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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發表在新浪微博2014年12月8日 09:19

1989年1月2日，《人民日報》以《完善民主安定秩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治理整頓在穩定中求得發展》為題，發表了趙紫陽在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他強調說：“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抓緊經濟建設的同時，我們還要積極地、扎紮實實地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經濟文化建設能夠順利進行，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儘快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態。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段話，集中地體現了趙紫陽那個時候的基本思想。

但是，形勢的發展，並沒有如趙紫陽所期望的那樣，逐漸穩定下來。進入1989年以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更加活躍，各種民主化的要求進一步發展，並逐步走向了高潮。

1月6日，在兩年以前的反“自由化”高潮中被開除中共黨籍的方勵之向鄧小平發出公開信，要求值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中國着名持不同政見者，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2月13日，由詩人北島發動北京文化學術界和知名人士，聯名公開致信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響應方勵之的公開信，參加簽名的有吳祖光、冰心、蕭乾、金觀濤、李澤厚、包遵信、蘇紹智、王若水等33人。

2月21日，留美學者陳軍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將大赦魏京生等人的問題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程。23日，陳軍與北島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成立“1989大赦工作小組”。

2月26日，着名學者許良英發起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參加簽名有錢熙照、王淦昌、施雅嵐、於浩成、李洪林、張顯揚等42人。信中提出四點要求，一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改革要同步進行；二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出版、新聞自由權利；三是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是增加教育和科研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生活待遇。

3月14日，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再次徵集43位知名人士簽名，發出致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的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等。

與此同時，受整個知識界民主氣氛高漲和師長們的影響，各高校的學生們也開始不穩定起來。“1989年3月底，共青團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了對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首都23所高校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目前大學生群體呈現為一種帶有較強慣性的‘亞穩定狀態’，在外部的強烈刺激與頻繁衝擊下，仍有發生大規模學潮的可能性；局部的、與實際利益相關的動盪很難完全避免。”（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頁。）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提出的關於推進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也是必須肯定的。而且他們的政治要求（“全盤西化”除外），與趙紫陽、鮑彤和他們部下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如果時機得當，工作得當，這種民主化要求對高層形成的政治壓力，將會成為黨內改革派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助力。但是，從當時黨內高層的局勢看，時機恰恰並不“得當”。黨內保守勢力利用治理整頓使改革倒退，同時颳起“倒趙風”，已使趙紫陽逐步陷於被動。社會上民主大潮的興起，為保守勢力攻擊趙紫陽，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又提供了新的口實和機會。他們緊緊盯住趙紫陽，試圖利用他對民主浪潮的應對失據，藉機發起致命的一擊。

而高層中這種複雜的局勢，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是並不了解的。他們不了解中共高層複雜的政治格局變化，和當時所面臨的保守勢力捲土重來的危險，也不了解趙紫陽當時的處境，和他的苦心。他們不知道，有可能事與願違，在當時情況下，民主化的大潮越高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迫切，也就越使黨內高層的政治局勢向不利於改革派的方向發展，趙紫陽所面臨的局勢也就愈加複雜化。

這種局勢，使趙紫陽、鮑彤和黨內的改革派們面臨着兩難的選擇。一方面，他們不願意反對和壓制當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提出的推進政治改革和發展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如果任由這場大潮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的動盪，和引發黨內保守派的反噬。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將意味着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將會毀於一旦，也意味着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政治生命的終止。因此，趙紫陽、鮑彤們的選擇，只能是一方面強調“要扎紮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大聲疾呼“中國需要穩定”，希望將民主化浪潮納入秩序的軌道。趙紫陽在新年茶話會上所說的“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段話，自然而然地成為趙紫陽、鮑彤們應對當時民主化浪潮的指導思想。

民主化浪潮的發展，同樣也刺激了鄧小平和老人集團。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宣揚引進西方議會制的言論也出來了。……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分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趙紫陽：《改革歷程》第二版，第281-282頁）

3月3日上午，鄧小平和趙紫陽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次談話時間存疑。據《鄧小平年譜》下卷和《鄧小平文選》第3卷記載，是在3月4日。但據筆者的傳達記錄所記，是在3月3日。因為此後的4日上午，趙是在中南海勤政殿開會）。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了當時國內各種政治傾向的問題，鄧小平說，不要在這些問題上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也不要採取過分措施。鬧過頭了再採取措施。觸犯法律我們再採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種政見。在中國，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要給外國一個信號，在穩定的前提下，中國才會改革。中國不允許亂。

趙紫陽說，有人說中國有言論罪，是不是劃一個界限，違法與不違法，包括結社、出版。鄧小平說，控制局勢要注意方法。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違法的就要取締。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方面控製得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華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制是為了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鄧的這段談話後來經整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3卷，題目為《中國不允許亂》）

