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仲敬：小人物的納粹德國（比小人物的中國宜居多了） |
| 送交者: chang le 2015年01月18日08:18:1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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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按：二戰前的納粹德國，就是邁耶描述的這麼回事兒。對於現在未受迫害的大陸人來說，算得上樂土了。
大眾是灰色的，逆來順受。 關心政治的人中，德國的納粹主義者和中國的愛國賊識時務求上進，是多數。 反對派很少，在監獄裡或在去監獄的途中。 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中國的毛左不合時宜，很少，不過中國的毛左只要共產黨不變成民主主義的黨，還是對復辟抱有希望，還是擁護黨，不會被送進監獄，而且他們對反對派的血更有胃口。 ———————— 原題：他們自以為自由：小人物的納粹德國 東方早報 2014-06-16 [摘要] 他們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納粹、也不反對納粹，只是保存了服從的習慣。 後世的讀者（包括德國讀者）可能認為：當時的德國人要麼在宣傳蠱惑下變成了“希特勒自願的劊子手”，要麼在暴政威脅下度日如年。然而，那些小人物不是。希特勒那些載入中學課本的暴行，他們也是從報紙上看見的。而且，報道時間很可能在戰爭結束以後。在盟軍飛機投下地獄火海以前，他們不大能體會到希特勒和威廉皇帝陛下、興登堡元帥閣下的區別。他們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納粹、也不反對納粹，只是保存了服從的習慣。 他們並不想要民主，事實上他們真心覺得自己不夠聰明。他們真正害怕的乃是沒有秩序：上級不像上級，下級不知道怎麼辦。魏瑪共和國體現了他們最害怕的一切。 “小人物是不會從原則上反對民族社會主義的。如果你想從開始就抵制，你就必須有能力預見結局。普通人怎麼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燭機先，知道應該做什麼？”何況，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 ———————— 《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年間的德國人》[美]米爾頓·邁耶著 王崬興 張蓉譯 商務印書館2013年11月第一版345頁，39.00元 在一位兢兢業業、不問政治、無黨無派的誠實德國人心目中，1936年大概是個美好的年份。他並不否認，元首和他的黨在小人物時代犯了許多錯誤。只有戈培爾博士的部下才會一味文過飾非，那是他們的工作嘛。他可不是無良海外媒體嘲笑的那種傻瓜，心裡自有一本賬。 第三帝國的媒體吹了許多牛皮，但他親身體驗的基本事實騙不了人。他是從大蕭條的黑暗歲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深知當前的富裕和安定來之不易。那時連德國的童話都沾染了惶恐的氣息，改變了大團圓結局的標準設定。以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現在是“失業的化學博士幸福地找到了工作”。他親眼看到社民黨反動派對外喪權辱國、對內腐敗墮落，把德國的貨幣弄到連衛生紙的價值都不如，讓英國失業者都住得起德國的豪華賓館，讓日耳曼的純潔少女賣笑養家、傷殘軍人流落街頭。今天，所有願意工作的德國人無不豐衣足食。即使普通工人都能享受希特勒的福利住房和福利汽車。可恥的條約化為廢紙，德國恢復了她應有的尊嚴。勞合-喬治和林白這樣不抱偏見的國際友人公正地讚揚元首的成就，暹羅和中國的領袖紛紛向德國取經。戈培爾博士雖然誇大其詞，卻並沒有捏造基本的事實。再說，難道美國的黨派就不為本黨的候選人打廣告麼？ 毋庸置疑，任何人在初出茅廬的時代都會犯錯。元首這樣出身底層、奮鬥起家的平民英雄自然免不了沾染流氓氣，但他已經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審慎。羅姆和他手下的極端分子遭到清洗以後，納粹黨的轉型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說衝鋒隊是一批夢想通過革命出頭的底層痞子和失敗者，黨衛軍就是地道德國式官僚精英文化的勝利。黨衛軍軍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良家子弟，體面、穩重、文明，以社會聲望、而非物質待遇為主要報酬。牧師和工業家的女兒嫁給黨衛軍軍官，絲毫不會感到丟臉。 經過了數十年大風大浪的折騰，大多數德國人都想安定下來。而且，納粹黨能保證他們安定下來。只有極少數人不滿意，他們都是遭到剝奪的既得利益者：猶太人、前朝餘孽、外國代理人。確實，這些人沒有戈培爾博士宣傳的那麼壞。他又不是不出校門的少女隊隊員，不會報上說什麼就信什麼。然而，難道美國的黨派就不會造謠毀謗敵對黨派和外國人麼？東歐猶太人到了美國，就會不受歧視？政治就是這樣，只能顧大局不顧小節。最重要的是：只有納粹黨才能使德國和世界走上正路。在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內，即使社民黨的孫子也會和納粹黨的孫子握手言歡。