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除了在蘇聯國內樹立起自己個人的至高無上權力，還通過共產國際，將領袖個人崇拜體制向其他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推廣，在共產國際各衛星支部樹立所謂的“標準負責人”，親手選拔對他來講靠得住的領袖來領導當地共產黨，以減輕蘇聯的負擔，使得衛星黨支部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操作，又不會與他離心離德。而斯大林要挑選的正是像他自己那樣敢於不擇手段的小人，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會忠實地執行他的路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心甘情願接受他扶持上台，從而保證對斯大林的感恩戴德和忠心耿耿。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蘇聯召開，由於莫斯科與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之間通訊中斷，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毫不知曉。大會上，毛澤東的名字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共產國際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成為與當時共產國際兩位最高領導人並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領導人。中國代表滕代遠應邀在大會上第一個致賀詞，宣讀共產國際批準的發言稿：“我們對共產國際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爾曼、毛澤東、拉科西和市川正一這樣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驕傲，他們在一切情況下都高舉共產主義的偉大旗幟，並且保護和捍衛它，在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共產國際的旗幟下，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隨後，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在發言中，也同樣讚揚毛是“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共產國際大會結束後，莫斯科媒體開始大肆宣傳毛澤東，共產國際機關刊物與蘇聯黨報《真理報》競相刊登專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真理報》1935年12月發表了一篇長文，對毛澤東倍加稱頌，吹捧毛“是最早認識到陳獨秀投降主義政策必敗並公開揭露其錯誤立場的人之一”，說他親手“創建了屢戰屢勝、威名大振的中國紅軍”，“創建了江西省的第一個蘇維埃地區”，作為紅軍第一位黨代表，參加了紅軍各次重大戰役，培育了各級指揮骨幹，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文章還對毛澤東進行幾乎毫無事實依據的美化，歌頌毛澤東是中國“蘇維埃國家的首腦”，來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新國家的許多基本法令，“充分顯示了他作為國務活動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貫徹了黨和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文章在結語中宣稱：毛澤東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顯然，莫斯科對毛澤東最滿意的是，第一，寫下《湖南運動考察報告》，“公開揭露”了陳獨秀的“錯誤立場”，第二，建立井岡山蘇區，建立黨嚴密控制的中共紅軍，是中共紅軍的第一位黨代表，遵義會議根本無關緊要。

蘇聯對毛澤東的宣傳，給毛澤東帶來了國際名聲，極大地影響了西方人對毛澤東的評價，美國記者斯諾和美國左派女作家史沫特萊等紛紛慕名到延安採訪拜見毛澤東。蘇聯的宣傳也給中共宣傳機器後來美化神化毛澤東，在中國升起紅太陽提供了初稿。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標誌着斯大林從此鎖定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人選，中共1935年10月走完長征，到達陝北根據地，與蘇聯恢復聯繫後，共產國際開始推動將中共組織斯大林化的進程。所謂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領袖，強化最高領袖個人權威，實行領袖個人崇拜，不允許任何黨內反對派的存在，最高領導人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不擇手段摧毀任何挑戰者。

儘管有斯大林的力挺，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權力的建立仍然經歷了一番曲折。毛澤東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顧到：“1937年12月（中共政治局）會議，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我是孤立的”；周恩來1943年也檢討說，自己在王明回國後一段時間，“對王明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有容忍和退讓的地方”；張聞天在1943年寫的《反省筆記》中則自我批評說：自己對王明回國後宣傳的那一套，一度有過“迷惑”，不夠“清醒”；毛澤東自己在那次政治局會議上最終也採取了忍讓策略，服從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所以他說自己是“孤立的”。這些都說明，到1937年底，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權威仍然沒有建立起來，中共大多數高級官員們並不完全服從毛澤東的領導，聽從毛澤東的意見。

