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發表後，收到許多點評，下面就幾個觀點同大家商榷。在商榷之前，有必要介紹一下真實的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體系。

憤青孔子與學者孔子

《史記》中有《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兩篇，司馬遷在記述孔子及其學說的時候，尚沒有過分地將孔子神化。如果我們根據這兩篇史料研讀孔子及其學說，孔子出身低微，家境貧寒；是位具有創新精神的教育家，開創了私人辦學的私塾經營方式，一生中培養出了77位比較優秀的弟子；是位孜孜不倦求道的大學者，在沒有現代紙張，沒有標準文字的環境中，整理出了《周易》，《春秋》，《詩經》，《尚書》，《禮記》等古典文獻。孔子是位憤青，喜歡直言，不怕得罪高官，“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追求名利，總想當官，施展一番抱負，為求一官半職，找到一份高薪高職的工作，周遊列國，有時狼狽得如喪家之犬，但並不氣餒。孔子不甚貪財但好色，也時常犯些低級的道德錯誤，其學生指正後往往會敷衍掩飾一番，但知錯能改。

孔子吸取其前代的思想精華，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做人標準和社會秩序，以中庸為核心的哲學思想。仁的概念是他求道的結果，按孔子自己的說法，他追求的是人之道，按現代的名詞大約是人道主義。孔子有資格追求人之道，他不但廣泛地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和史料，從歷史中探求人道主義的精髓，而且親自從政實踐，一生中出任過多種官職。他了解真實的社會，並非簡單地做理論空想清談。

但是，孔子很清楚自己人道主義的局限性。他認為學有所專，道有不同，種菜有種菜的道，種莊稼有種莊稼的道；在農耕為主流的社會，他認可其同代人對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譏諷，承認在種植方面，自己確實不如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

人道主義的濫用

安博友發了一篇新文《萬里之外看中庸》，認為中庸很難使人在科學研究領域超越，“無法為拓荒者提供前行的路標，信奉中庸的人對極端有一種天然的排斥，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如上文所述，中庸作為一種哲學觀，是從儒家人道主義發展而來的，它只對人道主義起指導作用。按孔子的說法，它與種菜種莊稼不沾邊，更與孔夫子當時想象不到的現代科學創新超越不沾邊。

事實上，早在孔子出生之前，就有人濫用人道主義。公元前638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楚宋兩軍對陣於宋國邊境的泓水，宋軍駐屯於北岸，楚軍自南岸開始渡河。宋襄公不顧謀臣子魚的建議，堅持不半渡而擊，認為不仁義；待到楚軍全部渡河後，宋襄公又堅持非要等到楚軍完成列陣之後方開始攻擊，認為應該尊重禮儀，結果慘敗，身受重傷。

就在今天，美國在如何處理恐怖分子時也有類似的分歧。一部分人認為，對待俘虜的恐怖主義份子，使用酷刑，及時挖掘信息是理所當然的；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對戰俘施以酷刑是非人道的，有悖於人道主義原則。

道德家孔子認為人之道在於中庸，軍事家孫子則認為用兵之道在於詭詐欺騙，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以達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偏偏有網友將人道主義同用兵之道混為一談。全世界自古至今人人天性中都有撒慌的基因，偏把中國人挑出來，因為一本《孫子兵法》，求以最小犧牲爭取軍事勝利的書，認為中國的文化教人撒謊。

儒家思想是感性思維？

西方有大陸法和案例法兩個體系。儒家的道德觀類似英美的案例法，一事一議。有網友因此認為，儒家文化是感性文化，不具備推理分析能力，在概念解讀和發揮方面有隨意性。

確實，英美的案例法如果任人解釋，都會出現許多歧義，每個人都會朝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解釋。因此，英美都設有最高法院，其歧義由最高法院以大法官投票的方式裁定。多數情況下，大法官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消除歧義的辦法是投票，而不是推理分析。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英美的案例法沒有法律體系。

作為道德信仰，儒家的一事一議是道德多元化的基礎。道德標準，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一個最終的，精確的唯一解釋。如果有人試圖設定一個人類統一的道德標準，那是在搞道德專制。許多宗教都試圖搞道德專制，但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小宗派林立，不同的宗派對同一教義有不同的解釋。

最莫名其妙的是所謂的中國人因為自身的文化問題，缺乏理性分析能力一說。計算機編程及信息系統管理需要嚴密的理性分析能力。現實當中，大家有目共睹，即使是從中國出來的文科學渣，學幾個月計算機，也能有模有樣，其工作能力也不輸於當地土生土長，自小受西方理性分析教育的西方人。

一個人繼承的文化傳統，只是其道德觀念發展的起點，其後的發展是個求道過程。沒有必要把中西方文化對立起來，我們需要的是成長完善，而不是自殘和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