事實上，這些人的兒子不是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嗎？成熟的人不會反對好不容易才穩定下來的新秩序，即使其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 這就是米爾頓·邁耶筆下的德國中下階級，並不是不像諷刺電影《科佩尼克上尉》體現的屌絲之國。這個社會集團包括了小公務員、小店主、小學教師、工會會員和許多體面的農民。俾斯麥帝國的貴族、軍官和官僚早就教會他們：只要不問政治、盲目服從，長官就會保證他們的日子越過越滋潤。祖輩的經驗告訴他們：上級討厭民主和平等的胡言亂語，卻並不缺乏榮譽感和責任感，更不缺乏聰明才智。鬧事對國家和自己都沒有好處。一個人只要誠實、勤奮、聽話，該有的東西早晚都會有。他們並不想要民主，事實上他們真心覺得自己不夠聰明。 他們真正害怕的乃是沒有秩序：上級不像上級，下級不知道怎麼辦。魏瑪共和國體現了他們最害怕的一切。社民黨是落魄文人的黨，葉公好龍是他們的主要特長。從倍倍爾到謝德曼，他們的領導權都掌握在小資產階級公共知識分子手中。馬克斯·韋伯正確地嘲笑他們：熱衷於模仿法國大革命的文學修辭，掩飾政治不成熟的現實。他們之所以熱愛高調批評，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明知帝國精英絕不會允許他們掌權，因此他們永遠不會有機會暴露自己的無能。 然而，歷史給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們居然不得不將自己的口頭禪付諸實施。當他們終於有機會把大政奉還給興登堡元帥時，那副如釋重負、感恩戴德的模樣簡直令人可憐。他們同樣樂於服從希特勒的新秩序，把自己送進監獄。前述電影中的社民黨市長就是這樣誠惶誠恐地服從冒牌上尉科佩尼克，把自己送進監獄。事實證明：德國社民黨員、共產黨員和納粹黨員是用同樣的材料鑄成的，很容易相互交換位置。希特勒“唯出身論”的迫害有點多此一舉，這些囚犯原本都會像曼斯坦因的兒子一樣為國犧牲。 “小人物是不會從原則上反對民族社會主義的。” 米爾頓·邁耶如是說。“如果你想從開始就抵制，你就必須有能力預見結局。普通人怎麼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燭機先，知道應該做什麼？”何況，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納粹黨的全方位服務周到又體貼，遠不像斯大林那樣粗暴而殘酷。從少年隊到退休金，德國勞動階級很少需要自己動腦筋、負責任。 “獨裁不會給你思考的時間，大多數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們“生活在這個過程當中，卻沒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實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機會培養判斷力。每一個步驟都微不足道，似乎不會產生決定性後果；要麼理由充分，要麼事出偶然。沒有一個德國愛國者會反對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驟，正如你不可能從田裡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模樣”。在凡夫俗子的眼中，這些小動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區別不大。“每一步都會更壞，但也只會稍微壞一點點。你只會繼續觀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無法提出證明……一方面有法律、國家和納粹黨的威脅，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們覺得你態度消極、神經過敏。” 新秩序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系統，解除了一切個人責任。融入體制使人感到溫暖、安全，僅僅懷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獨。在大多數情況下，鎮壓是多餘的。最後，一切都太晚了。戰爭一旦爆發，政府就可以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德國愛國者害怕抱怨、抗議、抵制會導致戰爭失敗，戈培爾博士的聰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樣利用這種感情。他一面許諾“勝利的狂歡”，一面恐嚇“叛逆的失敗主義”。事情走到這一步，你只能選擇一邊倒。要麼完全接受納粹歪曲的邏輯，強迫自己永遠保持信心，發明更多的藉口協助戈培爾博士欺騙自己，希望勝利最終能解決一切問題；要麼把賭注押在德國戰敗上，長期承受自我懷疑的折磨。事實證明：在勞動階級當中，沒有多少人敢下後一種賭注。 在邁耶看來，納粹主義並不是、或者並不僅僅是政治。德國知識分子或許能夠一開始就從觀念角度理解納粹，但邁耶並不重視他們。他只關心中國人所謂的“老百姓”及其柴米油鹽。後世的讀者（包括德國讀者）可能認為：當時的德國人要麼在宣傳蠱惑下變成了“希特勒自願的劊子手”，要麼在暴政威脅下度日如年。 然而，邁耶的麵包師和書記員兩者都不是。希特勒那些載入中學課本的暴行，他們也是從報紙上看見的。而且，報道時間很可能在戰爭結束以後。在盟軍飛機投下地獄火海以前，他們不大能體會到希特勒和威廉皇帝陛下、興登堡元帥閣下的區別。