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北歐二十年

（瑞典）茉莉

原文連載於台灣《中國時報》2015年02月16日和17日

從中國廣東大鵬灣，乘一隻偷渡的小快艇，十五分鐘就到了香港。蛇頭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嶺上，就這樣，我的漫長的流亡生涯開始了。那是1992年10月，身為中國政治犯的我結束牢獄生活不久，因為接受法國記者採訪，協助拍攝長沙的勞改監獄，被迫逃往他鄉。

那時我的心情憂慮、茫然而無助，類似於藏傳佛教所說的在生與死之間的“中陰階段”。腳下的故土已經失去，一個舊我已經死去。但我不知道新的歸宿在哪裡，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我，不知道一個新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歲月榮枯，星河轉換。絕望與希望交織，不幸與幸運同在。在有家有國不能歸的漫長流亡途中，我在各種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間煎熬，在親情與個人尊嚴、公共責任之間掙扎。時光無情地溜走，流亡者就這樣老去。

我為什麼流亡他鄉？

在1989年5月之前，我在中國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現為“邵陽學院”）中文系教書，過着教書、帶孩子的平靜生活。1989年5月北京學生絕食時，平時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的我，看到北京學生絕食，不由得着急起來。那一次，我不顧學校對教師的禁令，跟着本校學生的遊行隊伍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記起上小學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飯，就半途退回，買菜做飯去了。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樣，夾着課本到空蕩蕩的教室里晃一下後，樂得清閒，就去辦公室給女友打電話，約好去某個商店買衣服。放下電話，碰上我的兩位學生，一位姓黃，一位姓周。

這兩個學生是本校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他們剛從本市廣場示威回來，滿腔激憤。富有詩人氣質的黃對我說，他們準備上北京去自焚，因為李鵬政府下達了戒嚴令，用軍隊威脅要求民主的學生，他們兩個決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國的民主事業。

我頓時嚇壞了。結結巴巴地，我努力勸說他們，說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多麼不容易，你們應該珍惜生命。但兩位年輕人決心已下，我的勸說無效。慌慌張張我跑回家裡，和丈夫商量，決定要對那兩位學生的生命負起責任。帶着錢包我就往火車站跑，追上了那兩位學生。呼嘯的火車把我們帶向已經被軍隊和坦克包圍的北京。

一到北京，我們就加入了大遊行的隊伍。此後，兩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支起紅色的小帳篷，掛起寫着學校校名的旗幟。看到他們的情緒已經穩定，我就放心了。我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廣場、北大等地東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個星期，給我上了生平第一場民主政治課。雖然我出身黑五類，在文革時期飽受政治迫害，但我以前幾乎是一個“政治白痴”。在北大等地閱讀一張張激動人心的大字報後，我明白了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權。我這個後知後覺的人，在當時有了被啟蒙之感。

五月底的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已經大都換成外地學生了，幾百面鮮艷的旗幟招展，非常壯觀。我的學生這時已經增加到五人，我每天去廣場給他們送盒飯。有時間我就一個一個帳篷觀望。看到一些大學生坐在那裡看書，問他們為何不回去。他們說，要等到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召開，讓軍隊撤出北京，他們就回校參加考試。那些男女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青春朝氣，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後來六四屠殺發生，我在發表強烈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時，眼前就閃現着那些年輕大學生的身影。

在北京的後幾天，我聽到中國政府的大廣播播送一個公告，勸告各地大學生回校。公告說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師生，旅途一律免費。我看學生們在廣場紮營多天，日曬雨淋已經夠艱苦，暫時看不出會有什麼結果，就說服他們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拉着五個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一路免費乘車回湖南。

回家之後發生的事情，後來記錄在《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裡，即我在六四前後多次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1989年12月24日，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陽工運人士李旺陽之後開庭審判。因為李旺陽只是普通工人，當局給他重判了13年刑期，開庭時聽眾寥寥無幾。勇敢無畏的李旺陽，在法庭上仍然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罪惡。在獄中，李旺陽長期遭受酷刑。入獄23年後李旺陽出獄，卻在醫院裡“被自殺”。他的命運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

