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拉美化: 美國人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 |
| 送交者: 喬治-吉爾博伊 埃 2004年12月25日13:55:3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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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拉美化 原作者:喬治-吉爾博伊 埃里克-赫金伯瑟姆 臥梅 譯 (喬治-吉爾博伊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埃里克-赫金伯瑟姆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會員。) 提要:旨在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市化的土地改革可能會加劇中國城市中已有的危機。如果城市的法律和社會改革不能跟上步伐,中國可能會面臨新生的赤貧階層與精英階層—那是一個由政治領導層和企業與社會精英組成的鞏固聯盟—日益激烈的衝突,以及拉美國家中常見的一系列其它社會與政治痼疾。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廣泛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造就了整體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1978年以來的農村政策所產生的效果卻是相反的。這表現在,國家一方面認識到農民在市場經濟改革中面臨的日趨嚴重的困境,一方面卻拒絕給農村外出務工者以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資格。不過,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正在深化農村的土地改革計劃。改革家們希望,這將刺激土地向規模更大效率更高的農業集團集中,同時促使效率低下的農戶放棄土地、離開農村,到正在發展的城市裡出賣他們的勞動力,進而為城市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動力。 正像1944年的研究報告《大變革》的作者卡爾-波蘭尼可能會做的預言那樣,這樣的變革過程是不平坦的。波蘭尼描述的是18世紀發生在英格蘭的圈地運動及其伴隨而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不過,其中的許多主題正在中國的巨大變革過程中表現出來,例如:日益惡化的不平等,不斷攀升的期望,以及在農村中出現的日益增多的衝突和暴力。 不過,當前農村中的危機僅僅是中國城市中正在擴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危機的一個先兆。中國的經濟改革造就了一個誠如清華大學的孫立平(音譯,包括後面的中文名字)所說的“斷裂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新富顯貴們生活在有圍牆的、警衛森嚴的別墅和複合公寓了,享受着巨大的財富、權力和權利。與此相對照的是日益膨脹的農村貧民和城市弱勢群體,後者由數以百萬計的生活在臨時簡屋裡的外來務工者和人數日益增多的城市失業者和低收入居民--他們在新的地產開發過程中被趕出市中心--組成。這個第二部分的城市弱勢群體的危機不僅是基礎設施和收入的危機,隨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湧入城市,它也是一場爭取身份和權利這些在城市謀生的關鍵軟件的戰鬥。這些“城市權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應的工作權,教育、醫療衛生、保險及社會福利等利益。 第二部分(城市弱勢群體)的危機,儘管其涉及的範圍和程度肯定會日益擴大,但其後果並不見得是無法調和,或會導致政權垮台。可以預計,在中國喧鬧的改革過程中會出現新的更自由的法律和社會組織或協會。將外來移民轉換成具有同等權利的城市公民,允許社會團體建立組織調節自身利益,這既能改善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危機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長期威脅。 不過,另外的後果也是可能的。國家可能會不允許成立新的自由組織或協會,而滑入到現代形式的極權社團主義。在這樣的極權社團主義中,政治領導人可能會期望將社會能量引向民族主義的方向,這也正是巴林頓-摩爾所警告的“來自上面的革命”。要麼是染上拉美病,其典型特徵就是兩極分化的城市社會,日益緊張的城市衝突,以及無法實現的經濟前景。儘管大刀闊斧的努力會增強國家的反應和調節能力,但考慮到目前社會分裂和衝突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這將使後一種後果比其它的後果看起來更顯得可能。 苦難中的農村 中國的農村地區現正陷於深重的危機中。在那裡,收入增長滯緩,農民被過度的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地方政府機構臃腫,財政赤字,無力為農民家庭提供足夠的服務。這些與地方官員猖獗的腐敗一起,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農民組織,抗議和暴力的水平也與日俱增。雖然這樣的危機以前也曾有過,但現在的規模和強度都是空前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根據109位最權威的中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管理專家和法律專家的調查報告中,73%的回答者把“三農(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列為中國面臨的最急迫的挑戰。農村騷亂的強度,加上其它諸如腐敗等問題,使半數以上的被調查專家預計在下一個5-10年的時間裡“可能”或“非常可能”會發生系統危機。 由於現有農業的規模偏小、效率低下,加上鄉鎮企業的相對不景氣,使得城鄉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今天,農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17美元,它與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已從80年代中期的1.8:1擴大到了2003年的3:1。在2000到2002年間,42%的農村家庭的絕對收入下降了。根據2004年7月的一個政府報告,生活在人均年收入75美元這一官方貧困線以下的農民的人數在2003年增加了80萬,這是自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以來農村貧困人數絕對數的第一次淨增加。也是在這一時期,農民承擔繁重的苛捐雜稅的同時,所獲得的服務卻減少了。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如果將福利、服務和稅收加入一起計算,城鄉收入的差距將急劇上升到5:1到6:1。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組織的農民抗議事件數量的上升是毫不奇怪的。抗議行動形式多樣,從逃稅、堵塞公路和鐵路到攻擊或劫持官員,甚至是涉及幾百或幾千人的騷亂。