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解放初期，西方一些不喜歡人民共和國現行制度的政客、如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之流，就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身上。而不信邪（卻迷信）的毛澤東，為了打破這種西方式“預言”，不惜矯枉過正地、以極左的思維模式，來與之對抗。甚至支持或默許自己的老婆江青等四人幫，發動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喊出了“寧吃社會主義的草、不吃資本主義的麵包”之類，愚蠢、荒唐之極的口號。全面形成了一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代表、動物世界般以力服人為特徵的“順者昌逆者亡”社會氛圍。導致天怒人怨、眾叛親離（如副手劉少奇被打倒、整死，以及“親密戰友兼接班人”林彪出逃和“四五天安門事件”），最後終以政治上的全面徹底失敗告終，不僅給自己的一世英名，留下無法抹去的污跡，更重創了國家、民族和自己政黨的元氣，其後遺症影響的惡果，至今還在延續發酵之中而無法擺脫。最後反而事與願違地，為西方政客、學者及其錯誤的社會學理論，提供了預言成真的機會。究其原因。倒不是這些人有什麼過人的遠見或判斷力，反而是毛澤東自己因為手中沒有掌握可以正確解壓縮中國文化的鑰匙，不能創建起一個可以認識、解釋人類和自己社會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的，科學而正確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從而認識到這乃是人類天性的“自由落體運動般墮落”的規律所致，西方政客充其量只不過是因為一直浸淫在動物世界般的資本主義歷史長河中，如“春江水暖鴨先知”而已。而中國人理應完全有條件，依靠這種先進文化提供的智慧和能力，來平衡、抵消或延緩這種趨勢。可惜今天的事實已經證明，這種墮落的趨勢，不但前蘇聯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如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也擺脫不了這樣的規律，中國當然也不能倖免。這才是今天國際社會形勢普遍不樂觀的癥結之所在。而中國人本來是最有可能發現這個問題的。因為中國文化中，早就有“人生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警示，跟“墮落的自由落體運動原理”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以毛澤東為代表（可能還包括當前的馬雲在內）的中國精英讀書人，總是把這種先進文化提供的“聯想”能力，用到研讀“資治通鑑”“金瓶梅”“紅樓夢”或李宗吾的“厚黑學”，以及種種誤導投機取巧走捷徑的“成功學”上面去，從墮落的負面，屢屢讓西方高等動物們看得目瞪口呆、自愧不如。而中國未來的“接班人”，也就從“官二代”、“富二代”，退變到新的“昏二代”階段。這絕對不是什麼惡意中傷或造謠誣衊，因為我們的新一代，正在被由“少數精英統治集團”掌控着主流話語權的太監、佞臣般媒體的包圍、薰陶、教唆、放縱的潛移默化中，已經成為十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昏君接班人”，其典型的代表性特徵，就是被他們公開“欣然接受並沾沾自喜、樂此不疲的封號--任性。殊不知根據歷史經驗或教訓，這恰恰是所有掌權者之大忌。因為任何帝王、領袖，或政權、社會，一旦沾染上這樣的習氣，就意味着離衰敗、垮台不遠了。

不幸的是，這不是什麼不着邊際的誇誇其談、或故弄玄虛的危言聳聽，而是一切皆瀝瀝在目的事實。從台灣學生打砸搶立法院；香港學生強行“占領中環”；以及隨後的九合一選舉中，因大量年輕人選票流失而導致國民黨大敗；以及台北新市長柯文哲上台後的隨性表現；再加上大陸今年春節假期中，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在飯桌上忽視親情，用微信跟朋友聊天，或猛戳手機搶紅包』…；凡此種種表現，無一不可用“任性”來一言以蔽之，沒有例外。

筆者明知這一定是不受歡迎，甚至可能要遭到封殺的“逆耳忠言”。但還是決定也要不吐不快地“任性”一下，提醒跟自己同一時代，卻對社會仍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老一輩：不要袖手旁觀了，否則會跟孩子們一起“自食其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