而我因為是高校教師、知識分子，對我的審判在湖南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我因此只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了三年。在法庭上，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上千聽眾（包括學生和市民）激動地為我鼓掌。自我開庭之後，有關方面規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許開大庭公開審判，只能開選擇聽眾的小庭。

後來我那畢業於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央政治大學的老父親為我上訴，他說:“你們在判決書裡只例舉了我女兒的五句話，就給她判了三年刑。”判決書中作為我的罪狀的幾句話是： “法西斯政府對人民的血腥鎮壓”，要“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壯麗的民主女神塑像”。“要以李鵬政府下台的捷報，去祭奠烈士的英靈”等等。

1992年我出獄後不久，接受了法國一個記者隊的採訪，揭露監獄政治犯的情況。結果，採訪我的記者在北京被拘留，錄像帶被沒收。香港的人權組織通知我立即離開中國前去香港。我到香港一開始在九龍的餐館裡洗盤子，後來做時事雜誌的編輯。半年後我攢了一點錢，讓丈夫和兒子按照我原來的偷渡路線逃出來。1993年10月底，我們一家作為難民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瑞典。

流亡的苦澀與悲哀

有人說，坐牢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重。流亡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輕。實際上也不都是如此。在初入獄時，我曾企圖自殺抗議，絕食，割腕都失敗了。最後我學會了適應環境，在長沙女子監獄時，我擔任女犯教師，辦起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班，當時還很有點成就感，因為我在女犯人中培養了一批人才，給一些犯人和他們的親屬帶來生活的希望。

而流亡北歐，從一個壓迫人的專制國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國家，應該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現實卻並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輕鬆。離開祖國的流亡者，語言不通，舉目無親，很快就會遭遇到陌生、隔膜與孤寂。就像是一棵樹，將自己連根拔出熟悉的土壤，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其適應的過程不乏艱難苦澀，就像中國人說的“橘逾淮為枳”。在陌生的語言環境裡，流亡者往往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與文化，都有一個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

例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原來熱愛旅遊探險，自認為是世界主義者，後來為逃避納粹而流亡英國和巴西，雖然很受移居國的歡迎，但被迫的流亡，很難成為一種快樂的安居。茨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懷念過去的歐洲，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最後自殺而死。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難民，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自殺而死。很多流亡作家、藝術家因為與故鄉阻絕而痛苦萬分，因此書寫了很多泣血的回憶。流亡文學因此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著名的現象。

在中國骯髒的女牢備受煎熬之時，我曾經蜷縮在獄牆一角，閱讀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書中的主人公彼埃爾說：“沒有一種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也沒有一種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即使在監獄裡，我還可以不屈不饒地抗爭，在自己熟悉的語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價值。但一旦流落異國，我是永遠的離鄉背井，永遠的放逐者與邊緣人。

也許我可以這樣概括：在流亡之前，我們被體制的牢籠所壓迫; 在流亡之後，我們被自由的虛空所圍困。曾經在1948年的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的美國文學理論家薩義德說過：“流亡想來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但體驗起來卻是可怕的。它是強行在人類與其原居地、在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遠不能克服的。”

在我1993年底到瑞典避難之前，一些“六四”後出國的流亡者已經開始回國了。中國流亡者曾經獲得世界最多的關愛，有些人甚至曾在法國隆重的國慶大典上登上了觀禮台，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和禮遇。但在轟轟烈烈之後，不少人忍受不了異國的清苦和寂寞，開始向中共當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種方式回國了。

流外喪志和異鄉守志

例如，曾經在八十年代以“反叛詩人”成名的北島，他在1989年1月組織了33人聯合簽名，要求鄧小平釋放魏京生，希望當局改善人權。這次簽名被認為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開端。但在歐美流亡多年回國後，北島搖身一變，公開而高調地和中共高官一起，出現在官方的詩歌節上，榮任為“和諧盛世”助興的嘉賓。前不久，北島還在杭州詩歌節繫上了少先隊員的紅領巾------一種中共極權意識形態的符號，輿論譁然。這種缺乏自尊的妥協和輸誠，顯然是利益所致。