1938年，蘇聯開始了新一輪吹捧毛澤東的宣傳運動，把毛澤東推崇為軍事戰術戰略家，宣稱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術為豐富世界軍事理論做出了貢獻。同年，莫斯科還出版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採訪毛澤東錄-《紅星照耀中國》的摘譯本，把其中毛澤東對自己青年時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評刪除。1938年8月，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接見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稼祥，指示說：“一定要告訴全黨，必須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1938年9月中旬，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上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明確表態，隨後，中共召開了長達一個多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開始，到11月6日才結束。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連篇累牘的講話，念了整整三天預先寫好的講話稿。在講話稿中，毛澤東總結了中共發展的歷史，宣稱建黨以來，中共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路線，又戰勝了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把遵義會議說成是中共歷史的轉折點，中共從此在他的領導下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山寨列寧的把馬克思主義與東方國家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理論，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標誌着中共徹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澤東從此在中共黨內迅速上升到至高無上，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保證了他在以後的黨內鬥爭中無往而不勝。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是經過斯大林挑選，在共產國際的明確指令下才得以實現的。但是，如果真相公諸於世，毛澤東的領導權威就會遭到世人的蔑視，毛澤東作為領袖之光彩必然會在人民眼裡黯然失色。毛澤東必須製造遵義會議的謊言，選擇中共與蘇聯失聯的時間段來作為自己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起點，以掩蓋他被蘇聯人扶上台的事實，這樣，紅太陽才有可能升起，這與金日成必須隱瞞自己被斯大林“從零創造”扶持成朝鮮領袖的真相，抹殺靠中共抗美援朝保住自己權力的事實，以確保朝鮮人民對他的絕對崇拜是一個道理。斯大林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支持，甚至親自幫助毛澤東金日成製造謊言，隱瞞真相，比如，蘇聯媒體早就把當年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些蘇聯人幹的事歸功到了毛澤東的頭上。斯大林在1937年11月還寫信指示毛澤東，讓毛不要公開聲明中國將走蘇聯的道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體制，他建議毛澤東在對外公開講話中要宣傳中國將走一條自己的新道路，一條更加溫和的民主道路，以吸引中國廣大群眾對中共的支持。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走上聖壇時發表的講話稿中，特別提到陳獨秀和李立三的名字，他之所以這樣做，背後有着意味深長的動機。當初列寧成立共產國際，出資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其目的是要在世界發動革命，建立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到了斯大林手中，共產國際和衛星共產黨支部的最高任務變成了保衛蘇聯。斯大林1927年8月在作《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講中說：“誰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就是國際主義者。誰想撇開蘇聯，誰就是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的敵人陣營里去”。被毛澤東點名的陳獨秀和李立三，恰恰一個是明確反對保衛蘇聯，另一個是曾想要撇開蘇聯領導的兩位前中共最高領導人。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期間，早已被蘇聯解除中共總書記職務，但仍然是中共黨員的陳獨秀，曾針對共產國際下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專門寫信給中共中央，堅決反對“中國人在中國武裝保衛蘇聯”，指出決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中共中央接到陳獨秀的信件後，奉共產國際之令，開除了陳獨秀的中共黨籍。至於李立三，世人普遍認為他是由於執行左傾‘立三路線’，軍事上過於冒進，被剝奪中共領導權的，那其實只是共產國際的藉口。李立三之所以丟掉中共負責人的職位，真正的原因是他想要撇開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共早在幼年時期就曾有意識地尋求自己的獨立性，陳獨秀認為，中共可以接受蘇聯的支援，但不能聽從蘇聯的命令，無奈中共離開蘇聯無法存活，陳獨秀的幾次嘗試註定只能以失敗而告終。李立三成為中共實際領導人之後，又一次設法尋求中共的獨立性，想要改變中共機械聽命於共產國際指令的狀況，認為中共應該站在中國革命的角度來解決問題。1930年10月，共產國際致信中共，指責說：“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產主義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產的理論，說共產國際不甚了解情況，說中國有特殊性，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竟敢把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同對中國革命的忠誠對立起來”。為糾正李立三的錯誤，共產國際將他召到蘇聯，專門召開了對他的批判會，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忠誠於共產國際，忠實於中國革命必須以忠實於國際革命為前提，後者的利益要遠遠高於前者。毛澤東在自己的報告中公開批判陳獨秀和李立三，是在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表態，自己絕不會像陳獨秀那樣反對斯大林的保衛蘇聯政策，也不會像李立三那樣撇開共產國際的領導。毛澤東後來奉獻中國人民的生命和鮮血抗美援朝，動機之一就是要向斯大林表達自己保衛蘇聯的一片心意。

王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與大多數向毛澤東俯首稱臣的中共高官不同，他仍然敢於批評毛澤東，1940年曾揭露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搞的是聯日聯汪反蔣的統一戰線。1942年，毛澤東的第一次大清洗-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王明在全黨遭到批判，罪狀之一就是對國民黨不講鬥爭，也就是周恩來檢討書中所謂的王明“投降主義”路線，暴露出毛澤東在抗日期間，不抗日，反而在中國抗日主力蔣介石背後插刀的真實面目。陳獨秀，李立三，以及王明，雖然也不是多麼偉大的人，但他們至少是比毛澤東更關心中國利益的中共黨員，他們這樣的人必定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在斯大林手下，優汰劣勝，只有最惡劣的人，只有不惜拋棄民族利益的人才有可能成為贏家。

當然，對毛澤東來講，保衛蘇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衛自己的權力，他可以拋棄民族利益來保衛蘇聯，以換來他個人的權力，但當他個人的權力受到威脅時，他又可以拋棄蘇聯，這是為什麼斯大林死後，當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在蘇聯啟動去斯大林化政策時，毛澤東與蘇聯分道揚鑣。毛澤東對斯大林終身感恩，毛澤東也離不開斯大林模式，他這時皇位已經在手，可以不需要蘇聯，但他仍然需要斯大林模式來保住自己的皇位。與斯大林一樣，毛澤東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期間，發動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延安整風是第一次，1949年後，先是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接着，反右，打倒彭德懷反革命集團，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叛徒劉少奇，破獲林彪反黨集團，等等，總之，對自己權力的安全性高度恐慌的毛澤東，必須不斷地發動運動，才能保住自己從斯大林手中得到的皇位，因為他的這個皇位最初就不是以自己的德才來征服人心而得到的，從一開始就缺乏自信的底氣和真正的合法性。毛澤東在崛起的道路上，不要說民心，就連大多數中共黨員的擁戴都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他一次次地被蘇聯人提升，但又一次次地被中共通過黨內民主表決降職，讓毛澤東自豪的遵義會議-他唯一一次沒有蘇聯人幫助而在中共黨內獲勝，得到的不過是一個給紅一方面軍前委書記當助手的機會，比起蘇聯人曾經給過他的紅一方面軍前委書記職位，實在是不足掛齒。不幸的是，中共是蘇聯人養育的兒子，必須依賴蘇聯才能生存，只能接受蘇聯人為他們選擇的領袖。如果說中共早期的一些領袖比如陳獨秀等人還懷有共產主義信仰，尚存有一點為中國利益奮鬥的信念，那麼，自從毛澤東成為中共實際領袖後，中共的追求目標就完全變成了對權力的赤裸裸追求，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完）。

資料主要來源：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楊奎松

《被個人崇拜掩蓋的真相：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何方

《“國際路線”影響下的寧都會議-從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談起》- 楊會清

《Mao：The Real Story》by Alexander V.Panstov with Steven I.Levine

《讀毛澤東札記》- 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