個樣子。私人手裡錢再多，當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時，他們寧可投機炒作或把錢轉移到國外。這時如果政府也沒錢投資搞建設、帶動經濟發展，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惡性循環、走不出困境。現在美國、日本都是活例子。現在美國量化寬鬆這麼長時間，商業銀行和大公司不是沒錢，也不是沒有投資需要（例如眾多老化的基礎設施急需更新，而對老化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又可以帶動一大批產業），但由於利潤較低或利潤前景不明，所以寬鬆的資金只是推高了股票和房地產或流向國外，而進實體經濟增加有限；美國國債已大大超過GDP，雖然這幾年財政赤字在減少，但政府已無多大能力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要比較根本性地解決問題，除非如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所講：削減軍費開支、減少對大公司的優惠補貼、提高富人稅、封堵太多的稅收漏洞、某些部門國有化等，以使政府集中足夠資金、有帶動經濟發展的能力。但在美國現在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辦得到嗎？日本經濟衰退已二十多年，儘管誰都知道主要原因是投資不足，但日本政府能左右私人財閥嗎？現在日本國債已達GDP的220%，日本政府只敢加消費稅，不敢加所得稅和資產稅、資本利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安培再有幾隻箭怕也無濟於事。

現在國內有一種奇怪的論調：把政府主導投資稱為“刺激”，而只把私人經濟活動稱為“活力”。這就如同把家做飯菜稱為“垃圾”、而只把外賣盒飯稱為“營養”一樣荒謬。放着我國固有的優勢能力閒置荒廢，而一心指望市場機制和私人經濟。但單指望市場機制和私人經濟行不行？以往的例子不講，眼下美國和日本的例子還沒看夠嗎？“大起”固然是忌諱，“大落”也同樣是忌諱。所幸看來現在政府還沒完全聽從這種論調，如果按這種論調走下去，活力會越來越少，過剩產能會越來越多。

中左理念：主張政府主導市場，部分國有（一般在國民經濟20%以上）。典型實踐有：德意志第二帝國、法國戴高樂的“威權主義”、二戰後英國和北歐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踐、新加坡等。主要思想理論有：德國“歷史主義”學派、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瑞典學派、新一代凱恩斯主義者如英國的詹姆斯•米德、晚年的薩繆爾森等和更新一代凱恩斯主義者如斯蒂格利茨、克魯德曼等、我國近現代的新民主主義和三民主義、我國歷史上的三代—《周禮》—《管子》的政經思想傳統等。

從歷史上看，政府主導、部分國有的中左理念曾創造了發展速度、經濟質量、社會公正、科技創新等方面的世界最好記錄。二戰後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踐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失當，但這並不是不可以修正、調整的，而且整體情況也是不錯或很不錯的。在現今世界上，比較左傾的協調市場經濟很多方面要優於比較右傾的自由市場經濟，奉行政府主導、部分國有的新加坡也要明顯優於人口和面積都近似、但傾向於自由放任的香港，文革後奉行政府主導、部分國有的中國發展更要明顯優於接受“休克療法”的前蘇東國家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

極左理念：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推行全盤國有化和全盤指令性經濟計劃。典型實踐有：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我國文革結束前的三十年等。主要思想理論大家都清楚，不必多說。

這種理念主張在理論上也能自足自洽，但從實踐中看，雖然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等方面還可以，但普遍存在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和活力、供應匱乏、人民生活改善慢、形成官僚特權階層等弊病。

我們對上面四種類型的理念主張及其實踐效果進行對比，就自然可以得出這樣結論：我們應當拒絕、揚棄極右和極左的理念主張，應當以中左理念主張為基礎、吸收中右理念主張中的合理因素，走我們自己的道路，建立我們自己的思想理論。

（十二）

有一個被人們時常引用的比喻：把政府的作用比做裁判，強調“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

裁判員和運動員這一比喻，在某些範圍內是恰當的，例如監管部門不能在自己監管範圍內經營企業等。但將這一比喻無限誇大到政府和國民經濟活動，那就不適當了，因為政府的作用遠比裁判大得多。

我們不妨試問：僅有裁判員和運動員就可以比賽了嗎？總還要有場地設施吧？如果有三支以上球隊參賽，總還需要組織管理吧？更何況比賽不僅僅意味着“窩裡鬥”，還要考慮對外賽事。