六四25年來，很多中國精英經歷了從反抗專制到馴服回歸的變遷，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集體現象了。當年那個血腥屠殺人民的暴政，如今創造了令他們驕傲的經濟奇蹟，一些國內知識精英成為名利場上的既得利益者。在當今中國，不少當年很我們一起振臂吶喊的同伴，後來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們與專制政府“和諧”了，反過來輕蔑仍然堅持理念的海外流亡者。

如此看來，人在異鄉的流亡者似乎“被拋出了歷史”，以語言和思想為業的流亡知識分子不像學理工科的那樣容易在海外謀生，因此更感鬱悶與失落。近年來，多位流亡者或老或病、客死他鄉，其他一些人也逐漸感到灰心，逐漸喪失昔日的理想和情懷，喪失其影響力。

歷史對中國流亡者的諷刺實在太大了。面臨如此巨大的窘迫與困惑，流亡者將如何能夠持心自守，怎樣能守住自己的初衷與理念呢? 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

賽義德曾說：“流亡是道德的堅持。”。我一直把前東歐國家的流亡者當作榜樣。在冷戰時期，幾乎每一個逃出黑幕的東歐知識分子，都是一個與專制抗爭的人。每當母國發生了什麼，他們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自己的態度，就這樣，他們充當了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

在互聯網時代，流亡者可以不再缺席，甚至可以做到“流亡中的在場”。那就是利用互聯網，跨越國界地獲取一切關注母國的信息，以新的視角思考母國的問題，在網絡等公共領域裡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揭露專制的弊病。

我到瑞典後，和各國逃來的難民一樣學瑞典文，在瑞典母語中心長期擔任教職。在業餘時間裡，我盡力為國內人權受害者呼籲，為海外雜誌寫專欄。最初我參加瑞典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在歐洲各國演講中國政治犯和死刑的問題。在互聯網普及之後，我參與了網上人權呼籲運動。我也是較早去印度達蘭薩拉訪問達賴喇嘛的漢人之一，十幾年來撰寫了大量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在台灣允晨文化出版了《山麓那邊是西藏》一書。

在中國我因街頭演講入獄，二十年流亡，我在異國他鄉仍然扮演“街頭鬥士”的角色，因為我認為，獲得自由的人有義務為不自由的人爭取自由。我曾多次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標語抗議，還曾在台北101大廈門前，獨自舉着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中共官員陳雲林。最難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澤民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江澤民在離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衝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

2014年六月四日，茉莉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抗議。

流亡的驚奇與樂趣

人們常用這樣一句話形容流亡者處境:”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流亡者獲得了自由，卻喪失了自己賴以立足的根基。其實，一個人如果沒有探究過天空，他也就很難真正認識腳下的大地，不懂得天空之奧妙，大地對他也就不成其為大地。凡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以求知為樂趣的人，離開故鄉更能獲得觀念和思維的自由解放。

我定居瑞典後，經常受到“驚奇”之感的衝擊，那是一種全新而有趣的心理體驗。我吃驚地發現，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原來可以有另外一種角度，社會原來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治理。在允晨文化出版的《瑞典森林散步》一書裡，我寫下自己在驚奇之後的一些思考。

流亡的好處就在於此：獲得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離，讓人看到在自己的家園看不到的東西，有了一種比較的思維方式。

例如，我在離開中國之前聽到一個消息，說武漢有一個小女孩失蹤了，她的母親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警察為她尋找女兒。這位母親得到的回答是：公安局缺少這種尋找失蹤小孩的經費，小女孩的母親必須交納 5000元人民幣的費用，他們才願意幫助尋找。二十年前，中國一般工薪家庭很少有這麼多錢。而我到瑞典不久，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也發生了一個黑人小女孩失蹤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飛機、地上的警車包圍了失蹤地區，還有四百個瑞典志願者手拿長棍子，在積雪的森林裡搜索尋人。從那天起我懂得了，什麼是北歐國家的人道主義。