鄧小平與趙紫陽這次談話，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成員當中進行了傳達。

3月4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趙紫陽召集胡啟立（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小組組長）、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小組副組長）、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鮑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人，討論了最近的政治形勢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在討論中趙紫陽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說，對待現在有人搞的所謂簽名問題，已經簽了的不要管，以後要打招呼。他表示不贊成所謂“大赦”，不贊成迎合“民主化的情緒”。但他提出，要從正面高姿態地把民主講清楚，我們的着眼點還是工人、農民。我們要堅定看到這一點，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中國要搞民主問題，但是要把民主、改革引入正途，而不是歧途。知識分子生活問題是個大問題，光學專家王大珩每月300元都生活不下去，要想辦法。

趙紫陽說，小平的思想是不能亂。我們要搞民主，但是不能孤軍深入，政治改革要為經濟改革服務。民主的進程不能停頓，要在十三大的基礎上解決民主的理論，民主和四化的關係，民主和四項原則的關係。我們是一個東方大國，民主化進程不能導致個人主義，導致個人主義，對社會發展很不利。

那麼中國民主搞什麼？趙紫陽自問自答地說，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二是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三是人民參與、公開、監督，四是以法治國，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但也要限制濫用權利。結社、新聞自由這些問題，我們的看法現在和知識分子有矛盾，我們不能讓。閻明復建議說，紫陽是否在五四講一講中國民主的方向，現在知識分子擔心的，一是人事的突然變化；二是改革受挫；三是知識分子跟着干倒霉。對簽名事件要淡化，要培養忠於共產黨的不同聲音，民主的旗幟，不能讓方勵之拿走。

趙紫陽接着說，是否搞些小組寫些東西，講講中國改革的各個方面。在四中全會上要講這個問題，同時要抓緊立法。可以看出來，目前的民主化是個大浪潮，因此一開始就要有個態度。要有對付混亂的辦法。經濟問題，有人想不用經濟方法去解決，想引到政治上面去。我們要堅定，實事求是，給社會一個說法。

當時，按照黨章關於中央全會每年兩次的規定，十三屆四中全會已經在籌備之中。中央初步確定，會議在4月17日到21日召開。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傳達趙紫陽3月4日講話的會上，鮑彤說，四中全會主題是教育改革問題。但在四中全會紫陽的報告中要講一講政治形勢，我們要準備這篇講話。我們研究室要有相當一部分人投入這項工作。這個講話，要有相當的理論高度，相當實感的操作性，給人感到是深思熟慮的考慮，中共中央的主張是正確的。

3月初，在鮑彤的主持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報告起草組成立，由15人組成。其中中央政改研究室參加8人，陳群林、陳小魯、孫方明、唐欣、吳偉、王紹賢、沈榮華、白惠敏。中辦調研室陳進玉、李英堂、羅建平3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小組（十三大後成立）鄭必堅、龔育之、賈春峰3人，再加上鮑彤。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內部研究了四中全會講話的起草問題，鮑彤在會上說，我們的文章在開頭，可能要有一段講十年改革開放，要感謝社會各界對黨和政府的支持，為保持社會穩定做出的貢獻。要肯定我們的社會基本是穩定的，繼續發展還需要繼續穩定。穩定是今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不能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還要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和民主的長遠目標。我們寫這個東西，要把紫陽最近講話的精神寫進去，黨的建設，突發事件，廉政和法制兩手抓，多黨合作，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來講，這些是黨內形成共識的基礎。

6日下午，起草組舉行第一次會議。鮑彤在會上說，到底從什麼角度能把紫陽最近時期的講話精神串起來呢？上午我們議論了一下，能否從穩定的角度，小平最關心的是穩定問題。如果在一些大的政治原則上，能夠統一黨內高層的認識，形成基調，那麼五四大會上的稿子也就出來了。

3月10日上午，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再次開會，討論和擬定報告提綱。鮑彤在傳達了3月3日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談話之後說，在改革這場大變動中，我們的社會還是基本穩定的。報告要說明穩定與發展、改革的關係，把兩方面都講透。從改革開放的發展講穩定，說明有穩定的環境，發展可以快一點，環境不好就可能要放慢步伐。

會上，大家也都發了言，對起草這個文件提出了一個基本思路。3月14日下午，起草組討論了已經初步擬出的提綱。鮑彤在會上講了大體的進度要求，他說，這個稿子應該在4月6號的常委會上通過一下，然後可能要開政治局會議。在這次討論中，大家都從各自的角度，對於稿子提綱提出了自己看法。此後，3月15日、16日、25日、27日、4月3日，10日，起草組又多次開會，反覆討論修改已經成形的稿子。

在4月3日、10日的起草組會上，鮑彤都各有一大段談話，對起草組關於四中全會報告稿的基本思路做了概括，同時也可以說是間接表明了趙紫陽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態度。

