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計劃體制的敗局

中國人對於中央計劃體制的迷戀，由來已久。自古，有“官山海”、“鹽鐵專賣”；於今，有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各種“計劃”。可是，中央計劃體制的效果，並不怎麼樣。以實踐來證實的話，78年以來的30年，正是從計劃向市場轉軌，顯見，“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模式，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否則，何苦進行“新的長征”呢，畢竟，長征不是旅遊，而是生死的搏鬥。

要是據此認為，計劃經濟從此就喪失了最後的根據地，在中國沒有容身之處了，卻是大錯而特錯。因為，至今，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不願意”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再者，支撐我們國家經濟基礎的依然是國有經濟。君不見，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等“國字號”企業，浩浩蕩蕩，何等風光。

這就出現了一個基本問題，中央計劃體制，究竟好不好？如果沒有絕對的評價指標，是否可以有一個相對的優劣，即和市場體制比較，是否處於全面劣勢呢？但是，社會問題的困難在於，沒有辦法設計兩個完全相同、甚至近似的環境進行實驗，以區分計劃和市場的差別。另外，中國學者也有一個好高騖大的毛病，一提到經濟問題，就要用精確的模型、複雜的計算來理論，那不是我的長處。我更願意從小說起，從故事說起。

某人有一女孩，才滿1歲，活潑可愛，深得父母以及奶奶姥姥的喜愛。按計劃，一家只能生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成了2個大人、四個老人唯一的情感供給者。奶奶和姥姥，為了“爭寵”，展開了“看不見的戰鬥”。雙方互不相讓，“打成平手”，父母決定孩子由奶奶和姥姥輪流照看，一家一個星期。這樣的結局，皆大歡喜。

可是，不久之後，有了麻煩。小女孩總生病，不是感冒，就是發燒。經常是舊病未愈，又添新病，本來體質很好的女孩，卻成了醫院的常客。父母是有心人，觀察分析之後發現，問題出在奶奶和姥姥身上。奶奶是北方人，見慣了“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的天寒地凍，依照北方的習慣給小女孩穿衣戴帽；姥姥相反，是南方人，小女孩的打扮就有了南國風格。小女孩剛一歲，冷暖不知，也不會說話，衣着只好由着姥姥和奶奶了。奶奶姥姥，一北一南，冷暖迥異，小女孩在“兩極”之間頻繁轉換，身體不能適應，小病不斷也就再所難免了。

這個故事和中央計劃體制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奶奶和姥姥，是為“中央”，小女孩是為“百姓”，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母愛型”的。以這種模式描述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應該是恰當的。因為，在我們這個“和諧”的社會裡，政府及其中的官員一向被視為親民的“父母官”。“母愛”寬厚博大，無所不在，無微不至，而“百姓”恰好和“小女孩”一樣，沒有自我感覺、判斷和自主的能力，需要“母親”細緻周到的關懷和照顧。

姥姥和奶奶對小女孩疼愛有加，卻照顧不好小孩子的冷暖，為什麼？我們不用懷疑姥姥和奶奶的愛心，也不必懷疑她們的判斷力——她們照顧孩子的經驗，要比實行計劃生育之後的父母豐富得多。問題的根本在於，小女孩不會說話，不能自主地表達自己的實際需求。兩位老人只好“跟着感覺走”，以自己的習慣給孩子增減衣服。

實際上，中央計劃體制之實行，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第一， 信息充分；

第二， 有效的信息處理能力；

第三， 中央決策者“天下為公”，有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為他人着想的主觀意願。

小女孩的生活被姥姥和奶奶“計劃着”，後兩個條件成立，可只因為小女孩只有1歲，不會說話，第一個條件站不住腳。奶奶和姥姥的好意，因此毀於一念。“好心辦壞事”，由此而來。其實，所有“為他人做的嫁衣”，都是不合適的，只有自主決策才能“感同身受”。所有母親都有這樣的經驗，一歲之前的孩子特別容易生病，道理也是一樣——小孩兒不會說話，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母親只能“自作主張”，結果呢？孩子就特別容易生病。