這種人道主義是瑞典打造高福利社會的理念基礎。一個基於自由、權利平等的福利國家，藉助市場經濟，實現其公民團結互助的理想，這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文化影響的歐洲社會中產生。

1996年茉莉在瑞典報紙上批評瑞典首相關於“中國政治穩定”的言論，之後首相接見並聽取意見。

這樣看來，被認為是命運不幸的流亡，卻可能給人正面的補償。凡是認真觀察世界的人，都將在流亡中獲得雙重的視角，擁有兩種文化：祖國文化和流亡所在地的文化，就不再會簡單而孤立地看問題。流亡者帶着舊的傳統文化和觀念，有了新的文化或觀念作為對照，就可能在比較中尋找智慧。我因此學會觀察瑞典和歐洲政治文化現象，從其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差異出發，加以比較，在文章中直指中國在制度上改革的可能性。

在中國國內那些飛黃騰達、非富即貴者的眼中，我們這些流亡者已經落後於時代了，沒有趕上中國經濟繁榮的那班高速列車，沒有賺到大錢，在異國他鄉也沒有功成名就。我們被國家封殺，被公眾遺忘，可以說是人生的失敗者。

但如果我們不以占有多少物質財富來衡量人生成敗，把人生視為一個過程，一個由種種經歷構成的過程，那麼，我們流亡者無疑擁有苦樂夾雜的、更為豐富多彩的人生。正如前蘇聯流亡詩人布羅茨基所說：“對於一個有個性的人，對於一個終生視這種個性高於任何社會角色的人來說，……做一個民主制度中最後的失敗者，也勝似做專制制度中貌似成功的陪葬者或者大文豪。”

像接受疾病般接受流亡

無論流亡如何使人生豐富多彩，它畢竟是悲涼和無奈的，這是人為的悲劇。因此，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把流亡比喻為“一種疾病”。他在《流亡筆記》中寫到：“接受流亡為命運，如同接受一種不能治癒的疾病。”

這即是說，流亡者要有一顆平常心，接受人生的缺陷。這種接受不是簡單的認命，而是要非常頑強地移植自己，在異鄉孤絕的處境中置之死地而後生。

前面已經說過，對世界有好奇心、願意思考的人，在流亡中可以享受到求知的快樂。同時，對文學的熱愛，詩情的豐盈，也能幫助流亡者填補思鄉思親的空虛，彌補靈魂的枯竭。

曾流亡巴黎的俄國流亡作家愛倫堡說：“感謝詩情對平庸生活的拯救。讓我在流亡的歲月里，也能看見薔薇色的天空，濁綠的河水。”我不太會寫詩，但瑞典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那種清新的自然之美，令我這異鄉人感動得熱淚盈眶，也激發了我的詩情，我因此撰寫了不少描繪北歐風土人情的散文小品。我覺得自己足夠幸運，在北歐，我用寫作構築了新的心靈家園。

過去我曾長期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西藏等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治權利，在瑞典只是教書謀生而已，很少參與居住國的政治生活，忽略了民主國家的制度監督。自去年秋季以來，我發現我工作多年的母語中心也存在着比較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於是我自學瑞典法律，在瑞典朋友的幫助下，與教師工會合作，展開了長達大半年的維權抗爭。

今年十月，我獲得市教育局的正式道歉和十萬克朗的賠償金，有十八位移民教師因為我的抗爭而轉為正式教師，更多的移民教師給提高了工資。只有在瑞典這樣一個制度健全、保護雇員的民主國家，我這樣的流亡者才能成功地對抗一個市政府，維護自己和其他移民教師的權益。

總結我二十年來的流亡生涯，可以用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一句話：“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劉賓雁和戈揚等前輩流亡者一樣，終生不歸，默默地客死他鄉。但是，一個弱小的個人面對逼迫自己流亡的強大專制政權，可以用堅持不懈的言說，頑強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為流亡的鄉愁所擊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