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風:究竟什麼是法治? |
| 送交者: 秋風 2004年12月16日15:41: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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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是法治? 秋風 有人經常批評柏拉圖的“哲人王”理想,殊不知,晚年的柏拉圖已經從天上來到人間,最終落實到“法律之治”(rule of law)。柏拉圖因此而確實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而法治,確實是一個好東西。但對於其具體含義,卻似乎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今天人們常常談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說法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如果不假思索,就會誤以為它的意思是,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法治”含義當然不是這樣的,英國偉大的的憲法學家戴雪解釋作為英國一條憲政原則的“法治”時即說,“全國人民以至君主本身都須要受治於法。”(《英憲精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28頁)換成現代的術語就是,一切個人和機構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在一個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或機構可以高於法律。 當然,似乎中國古代的法家也講這一點。一位國王制訂的法律,如果他是明智的,他當然會遵守。但這並不能表明,這部法律就一定對所有臣民是公平的,能夠維護臣民的自由。比如,君主可以制訂頒布這樣一部法律:所有人都需要遵守法律,但國王本人除外。國王如果堅持這一法律,臣民們當然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法治。
立法膨脹的惡果
因此,法治不僅要求所有個人和機構遵守法律,還要求法律具有某種獨特的品性,比如,法律本身就是公平的,有利於保障個人自由的。 那麼,人們如何得到這種合乎正義的法律呢?古人有時會相信,明智的君主可以為人民頒布合乎正義的法律。啟蒙時代的政治學家說,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有了民主選舉產生的現代立法機構,人們相信,由於這些立法者是由人民授權的,人民也通過定期選舉監督着他們,因此,由他們所訂立的法律,必將能夠如實反映人民的意志,保障個人自由。 然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和布魯諾·萊奧尼都不大相信這一點。 萊奧尼在這本名為《自由與法律》的重要著作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什麼樣的法律才能真正地限制政府權力,限制多數對於少數——甚至少數對於多數——的權力,從而維護個人自由?或者用萊奧尼的話說:“從根本上說,個人自由與目前的法律制度是否相容?”(《自由與法律》,以下凡引用本書不再另行註明,第15頁) 現代社會中,立法層出不窮,萊奧尼將其稱為立法膨脹。而萊奧尼認為,這樣的法律不僅不能保障個人自由,反而會損害個人自由。法律已不再反映現有全體公民之意志,相反,“法律僅僅體現某些個體和群體之特定利益,他們運氣較好,在某個時刻正好在立法機構中占據了多數位置。”(第17頁)在立法機構中,能夠讓法案通過的多數,其實經常是臨時湊合而成的,這些人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運氣不好的少數派。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立法活動中,“立法機構中的多數在變來變去,但總有‘受害者’,也總有人從中這些‘犧牲品’中受益。”(第18頁) 這樣的立法必然是不穩定的。因為,“失敗的少數會調整自己適應這種敗績,因為他們希望自己早晚也變成多數,從而也可以以同樣的辦法對付如今偶然屬於多數派的人。”(第17-18頁)於是,儘管表面上看起來,立法白紙黑字,是很確定的,然而,在這樣的法律“生效”之後,人們卻無法確定,今天有效的法律,明天是否還有效。由於立法機構內部多數派地位的轉換,它完全可能很快通過另一部法律,規定出一套與上一部法律完全相反的規則。也就是說,立法遠沒有實現法律的理想:給人們以確定性。 萊奧尼的結論是,“我們這個時代令人困惑的現象就是:我們是由人統治的,但原因卻並不是像古典學者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不是在法律統治之下;相反,恰恰因為我們是在法律的統治之下。”(第15頁)
如何生產法律
一個社會顯然是不能沒有法律的,但最好的法律,可能不是立法機構頒布的法律,而是另外一種法律:自發形成的法律。 萊奧尼將共和國時期的羅馬法與英國的普通法相提並論,在他看來,“羅馬人和英國都堅持同一個理念:法律是有待於發現的東西,而不是可以制訂頒布的東西,社會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強大到可以將自己的意志等同於國家之法律。在這兩個國家,‘發現’法律的任務被授予法學家和法官——這兩類人,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今日的科學專家。”(第16頁)而恰恰是在這兩個國家,實現了最純正的“法治”理想:“當羅馬法和英國法的法律制度處於顛峰狀態時,羅馬人和英國人的個人自由的範圍是多麼寬廣。”(第16頁) 對於英國普通法,人們比較熟悉了,這種制度的特色便是“法官造法”,即法官通過一個一個個別的司法裁決,逐漸形成了法律體系。連英國憲法中的基本原理,比如人身自由的權利或公眾集會的權利,也形成於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判決中(見戴雪書,第239頁及以後)。 至於羅馬法一詞,人們通常所指的是查士丁尼組織進行編篡之後的法律體系,歐洲大陸近代的民法體系就是從這個羅馬法發展而來的。然而,考察一下歷史可以發現,這種法典化的羅馬法與共和國時代的羅馬法大相徑庭。閱讀朱塞佩·格羅索的《羅馬法史》,我們看到的,就是一部法律自發生長的歷史:早期的市民法完全是羅馬人古老的習俗,其解釋者是祭司。後來則出現裁判官,他們通過自己的個案裁決,總結出一般規範;然後還有法學家,他們通過對糾紛的“解答”而創造着法律。 也就是說,在古典羅馬和中世紀以來的英國,法律主要不是由擁有最高權力的機構——比如羅馬的元老院或英國的國會,更不要提獨裁官和國王了——制訂頒布的,而是由在其之外的法律家們,在解決具體糾紛的過程中日積月累地形成的。法律家們——即法官、律師或法學家——在司法過程中自發地、分散地為人民和國家立法。而這些法律家的立法過程,則要受到習俗、受到先例、受到法律的精神的約束。 這樣的法律,“是通過無數個體的自願合作而展開的,而每一個體都出於自願、按照自己的能力參與這一過程”(第148頁)。當事人的訴訟活動讓法律家們探索到了法律的規則。而只有其他法官、當事人個律師認為合理的那些規則,才會被普遍地接受,而這個接受過程也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強制的結果。因此,全體民眾和他們的祖先們在歷史過程中一起參與創造了法律體系。這樣的法律,才反映了真正的“公意”、民意。 當然,對於這種法律何以有利於保障個人自由,萊奧尼給出了深入的論證,此處無法一一詳述。但由此我們大概可以對法治有一個更準確的定義了: 法治不僅僅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指一切個人和機構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而且,此處之法律,應當在擁有最高權力的機構之外自發地生成,而擁有最高權力的個人或機構及其一切決策,都需要接受普通的法官的裁判。
(布魯諾·萊奧尼著,秋風譯,自由與法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深圳商報,2004,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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