他們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納粹、也不反對納粹，只是保存了服從的習慣。戈培爾博士不能使這樣的人相信“水晶夜”打砸搶的正當性，卻能使他們相信羅斯福總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共濟會的代理人。 納粹主義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填不完的表格、搞不完的集體活動。他們並不喜歡猶太人，但小市民的生活習慣使他們討厭群眾性暴力。反猶主義對他們只意味着多了一些行政手續，結婚和工作必須額外登記自己的祖先身份。 他們的切身體會就是托克維爾所謂“繁瑣的暴政”，赤裸裸的恐怖或壓迫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有很遠的距離。他們能看到的納粹黨都是外圍群眾組織，談不上高尚或邪惡。他們嘲笑納粹輔導員通過“增強人民體質”搞大了未成年少女的肚子，私下裡覺得自己蠻世故的。他們知道“希特勒領導下，沒有挨餓的自由”和“魏瑪共和國有什麼好，飯都吃不飽”。他們知道美國政府不會給工人提供大眾汽車，美國資本家對失業工人毫無憐憫。他們知道蘇聯工農一輩子別想離開自己的單位或農莊，德國人去哪一個國家旅行都沒有障礙。他們不像一戰時的前輩，對戰爭沒有浪漫而虛妄的想象。納粹黨的組織和宣傳能力比霍亨索倫王室強大了許多個數量級，卻沒有召回1914年的狂熱。人民沮喪而無奈地服從，陰鬱的行列穿過蕭瑟的街道。他們原本以為元首技高一籌，能夠實現民族復興而不必付出戰爭的代價，現在轉不過彎來。等他們有時間考慮的時候，考慮已經什麼用處都沒有了。 這就是邁耶的德國，一個灰濛濛的屌絲之國。照中國人的分類法，《他們自以為自由》應該屬於報告文學，而非歷史著作。他選擇十位“典型”的德國普通人，通過他們的命運展示德國的命運。由於德國和德國人的命運其實沒有那麼悲慘，所以本書的刺激性不算很大（當然德國的受害者另當別論，但這並不是本書的主要題材）。 他的著作將他本人1935年的採訪體驗精確地傳達給讀者：納粹並不是“恣睢暴虐的極少數人壓迫無能為力的人民大眾”，更像是某種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平庸之惡”。至少，對於大多數小人物是這樣（如果他們跟猶太人或其他人民公敵沒有沾親帶故的話）。 我們順便說一句，邁耶本人就是猶太人。如果不是因為這一點，本書在五十年代出版時大概會引起公憤。讀者沒法不感覺到：邁耶對他的德國朋友充滿溫情。如果讀者僅僅通過本書了解第三帝國，可能不會覺得納粹分子和許多不為人民服務的官僚主義者有多大區別。中國讀者在決定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前，不妨通過以下的思想實驗了解本書的感情傾向。 “假定你搬了家，在某地公安局戶籍科辦理手續。一位婚姻生活不協調的大媽決定拿你出氣，故意讓你多跑了好幾次路。你對此人有何感受？” “討厭！去死！” “她是警察耶！你怕不怕她陷害你？” “怕她？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邁耶的小人物朋友就是這樣看待納粹黨的。在德國和世界最黑暗的時刻，灰色人物和灰色生活仍然占據了德國屌絲的大部分關注。他們一步步陷入最可怕的災難，卻沒有多少陷入災難的主觀感覺；就像新郎和新娘母女同行，卻絲毫沒有妻子早晚會跟丈母娘一樣老的主觀感覺。 不過，真實的歷史大概就是這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來自遠距離的判斷，當事人的行動經常源於極其瑣屑的原因。如果西塞羅因為暈船、袁紹因為兒子生病、阿卜杜拉·拉赫曼因為擅長游泳，因而改變了重大的歷史進程，那麼本書的小人物覺得母親生病比世界大戰更重要，顯然不足為奇。如果有人覺得：為了教育世人，必須塑造和維護德國人的惡魔形象，不能讓他們看上去像平凡的小人物；他多半會認為：本書作者太不知趣，不顧大局。本書出版於1955年，引進於2013年。這個事實應該注意，但不應急於解釋。 本書的宗旨雖然不是分析歷史，但書中展現的社會生活狀態有助於釐清關於全能國家的許多混亂概念。如果全能國家的標準取決於國家對社會的控製程度，那麼納粹德國的候選資格比蘇聯稍遜一籌。德國對民間社會的接管是不夠徹底的，只滿足於沒收猶太人和敵對分子的財產。大多數企業（包括報刊）和社會組織只面臨不太具體的指導和更加含混的威脅。公開反對納粹是不可能的，但自發積極配合和敷衍應付形式之間有相當大的模糊空間。納粹沒有對官僚、司法、軍事、外交各部門的舊精英階級進行有效清洗，滿足於斷斷續續的干預。後者在沒有明顯政治性的事務上，經常按照威廉皇帝時代的老習慣辦事。 納粹對血統純正的德國公民相當信任，對本國社會的優越性頗為自信；因此既不限制本國公民出國，也不優待或收買外國記者。德國的迫害主要落在外國人和少數民族頭上，不參加政治的純粹德國人並沒有很大的危險。這些特點都是蘇聯所不具備的。赫魯曉夫回憶德蘇瓜分波蘭，抱怨蘇占區居民（包括波蘭猶太人）急欲逃往德占區送死。其實，逃亡成功率主要取決於中立國護照和外匯。德國人申請這兩樣東西沒有特別的困難，而蘇聯人卻是難於登天。如果猶太人沒有暴露身份，從德國逃往瑞典這樣的中立國反而更容易。非猶太人如果只考慮逃往中立國，確實沒有任何理由選擇蘇聯。如果我們撇開歷史的教育意義，直接關注歷史本身；那麼本書雖然不是歷史著作，卻是很好的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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