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榮被中共重判十三年，因為他曾是中共“自己人”，中共對背叛的自己人特別狠毒，從周恩來屠殺顧順章全家到誘捕華棣莫不如此。　中共以殘酷的“內鬥”著稱。對自己人，尤其對背叛過自己、或稍有此嫌疑的人，下手之狠之毒，在當代史上實屬罕見。

　　周恩來親率殺手殘殺顧順章全家

　　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家的滅門血案是一個典型案例。　當時，中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還沒有來得及出賣黨中央機關。周恩來聞訊便立即當夜帶了特科的殺手們去上海顧家殘殺他的全家十餘人。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探親的農婦，根本與顧的叛變無關，但也被殺手們活活勒死。當夜在顧家打麻將的客人中有一個周恩來的黃埔學生斯勵，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斯烈之弟。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時，周恩來被第二師扣押，有生命危險，是斯勵念師生之誼幫助他逃出了虎口。以後，斯勵便成了中共要員麻將桌上的貴客。但為了不走漏血案的風聲，斯也被周下令殺死活埋。不久，中共的殺手們又奉命殘殺活埋了顧順章在上海的所有親屬達數十人之多。（編按：周恩來策劃指揮並與康生親手砍殺顧一家人，本社出版的《紅朝宰相》一書有詳細評述。）

　　縱觀中共黨史，中共對自己人從沒有寬容過。從三十年代毛澤東在蘇區對上萬所謂的“ＡＢ團”大開殺戒；到四十年代在“延安整風”中整死了王實味等一大批革命知識份子和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從五十年代歷經千辛萬苦回到祖國懷抱的志願軍戰俘們重入共和國的監獄，到六十年代文革中所有“革過命的人”被大革其命，在中共黨內，很少有人是沒有被他們視為“組織”或“母親”的黨心狠手辣地整過的。

　　文革前夕，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回國，共產黨待若上賓，文革中也一直在保護名單上。他一九六九年逝世時，中共想盡了一切辦法搶救。相反，僅一年前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自己的“總統”，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獄中病重，得到的卻是上面“禁止用一切好藥，不准送醫院搶救，準備火葬”的指令。結果使當時積極配合治療、非常想活下去的劉少奇僅幾天內便被送入了熊熊的焚屍爐。

　　現在中共的文人們大談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文革初期有過一份應與保護的“幹部”名單，可見他們對中共老幹部的深情。其實，此事由紅衛兵抄原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家緣起，毛批示周處理。在周草擬的最初的十三人名單上，幾乎全是宋慶齡、章士釗、張治中、程潛、傅作義、李宗仁等　“民主人士”，而不是共產黨的正統自己人。而此時，共產黨的開國元勛如彭德懷、賀龍等人卻紛紛跌入黨的大獄……

　　宋姓編外特務全家被非法關押

　　有位研究黨史的學者曾總結說：越是外人共產黨越客氣，離共產黨越遠越安全。雖說這話不是絕對真理，因為中共的“階級鬥爭”歷來有喪失理智之虞，但說這是一個相對真理恐怕還是有道理的。我自己兩年前在北京安全部的牢獄之災中，對此深有體會。北京安全局的看守所里，大約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囚犯是原來國家安全部的幹警或與他們有關的商人，罪名大都是“泄露國家機密”。而真實的深層原因大都是內部傾軋、權力鬥爭。一位副處長僅因為告訴了暗中與自己上司通姦的老婆自己在國安部的辦公室地址，便被定為“泄露國家機密”　而被判刑七年，且慘遭刑訊逼供。一個賴昌星類的“編外特務”式宋姓商人，數年前為傍“政治大款”而千方百計和中共安全部一起做生意，後來很快發現安全部的特務們侵吞了他公司的大部分盈利。因為分賬不公，他打了國家安全部工業局局長一拳。當時的國家安全部部長即刻親自批准逮捕他全家，數年內沒有釋放也沒有任何審判。不久前那個部長調到公安部去當了部長，他和家人們竟然也像有人身附屬的奴隸們一樣，被轉到了公安部的獄中關押。按他自己的猜測，他極可能便這樣在漫長的黑牢裡渡過一生。

