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查理周刊”遭受恐怖槍擊事件後，引起了全世界的“眾怒”。11日，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其它各國40餘名政要一起，參加了一個號稱全法國有多達370萬人參加的、據說是“史無前例”的反恐大遊行。一時間，“我們都是查理”跟當年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我們都是美國人”一樣，成了最時髦、最煽情的口號。以至於讓本來並不受法國人待見、快要瀕臨破產邊緣的查里周刊鹹魚翻身，銷量一下從本來區區的數萬份、暴增至數百萬份，足以成為營銷史上最“成功”（後果影響卻可能最惡劣）的範例。可惜的是，最新一期的“查里周刊”封面，竟然還是一幅諷刺伊斯蘭教教主的漫畫，充分體現出刊物以及其作者，一貫持強凌弱的醜陋面目、和陰暗無知的種族優越感心理。原先對其抱有的“同仇敵愾”之心，逐漸被“咎由自取”的理性反思所取代。因為我們如果用猴子（高等動物）“以牙還牙”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同類，只能證明自己也只不過是一隻彼此彼此的“猴子”而已！

在巴黎暴恐事件發生後不久。筆者就在題名為“巴黎恐怖事件的前因後果”的文字中，以當前人類社會的現狀來“反求諸己”。指出『這次《查理周刊》事件，是對當前社會“民主無能、自由無度”現實的普遍不滿、甚至極度憤怒的一種潛意識發泄。因為就客觀現實而言，所謂的“民主”已經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暴力；而“言論自由”則更成為主流社會的話語“特權”。要是不引起具有同樣智力和訴求、卻處於少數被壓迫地位的同類的反彈，才是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了』

現在這“查里周刊”，就是“民主無能、自由無度”的典型代表。因為它再刊後，不思檢討或反省自己“不尊重他人的人權或宗教尊嚴”的缺失，反而繼續堅持諷刺、褻瀆伊斯蘭教主的無理表現，並不能代表自己的勇敢或無畏，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仰仗多數人暴力的“狐假虎威”罷了。儘管他們會辯稱說『這是“言論自由”，我們不是有時也會諷刺自己的宗教或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呀』其實這更進一步證明他們對真正“文明”的淺薄無知和主觀顢頇。因為他們忘記了堅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紳士風度，以示跟別人“不一般見識”的層次對比度反差。更不能站在“人權平等”的文明高度上。去“設身處地”地考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問題，從而收斂自己的言行表現，緩和一下彼此對立的情緒。反而像一個沒有教養、被慣壞了的孩子，在外人（其它宗教信仰的民族）面前，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起來（說得難聽點，就是“狗仗人勢”），從而引起他人的反感甚至行動上的反彈（暴恐行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作為真正文明的民主社會，應該做的事，就是先管教、約束自己的孩子（比如查里周刊），而不是一味偏袒護短，縱容自己的孩子繼續挑釁他人的底線。結果除了受到暴恐式的報復外，還能指望被我們認為比自己“落後”的群體，做得出比正宗法國青年“燒汽車”還要文明一點的行為來嗎？

不過，真正的罪魁禍首，還是要歸咎於建立在西方“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基礎上的，有着一百八十度方向、原則性錯誤的西方社會學理論，以及在這個錯誤的理論平台上，衍生出來的“偽民主”理論和制度。正是在這種錯誤理論、制度的誤導和唆使、忽悠下，讓本應成為社會主人的大眾，個個都成了由媒體太監或政治佞臣的教唆擺布下，可以不負責任、不辨是非、隨心所欲、想說什麼說什麼，最後卻必須為一切後果買單的“大眾昏君”。

在拙文《構建真正民主社會的兩要素》中明確地指出『其實這個“要素”一共只有兩個。而且這兩個之間還存在着相輔相成的互補制約關係，缺一不可。多了有“畫蛇添足”之嫌，少一樣則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其中：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社會全體主人們擁有的“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如果用這樣的理論來認識今天的社會，就不難發現這個“社會病”的癥結之所在了。

首先，科學《新理論》認為，“民主”是一個有如空氣般，從來沒有失去過的客觀存在。所以西方後來建立的所謂“民主”概念，一定是假冒偽劣的山寨貨色。或者充其量只能說是將客觀存在的隱性民主概念、顯性化了而已。可惜無知而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西方社會學者“貪天之功為己有”，將這個概念當成了自己的“創造發明”，更不懂裝懂、自以為是地濫用起來，終於釀成今天人類社會之大禍。可以有把握地說，包括這次法國的暴恐事件在內，今天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一切動亂或人禍，其“始作俑者”都是這“偽民主”概念惹的禍，無一例外。而且更可以斷言，只要不對這個“偽民主”概念加以撥亂反正，這個世界就將“永無寧日”。

其次，自有史以來，包括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或佛教在內的宗教，就一直伴隨着人類社會的生活之中，其教主（如耶穌基督、真主默罕默德、佛祖釋迦牟尼等），就是起領袖作用的原始雛形，理應受到尊重和有條件的服從。而今天的人類社會，卻被“偽民主”理論忽悠出來的“主僕說”所誤導，把起決定性作用的領袖，當成了可以像奴才般呼來喝去的僕人，客觀上必然會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面，各國社會呈現出一片亂象。反倒是像俄國的普京、德國的默克爾、中國的習近平或印度的穆迪那樣具有一定“獨裁”特點的領袖，做得有聲有色、並獲得相當的民意支持。這種“掛（民主）羊頭賣（獨裁）狗肉”式、潛意識支持“獨裁”的民意，值得我們檢討、思考。

不過，從這次法國發生的暴恐事件中，突顯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這個作為構建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的“言論自由”的狗屁不通。這不是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式指責，因為包括那個法國總統或幾乎所有各國領袖在內，都把那個以“言”為字旁的“言論”自由，跟以“口”為字旁的鳥啼蛙鳴或虎嘯狼嚎的自由，來相提並論、甚至混為一談了。在這樣無知顢頇的語境中，除了歪打正着之外，我們還能指望“查里周刊”說出什麼像樣的“人話”，或做出什麼像樣的“人事”來嗎？

這才是全人類“社會病”的根源之所在，更是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的必然結果。除了要下刮骨療傷、壯士斷腕般的決心來加以根治外，是絕對不能靠止痛片或退燒針之類的三流處方，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所以對“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全人類而言，“當務之急”就是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建立一個可以認識或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沒有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可以“以理服人”、所以無需再靠暴恐或鎮壓的手段來“以力服人”的、新的科學社會學理論。來對包括舊的錯誤社會理論在內的、所有認識或觀念，加以徹底改變。一旦開始，就會發現我們正在夢寐以求而不可求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般真正文明新景觀，就在前方。

有一句著名的宗教箴言“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我們真的“瘋”了嗎？否則為什麼要“都是（以褻瀆他人宗教、開他人玩笑為樂的）查理（周刊）”呢？

所以巴黎暴恐事件以及隨後世界各地又陸續發生多起類似事件表明，客觀留給人類糾正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好自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