僅有裁判員和運動員的比賽只能是很基層的、人數很少的比賽，例如班級之間的比賽；政府完全不參與的經濟活動也只能是很原初的經濟階段。隨着經濟活動的日益大型化、複雜化，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涉及只會越來越深、作用只會越來越大。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政府好比奧運會組委會，裁判工作只是其職責之一；公益型國企好比場地設施；競爭型國企好比國家培訓基地；眾多的私人企業好比眾多的俱樂部隊和“單飛”團隊。這些總起來形成我們國家的整體水平和競爭實力。

或許，我們還可以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合理地類比為影視導演或樂隊指揮的作用。

影視導演是影視藝術創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影視創作中各種藝術元素的綜合者。導演組織安排攝製組內所有創作人員、演藝人員和技術人員，充分調動乃至發掘他們的才能。導演還要領導現場拍攝和各項後期工作，直到影視全部攝製完成為止。一部影視作品的質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導演的素質與能力；一部影視作品的風格水平，也往往體現了導演的風格與修養。如果“把導演的權力關進籠子裡”，演員們自己想怎麼演就怎麼演，這部影視劇能拍成不能？

樂隊指揮是一個樂團的靈魂人物。他必須對要演奏的樂譜瞭如指掌，並有自己深刻、獨特的理解；他必須熟悉總譜及所有樂器分譜，必須能控制每聲部的音色、音量, 使整體聲音達到平衡；他有激發樂團成員最佳潛能的責任，能夠迅速指出樂隊的缺點並加以改進；在演出中他控制整首曲子呈現的速度及演出的效果，使各種個別的樂器演奏形成和諧、理想的整體。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指揮，再好的樂手集合在一起也如同一盤散沙，再好的樂曲也會平淡乏味。如果“把樂隊指揮的權力關進籠子裡”，樂手們自己想怎麼吹就怎麼吹、想怎麼拉就怎麼拉，這百十號人發出的聲音能成一首像樣的樂曲不能？

當然，無論是影視導演還是樂隊指揮，都有水平不高、把事情搞砸的，這需要完善導演和指揮的選拔、撤換制度。但不能因此就說導演制、指揮制不對。現實世界中，有沒有導演負責制的劇組、沒有指揮負責制的樂團嗎？

水火可以為利也可以為害，區別在於人類能否控制它。原子能可以成反應堆也可以成原子彈，區別在於管理人員能否用慢化劑、控制棒等設施控制它。市場能為利也能為害，區別在於政府能否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措施手段控制它。所以說：對自然力量，只有能控制它才能利用它。

有些人一直在問：“我們到底是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還是要市場主導下的政府？”

這個問題我們換個問法：人騎在馬上，是讓馬聽人的還是讓人聽馬的？

左的原教旨主義的思路是：既然馬亂跑闖禍，那就給它系上絆馬索，讓它跑不起來；或者乾脆把馬宰了，安步當車更穩當。這顯然不是好辦法。

右的原教旨主義則走向另一極端：對馬不應有任何約束，要由着它性子跑，跑到哪算哪。這顯然也不是好辦法。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說過這樣一句話：“自由像蒸汽，如果不加約束，就毫無用處。（Freedom is like steam, useless unless confined.）”自由的野馬對人也是無用有害。

雖然不少人一直在談論“駕馭市場”這一觀念，但明確見於領導人言論的也許還是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善於駕馭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行家裡手。”

人類學會駕馭馬用了好幾個世紀，最早發明的是馬嚼和韁繩，後來又發明了馬鞍，馬鐙的發明就更晚些。在這些發明過程中，肯定經過大了小了、鬆了緊了的多次試錯，人類能夠完全自如地駕馭馬大概是在公元前後。

自從近代社會化大生產出現以來，市場越來越發展、越來越複雜，政府管理市場的能力也在不斷提高改進，但從08年金融危機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情況來看，人類離能夠駕馭市場還有一定距離。駕馭意味着既充分發揮其作用又不使其失控，意味着使其服從人的利益和願望而不是被其牽着鼻子走。只有當我們最終學會駕馭、主導市場，我們才可以說人類社會進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