　　中共懲叛徒誘捕華棣經過

　　我在牢裡時，斯坦福大學的華人學者華棣就住在我隔壁監房。我在被審訊時，被辦案人員多次告知：華的情況與我有根本不同。我儘管一直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動的，但畢竟從不是“自己人”。而他的情況要比我嚴重的多，因為他曾經是“自己人”。

　　我當時聽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因為我覺得對自己人應當客氣一點，而對我這種從來是非黨非團的一貫“反動學者”才應當更嚴一點啊！經曾和華棣一起居住過一個監房的“黨員難友”指點，我才恍然大悟起來：華棣出生於中共高級幹部家庭，本人非但三十年前曾是中共一手培養的導彈專家，九十年代還曾是中共智庫研究所所長。因為支援八九民運，他被迫流亡海外。在中共眼裡，他早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背叛了的顧順章式的人物，而他竟然還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所里研究中國的導彈！中共自然對他要比對我恨得多。不久，華棣即被初審判決十五年。而我被無罪釋放了。

　　其實，華棣知道的國家機密早已經是在高科技時代裡三、四十年前老掉牙的化石了。在導彈技術飛速發展，在網上都可以找到製造原子彈的方法的今天，他這點東西早已經只能作為大學學報上的歷史研究素材了。但就是他在斯坦福大學學報上的兩篇和美國學者約翰　路易斯教授合寫的關於中國導彈和原子彈的歷史研究論文，使他以六十四歲的高齡被判十五年。據斯坦福的朋友們後來告知：華棣一直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甚至忠誠的共產黨員。即便流亡美國，他仍積極地幫助中共的現代化並一直在公開場合為中共的許多政策辯護。他更隨時等着黨的召喚，準備回國服務。　我在獄中還得知：華棣是被中共國家安全部誘捕的。或許正是華棣在美國的種種愛國表現，才使安全部的領導們制定了出色的誘捕計劃。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他們先請華棣在安全部工作的侄子寫信，說江澤民要想請他回國，他的訪美作重要策劃。不久，安全部專程派出一個局長請華棣在香港碰頭，正式邀請華棣？江澤民主席訪美作重大策劃，並信誓旦旦地保證他的安全。華棣後來在監獄裡深深地懺悔到：正是他想回國服務的愛國 “官癮”害了他。他一回中國，便在安全部為他設的洗塵宴上被捕。當他請律師去尋找那個保證他“安全”的局長時，國家安全部的回答竟是：“ 查無此人”。

　　更糟糕的是：作為一個正在申請加入美國公民籍的綠卡持有者，華棣在美國的熱情愛國表現和他與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接觸使不少人至今還誤認他為“雙重間諜”。這樣，便失去了許多美國國會等方面對他在入獄後的大力營救的機會。在華棣一九九八年決定回國之前，他在斯坦福大學的上司的約翰　路易斯教授苦口婆心地勸他不要相信共產黨的承諾，至少拿了美國國籍再回去。華棣的回答是：這次是中國國家安全部作出的承諾，肯定是安全的……

　　高瞻曾是一個“很愛國”的學人

海外學人因為愛國表現而入獄的悲劇決不止華棣一人。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的女研究員高瞻博士，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任教。甚至一直不厭其煩地勸她在美國公司里已經擔任了高級經理的丈夫放棄高薪回國服務。特別有諷刺意義的是：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她在北京機場被捕前一夜，她還在辦理回國在北京林業大學任教的手續。

　　在美留學工作期間，高瞻也一直是很愛國的學人，據說她甚至還應邀出席過中國大使館的酒會。據高瞻博士告訴我：她也是中共的幹部子女，從小接受紅色教育並誠摯地相信過黨。我想：儘管她訪問台灣帶着明確的促進統一的理念，但還是被中共視為“自己人”的背叛。結果，她以“間諜罪”被判刑十年，後以保外就醫的名義驅逐出境。對與她案件有關的一個中共的“台聯”幹部的重判，更說明了中共對自己人下手的狠毒：為了製造成“高瞻、李少民間諜案”，僅向高瞻提供了一些台灣問題學術研究資料的黨員處長曲偉被重判了整整十三年！

