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曆新年期間，中文互聯網商流傳一份“中國毛派共產主義者洛陽會議紀要”，稱2015年2月5日、6日，來自中國全國13個省、市、自治區的毛派共產主義者，在河南洛陽成功召開會議。


據法廣網2月25日報道，毛派共產主義者近日在洛陽組黨集會。此前毛派分子曾在重慶等地召開代表大會但被警方國保破獲驅逐，此次洛陽會議是否受到警方關注和衝擊尚不得而知。
根據發布於凱迪網等網站的會議紀要，“作為洛陽會議成果”的，成立了“中國毛派聯合”。據說，這四十年來，是極端毛派分子團結、聯合、組織，擺脫“鬥爭個別性、分散性”，邁出的第一步。

文件稱，參加此次會議的代表，“既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老同志，也有近年來積極參加現實鬥爭的中、青年同志”，並且得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老同志的關懷、支持和指導”，會後也及時向他們做了匯報。

會議期間，代表們曾去洛陽王城廣場參加“群眾性的宣傳毛澤東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革命實踐活動”，在數百名群眾的集會上，許多代表登台發表了頌揚毛澤東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的演說，受到與會群眾的熱烈歡迎和響應。

會議認為，目前所進行的是“反對修正主義上台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在人類歷史上，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尚屬第一次。

當前中國社會的主導經濟是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私營資本主義以及外國壟斷資本主義構成其廣泛的基礎，貪污受賄是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占有剩餘價值的特定形式。

在這樣的經濟關係中，工人階級重新淪為僱傭勞動者，農民階級正在分化。工農勞動者階級成為了這個統治階級的專政對象。在這樣的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的基礎上，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也占據了統治地位。一切前資本主義的腐朽的垃圾都被復活起來。

這份文件繼續寫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特色”二字不過是修正主義騙人的把戲，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黨。“救黨保國”就是典型“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口號。

“中國毛派聯合”稱，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再革命”最可能的形式是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革命運動。毛派人士稱，“爭取民主是當前鬥爭的切入點。努力學習，發動群眾，爭取民主，是我們毛派共產主義者現在要把握的三項任務。”

這些分析框架都是來自中共建政過程的“革命理論”中，目前仍未退出中國的中學大學課堂，因此對讀者來說可謂耳熟能詳，但一般是指控中共反抗的民國秩序，用以批判當下，則有莫名的錯位和禁忌感。

目前，網絡輿論對毛派人士觀點反應兩級，有右派人士認為，現在的流氓無產者（就是王學泰所說的“遊民”）數量驚人，這是毛派有機會成事的社會基礎，雖然這會議紀要雖然開出的藥方“很傻”，但判斷天朝現實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卻比一般的小清新敢於直面現實。

親體制的毛派則認為，“救黨保國”也有他們的道理，“救黨保國”口號比“革命”口號，今天更能爭取最廣泛的群眾；有矛盾適當批評即可，該互視為盟軍，擴大力量。

左風禍國 背政治現代化而行

多維新聞網曾刊文指出，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從高層到各學術機構，“左轉”之風驟起，“階級鬥爭”再度被頻頻提及甚至登上喉舌報端。當時《人民日報》刊文稱“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鬥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至於當時“左禍之風”飈向社會各個領域，民營企業和個體戶被斥為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大學生被視為高危族群。當局規定，研究生畢業要先到農村鍛煉兩年才分配工作，市場化被斥為“和平演變”陰謀，“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奠定今天中國發展基礎的市場經濟改革看似剛剛起步，就要被扼殺於襁褓。後來若無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錘定音，恐怕今日中國還要在“左風”中徘徊。

在中共建政65年後的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第五代已經開始思考如何保證中國這艘大船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航行。而以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為主的“政治現代化”也就成為保障。“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撇去傳統中共政治文化中“鬥爭思維”。這一點不僅是習近平自己的努力，也是從鄧小平開始，江、胡、習四代中共總書記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2014年8月底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就刊文刊登鄧小平的歷史貢獻，其中第一點就是文革後衝破“左”的指導思想的長期羈絆，依靠實事求是和改革開放這兩大動力，不斷推動實踐創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由此端正了黨的政治路線。

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還是胡錦濤的“和諧”觀，都是不斷在為“階級鬥爭”降溫，努力將中共由傳統的“革命黨”，帶向“執政黨”的道路上。因為在現代政治體制下，如果是執政黨，就需要爭取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支持，這其中包括無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盡力將所謂“敵人”降到最小化。即使有所謂“敵人”，也是在國家層面，而非取決於“階級屬性”。解決方式，或者通過法律判決，或者通過溫和的方式懲罰，但都會避免像文革時期那樣，“一拳打倒在地，千萬隻腳踩上，永不翻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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