如果盡心盡責的姥姥和奶奶，“計劃”不好小孫女的生活，甚至，只是穿衣戴帽，也“冷暖不知”的話，我們是否應該相信一個“素不相識”的中央政府，來規劃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呢？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把決策的權力交給政府，政府成為全體人民的“大管家”，人民“衣伸手，飯張口”，像“甩手掌柜”一樣樂哉逍遙呢？顯然，純屬空想。

用上述小Case，把某些人視為理想社會制度的“計劃體制”徹底推翻，很多人不甘心。因為，在他們看來，人類已經發展起來的智力和高超的計算技巧，例如，有關複雜巨系統的數學模型和運算次數在萬億次以上的計算機，可以幫助“中央”將經濟問題，納入一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集合，並以函數描述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關係，輸入數據、運算、求解，即可得到描述經濟運行的最優方案。

果如此，世界將“妙不可言”。假設我們找到了一個“恰當”的數學模型，計算複雜度也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我們依然擺脫不了其他問題的困擾。

第一，世界可以精確計量嗎？——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說：恰好可以計量的，被當作是最重要的。這種觀念，不只在經濟學家中流行，也在計劃經濟的崇拜者中間盛行。事實上，至今，可以計量的世界只是一小部分，經濟世界中的變量，更是混沌莫測。我們可以度量GDP、投資、消費和出口，可我們無法預期人們的“心理價位”，更無法描述人們內心複雜而細膩的情緒波動。可恰恰是，主宰經濟運行、影響經濟周期、誘發經濟波動的最主要因素，是每一個人深藏於內的“看不見的心”。

第二，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如何平衡？用變量描述不同階層的利益關係，顯然，它們是互斥的。模型可以描述互斥關係，但難以描述不同利益主體的滿意度；模型可以描述一個社會團體的偏好，卻不能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傾向。如通貨膨脹的時候，債務人興高采烈，債權人垂頭喪氣。此時，採用哪一種數學模型能彌合雙方的“裂痕”呢？

老子云：“天之道，取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補有餘”。按“天理”建模，則特權階層受損；“人道”通行，則大多數人吃虧。究竟是“存天理”，還是“盡人道”呢，恐怕就不是數學模型可以解決的了。

第三，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係，是確定的嗎？是否會發生“漂移”，“蝴蝶效應”在哪些問題、哪些情況下會出現呢？將經濟問題納入一個優化數學模型的想法，是“決定論”者的經濟觀。多數情況下，這種思維邏輯是成立的。正如一隻小雞——每天早晨，它都會按時吃到美味的早餐——主婦撒在地上的一把小米；這樣的日子，過了1000天了，天天如此。第1001天，它也這麼盼望着。可是，這一天，來了客人。主婦要招待，於是，小雞的美味早餐沒有了，它成了客人的美味。

這就是“蝴蝶效應”——自變量的微小變化，卻帶來了因變量的巨大偏差。正如南美洲山谷中的一隻蝴蝶，輕輕扇動翅膀，卻引發了加利福尼亞海邊的颶風一樣。眼下的金融海嘯，正是“蝴蝶效應”的再現。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普通人，都堅定地認為：經濟周期到達最高點之後，會緩慢地向下，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衰退期。可經濟運行的曲線卻是不連續的，好像斷線的風箏一樣，急轉直下，狂瀉不止。

小雞不知道哪一天是第1001天，人，也不知道哪些經濟變量之間會發生“蝴蝶效應”。當我們以常態應對經濟形勢的時候，很可能，我們遇到的是“金融風暴”；當我們以規範化的數學模型描述經濟變量之間關係的時候，它們的關係卻在“度外”——自然總在我們的設想之外。

經濟問題，也總在聰明的中央決策者的智力之外——何況，中央集權者未必大公無私。要是，領袖只為自己打算，人民豈不更倒霉。所以，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經濟以及任何主張計劃經濟的人。

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於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