　　徐澤榮也曾是中共“自己人”

　　我和徐澤榮博士從未謀面，但他九十年代在香港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是我一直認為值得一讀的學術刊物之一。那時學界廣為流傳的是：徐出生於中共高幹家庭。

　　這份刊物也得到了中共安全部的經濟資助。徐所成立的出版社也同樣如此。因此徐澤榮在大陸發行他的刊物和書籍應當是安全部批准並同意的。聽香港的朋友說，徐還曾經在香港新華社工作過，那他更曾經是中共的 “自己人”了。問題在於：徐在牛津大學受教使他在西方文化浸淫中轉變成了一個自由主義學者。他不僅認真地把原來中共希望的統戰刊物辦成頗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讀物，還用他的博士論文揭露了中共積極主動地參與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於是乎，中共的安全部惱羞成怒了，徐澤榮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顧順章式的格殺勿論的叛逆。安全部先倒打一耙，把徐由他們資助的出版定為“非法出版”的經濟犯罪而判刑三年，他對歷史真相的探索更成了“泄露國家機密”而判刑十年。

　　二月十九日，英國牛津大學師生和國際學界的三百四十名知名學者為徐澤榮案寫公開信向江澤民抗議。公開信說得好：“本公開信的許多簽署者是研究政府決策的學者。我們無法接受任何分析半個世紀前的任何國家的軍事政策的研究是甚麼『泄露國家機密』”。其實，中共領導們何嘗不知道徐澤榮的論文並沒有泄密，他們為的只是誣構罪名來殘害一名背叛了的“自己人”。據知情人告知：徐澤榮所收集的材料上本來沒有表明任何密級，是安全部為了誣構他而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重新定為“絕密”。這樣胡作非為下去，總有一天千年以前的赤璧大戰，百年以前的甲午海戰也要被中共安全部定為抓人入獄的“國家機密”！

　　中共曾向徐承諾回國無安全問題

　　最近，徐澤榮博士的牛津大學的導師之一曾銳生教授告訴我：一九九九年徐澤榮回大陸任教前他們有過一次談話。曾銳生教授勸徐不要回大陸任教，並告誡他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可能還是中共的敏感課題。徐很自信地回答說：他已經從中共組織部得到了某種承諾，安全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結果是他在二○○○年六月便被逮捕，最近又被重判。我不清楚徐當時得到的安全承諾到底是來自“組織部”還是安全部。

　　徐不是中共黨員，由只管黨員的中共組織部作出任何承諾是不合邏輯的。如果安全承諾實際上是來自中共安全部，那麼這極可能又是一起華棣式的誘捕案。

　　近一兩年來，中共安全部開始在海外學人身上下手，製造了一系列的烏龍間諜案。這當然首先是中共日益走向“東廠政治”的必然產物（註：東廠是明朝太監魏忠賢所設的特務機構），而海外學人、學者當然是受害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海外學人學者也不是沒有可以總結的自衛的經驗與教訓。例如，既然我們知道了中共對“自己人”下手的黑社會式狠毒，就千萬不要去充當那個黨的“自己人”，或避免被他們認為是“自己人 ”。當今世界，任何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都非但應當和政府保持應有的距離，更應當是政府政策的嚴厲的監督者和批評者。對民主政府尚如此，對獨裁政府更應當如此。對獨裁政權的特務部門，更不應當有任何沾邊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千千萬萬不要把他們作為“政治大款”去傍。以中國文人的愚鈍的書生氣去和這些特務部門的狡猾狠毒打交道，最後吃大虧的一定是知識份子。即便你是真誠地愛國和“向黨靠攏”，在黨的情報機關眼裡則很可能變為“企圖深入打入我黨，以便刺探絕密情報”。三十年代斯勵的被殺和今天一些海外學者的重判實在應當是值得深思的前車之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