鮑彤說：我們要給出兩個方面的信號，一是不全盤引進西方的制度，二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不能停頓，要扎紮實實有保障的推進。兩方面都要講明確。總題目是在社會穩定前提下，積極穩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這段時間來，中央常委的討論可以概括為幾條方針。第一，中國當前壓倒一切是要穩定。第二，中國不能全盤西化，不能拿西方的尺子觀察中國問題。第三，一定要在穩定和秩序的前提下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第四，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當前要圍繞在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兩個問題上。老百姓的要求，一條是憂國憂民，要求把改革建設搞得更好一些，一條是從自身出發，要求權利得到保障，生活得更舒暢一些。第五，黨在維護穩定和推進民主的時候，要走在前面。要講明，我們對目前民主狀況並不滿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憲法反映了我們的主張，有了憲法，還要有各種具體的法律配套。決策民主化，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鮑彤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在爭取民主過程中，各國都有教訓，搞得好，會成為穩定的力量，搞不好會成為破壞穩定的力量。穩定是為改革建設提供有利條件，看起來緩慢一些，但可能更順利一些。以少的代價換取大的發展。用一天，一個月的尺度來看，不會有大的變化，但長時間看，是前進的。中央決心把重點放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方面來，放到保護公民的權利方面來。要保障公民權利，防止侵犯公民權利，也要防止有人濫用權利。這不僅僅是口號和意願，也不是個認識不認識、給不給的問題，而是要取決於社會條件和法制建設的進程。

鮑彤認為，過去革命是破壞，現在是建設的過程。過去在五四的民主自由口號下我們破壞了舊制度，現在是在這個口號下，協調整合人民之間的關係。民主和自由是加強協調的手段，要達成和諧的目的。過去突出的是對抗鬥爭，現在突出的是妥協諒解。要講讓步，講理解，用民主的手段達成協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的事業主題變了，由革命轉變為建設；主題變了，民主觀念、功能都要更新。要使黨內外都懂得，民主本質上是建設的主題，不是破壞的主題。利益調整，不同聲音，要靠民主來調整。過去靠民主的武器奪取政權，現在要靠民主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民主處理得好，就會成為穩定的力量，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動亂。我們的辦法是秩序的民主，法制的民主，有過程的民主。我們黨還沒有學會在和平執政條件下，用法律武器進行合法鬥爭。這時，陳群林插話說，現在一講穩定就是沒有不同意見，就是輿論一律。這不對。一定要講穩定，但這種穩定不是輿論一律、鴉雀無聲的穩定，而應該是活躍的，健康的，能協調各種利益的穩定。

鮑彤繼續說，要鮮明地表明一個態度，黨應該成為穩定的力量和推進民主的力量，不能把積極因素看成是消極因素。黨要在維護穩定，民主方面帶頭做表率，認真建設黨內民主。在這樣的形勢下，黨組織要在穩定大局中起作用，對黨組織提出更高的要求。黨的紀律要搞好，不能搞自由主義。黨自身穩定了，社會穩定就有了保證，黨的民主搞好了，社會民主就有了希望。黨應該成為生動的，活潑的，積極的，健康的力量。

為趙紫陽起草的這個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報告，稿子是寫出來了，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未及討論，形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4月15日，前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潮驟起。擬議中的四中全會因此而推遲，而趙紫陽、鮑彤們試圖用這個講話，再做一次穩定局勢的最後努力，也落空了。

在共和國遭受了那場血的劫難之後的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會上代表政治局作報告的總書記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他講的也完全是另外一個調子。趙紫陽在這個會上被戴上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撤銷了總書記職務；鮑彤則已經被關進了秦城，等待他的是一場不公正的審判。他們所主持的這次以推進民主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被劃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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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認為:歷史就是集中的遺憾,六四衝動冒進和各執己見的學生們,實際上徹底改變了中國民主平穩進行的歷史軌跡,民主列車去轉了一個還遠不見連接的圈.至今還在原地打轉.

社會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欲速則不達"不是沒道理.中國的進步和轉型,需要的是時間和契機,研究生剛畢業那幾年,國家經濟實際上非常貧困,80年代我們帶娃兒的就知道,工資不夠用,保姆糧票不敷.當時生活極其困難.行路難,看病難,我們還可以搞一點外水,買電器付保姆費,普遍社會生活還挺困難.社會需要穩定和經濟發展,需要外資和資本家來剝削中國人民.

政府又要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又要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鄧小平在向香港和台灣資本家請求幫助.不惜向他們提供超級優惠條件,連外資企業中的共產黨組織和工會婦聯共青團都停止活動轉入地下.被嘲笑成為中國當時的地下黨.嘿嘿!一句話.1989年折騰社會轉型民主體制改革並不是當務之急.

果不其然,這三十年來國家經濟全面發展的結果證明了.再對比俄羅斯民主化的結果,烏克蘭民主化的結果.許多經歷共產主義歷史階段的國家轉型的結果,和所處的國際地位.中國是不是又躲過了一劫啊.呵呵!

歷史又是一面鏡子,在照出匹夫短見在對照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