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史開始的二百餘年來，隨着交通和信息傳播、以及資訊交換條件和技術的發展與進步，為中國人創造了“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可能。終於讓中國人、特別是被譽為社會棟梁或脊梁骨的精英讀書人（包括孫中山、魯迅之類），發現並感覺到自己跟西方在物質文明方面的明顯差距。可惜他們受“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特別是所謂“不求甚解”的影響，形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習慣、養成了“會讀書而不會用”的毛病，產生了“妄自菲薄”的後果。最後竟然得出了荒唐之極的“（中國）文化落後”的判斷結論，誤導中國人無論左、右，反過來都要爭相去充當馬克思（共產主義）或凱恩斯（資本主義）的跟屁蟲。各自從不同的立場上，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地，走上一條沒有出息、更沒有好下場的歧途。至今都還在跟全世界一起，深陷各種災難或困境的泥沼。卻讓自己博大精深、無所不能的文化，背上“落後”黑鍋，不但要處於“英雄無用武之地”，更被迫成為國家或民族在犯錯誤時，充當文過飾非的“替罪羊”或“出氣筒”。其愚蠢或顢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這迄今為止、對“公務員”一詞的定義不清、甚至隨意胡亂解釋，所造成的混亂或矛盾，最後導致“窩裡內鬥”的現象，就是一個典型。

根據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簡稱《新理論》），認為『自從人類走出以個體體能競爭為主的大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生物叢林後。就開始跟其它高等動物分道揚鑣，進入一個自己“人造”的、以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產生了用來加工“社會人”的文化，完成了“高等動物→人”的階段性進化。從此開始了創建“文明”的新進程。並因加工文化的不同，從文明開始的客觀原點（代表那個時代人類的行為表現上、跟其它高等動物一樣）朝向文明發展、進步的延伸線上，形成了文化之間的比較差距。也就是社會人的整體綜合行為表現，離原點距離越遠的，越文明，其加工文化，也就更先進、優秀』可以認為，理論上，這是檢驗、比較文化相對優劣程度的唯一客觀、科學的標準，放之四海而皆準，沒有例外。

這所謂的“公務員”，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分工。因為在科學《新理論》看來，以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社會，就好像是一個被放大了的、由無數以個體人為單位的家庭“細胞”組成的人體。政府就是其外在形象；領袖或集體領導班子，就像處理、協調、指揮人體一切行為或動作的腦袋；而四肢、五官和內臟，就是分工不同的職能部門；而“公務員”就是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細胞（如腦細胞、肝、腎或肌肉細胞之類），除了要有特定的功能外，就是一個普通的人體細胞。也就是說，理論上，這些作為“公務員”的人體細胞的質量或素質，就代表一個特定社會（人體）包括健康在內的整體素質。所以不但把主管地方事物的官員，恰如其分地稱之為“父母官”，要求他們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地、關愛、善待治下的百姓。更對經過考核挑選出來，綜合素質理應比一般民眾相對要高一點的“公務員”，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要求。而作為“報酬”，就是有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能夠獲得民眾的普遍尊敬，屬於馬斯洛的“層次理論”中有最高境界追求的那種人。

如果不是後來在西方獸文化基礎上形成的錯誤社會理論誤導，產生的“偽民主”概念影響下，形成了絕對有欺騙、愚民性質的“公僕說”的話，這本來是順理成章，符合邏輯的科學推理。試想一下，一個正常的社會，理應交由一些富有理想追求、品格高尚、德才兼優的官員和相對高素質的“公務員”來管理，而作為對應的鞭策或鼓勵，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境界。

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基本恰如其分的仿生學類比。因為每一個個體人，都不是一個可以聽由整體擺布的簡單細胞，而是一個有複雜思維和七情六慾天性、同時還有尚未被加工文化和社會真正開發的、可以控制、約束天性的“人性”的獨立個體。而中國文化就是具備加工這些父母官以及高素質社會人以及公務員的能力和條件的先進文化。可惜在古代聖賢之類精英讀書人的主導下，讓這種文化片面強調了精神文明，而忽視了天性對物質文明的追求，更不懂對天性剋星--人性的開發和應用，更不懂真正“幸福”的對比度本質。以至於當西方通過工業革命取得物質文明標量的飛速發展時。作為社會棟梁、脊梁骨的讀書人，面對花花綠綠的物質文明誘惑下，終於把握不住。最後讓自己的文化價值觀體系，產生了崩潰。從此淪為西方文化的“跟屁蟲”，全盤接受了假冒偽劣的所謂“民主理論”、“公僕說”和“一切向錢（經濟）看”的價值觀。以自己文化加工後獲得的聰明智慧和超強能力，以及龐大的人口基數，終於跟西方“接軌（同流合污）”。把自己民族性的“黃禍”，升級為世界性的“人禍”，讓全人類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中國文化中“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科學箴言，以世界各地都不斷湧現出來的貪污腐敗現象和各國政府被迫實行的反貪行動，徹底推翻了“制度萬能論”的神話。究其真正的原因，乃是因為人類迄今為止，始終沒有一個可以認識、解釋自己和自己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科學理論系統。只能靠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來濫竽充數。這所謂“高薪養廉”的說法，就是一個錯誤的典型。這香港出現的許仕仁、台灣的陳水扁、以及大陸正在不斷被挖出來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計劃等“大老虎”，就是“高薪養廉”政策無效、失敗的證明。其真正的根源，就是因為從理論上對天性和人性概念的認識不足，更對兩者之間的互動制約關係“狗屁不通”，所以只能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下醫治人”手段的緣故。

今天，又有一種“給公務員加薪”的輿論出現、並被不斷炒熱，似乎有“把生米做成熟飯”的勢頭。科學《新理論》必須不客氣地指出：這是一種後果嚴重的錯誤行為。不但在本質上有“（整體）擁權自肥”甚至“監守自盜”的嫌疑，而且大規模加薪，必然地要產生物價上漲的效應，直接損害社會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直接違背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其實這是完全符合利益與責任掛鈎的公平原則的），更是客觀促使不斷產生追求“先天下之樂而樂”的“大老虎”的根本原因。那麼公務員難道就不該加薪了嗎？當然不是。

首先，從公務員整體而言，理論上根據“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公務員是沒有單獨給自己這個群體漲工資“自肥”的權利的。以避免或防止必然地“以權謀私”現象發生。他們只有通過一致的努力，最後享受社會“水漲船高”的成果。這樣可以從根本上杜絕“貪腐現象”；

其次，公務員們應該、也有條件在被分工的崗位上，努力發揮自己作為“主人公”的聰明才智，支持、幫助企業進行創造性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加產量、降低成本。最後達到增加社會財富、穩定（甚至降低）物價的目的。這樣，他們也就可以自豪而心安理得地，跟着普羅大眾一起，共享經濟利益的成果了。

這絕對不是什麼“烏托邦”式的空想或誇誇其談。而是有可以以力服人的立論根據的，不服的話，《新理論》可以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的質疑甚至挑戰。

當然，這一定會引起部分公務員的不滿，甚至消極怠工抵制。那就讓他們自由地下海去“賣紅薯或茶葉蛋”吧，再讓一部分德才兼備、且有高的境界層次追求的“道不同”人士，補充進來好了。社會反而會“因禍得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