儘管如此,從這類農民抗議的性質以及國家對此的反應來看,單單這類農村衝突本身還不至於對政權穩定構成威脅。正如中國社科院的余金龍所說的那樣,農民在採取集體行動進行抗議時,往往會尋求中央官員的支持,來對抗當地官員,而不是期望廣泛的系統變革。余金龍爭論說,今天的農民不再具有“毛的農民”所具有的革命性,他們只是希望通過合法的政治組織來保衛自己合法的經濟利益。因此,余警告說,壓制他們的意願鎮壓他們的組織會帶來嚴重的政治風險。 在過去幾年裡,北京已對農村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通過打擊非法的地方攤派、提高地方稅收的透明度,在減輕農民稅收負擔上取得了短期的成效。同時,中央政府也已經將國家稅收中的更多份額劃歸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採取的其它措施有:設立更多讓農民表達不滿的渠道,懲治濫用職權的地方官員,向農民解釋政策,向抗議者發放錢財以平息不滿,允許村級選舉(不過同時剝奪了相當部分的村級稅收和財政權力,將其轉移到了鄉鎮一級政府的手上,而鄉鎮級的官員是不經選舉的)。 然而,上述這些措施也在中國民眾中引起了對“合法權利”的強烈感受。現在,農民在抗議中越來越多地提到這些“權利”,這可能是中國未來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進展。儘管政府在孤立、壓制和緩和潛在的農民威脅方面頗有成效,但領導層心裡明白,這些措施並非解決“三農問題”的長久之策。 大圈地 中國的許多決策者和社會科學家認為,解決農村危機需要更為激烈的措施,即集土地改革、工業化和城市化於一體的綜合措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說:“人口太多土地太少,使得大規模的生產很難實現。這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最大困難。”他斷言說,大農場的兼併以及農民向城市的遷移將不僅能解決農村問題,還能附帶產生城市化的好處,“大量外出務工者[將]提供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助於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北京大學的潘偉教授--他也是一位有影響的政府顧問--也認為,北京應該鼓勵農民加速向城市遷移。他建議說,中國應該通過建新城市或擴建已有的城市,在未來的30年裡再發展出100個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 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規模本來就很龐大,現在這一速度更加快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非法圈地,以及在工業與休閒項目開發中大規模的農田徵用。2003年11月,國土資源部就報告了168,000起非法占地案例,是前一年全年的兩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國在1996至2003年間損失了670萬公頃的農田,是1986至1995年間所損失的190萬公頃農田的3.5倍。這一趨勢仍在加速。光2003年一年,約有253萬公頃的農田被毀,占全部農田的2%。根據2004年《中國農業綠皮書》,每1畝農田被用作非農用土地,就有1到1.5個農民喪失土地。據官方統計,自1987年以來,約有3400萬農民完全喪失土地,或擁有的土地少於0.3畝。新的農田徵用熱潮幾乎肯定預示着這一過程的加速。 在2004年,政府在控制農田向非農業用地的轉換中取得了一些成效。更長久、更法律化的措施,以及或許更大規模的政策調整也擺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以便使農業的發展更合理,也使農民能夠提高收入。從2003年3月生效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農用土地徵用法》就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最新舉措。在1978年後實行的家庭責任制中,土地由村所有,使用權則由村長分配給單個的農戶。由於承包期限不夠長,加上村幹部經常隨意在農戶之間變更土地使用權,其結果不僅阻礙了對土地的改進,也阻礙了農戶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使得具有商業化規模的農業遲遲不能誕生。《農用土地徵用法》規定了農戶與村之間的書面合同,將土地承包期限設定為30年。合同也包含有明確的條款,允許農戶向其他人轉換土地使用權。為了讓潛在的買主放心,讓他們相信所購買的土地使用權會得到尊重,合同中禁止“重新調整”,除非是在極端情況下,如自然災害等。毫無疑問,《農用土地徵用法》的實施不會一帆風順,但中央政府看來對此決心很大,幾乎肯定會繼續收緊對農業用地的管理。這些舉措可能會擴展到放鬆對土地抵押的限制,同時也會促使以家庭為基礎的承包製向以私人為基礎轉變。這兩種做法都會極大地加速土地使用權的轉讓。。 如果土地改革能夠成功,中國國內的大規模移民將進一步加速。不過,非法圈地和土地改革的衝擊並不限於國內移民,它也將影響“流動人口”的組成成分。在以前,那些擠滿火車湧向城市以尋求更高的收入的農民,他們的妻子、丈夫或父母仍然留在在農村,他們的行為只是為他們的家庭增加新的收入。而今天,日益增加的這些外出農民是拖家帶口,全家出動。在他們的身後(老家),他們沒有任何土地;在他們的前方,他們沒有任何保障。 中國最著名的商業和經濟雜誌《財經》已將最新一波地方官員和地產開發商相互勾結進行的農村和城市土地占用熱稱為“圈地”運動,以有意與18世紀的英格蘭所發生的城市化加速的過程相映照,那是一個社會分裂、激烈動盪的年代。不過,對於許多農民家庭而言,《農用土地徵用法》所規定的土地合法轉換將產生一種類似的斷層效應。那就是,中國的移民未被給予與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身份。這樣的農村改革是不完善的。 明天更大的危機 中國城市化的加速,事實上是將當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轉換為將來可能更嚴重的另一個危機。在小塊土地上耕作的貧困農民所面臨的窘境,將變成貧困的移民的更大困境:工作條件危險,擁有的權利屈指可數,而社會福利安全保障則幾乎沒有。中國城市的現狀早已經讓人心有餘悸: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達到166座(美國只有9座),有5億的正式城市居民(即剔除了外來人口)。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已經達到2.5%,印度則為0.8%。政府預計,從2004到2020年,將有3億人搬進城市。由於絕大多數外出務工者仍然保持他們的農民身份,與他們在老家時一樣,他們是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社會保障和有效法律保護的。這一問題可能進一步惡化,除非他們的後代能被授予與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法律身份,享有同等的福利和權利,完全融入城市社會。通過考察中國目前的外來移民的困境,可以想象解決這一問題的巨大難度。 沒有城市戶口的外來務工者無權參與常規的勞動力市場,這樣,他們在找工作時,依照中國勞動法規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他們的工資常常被拖欠幾個月,甚至幾年。根據政府的估計,中國1億外出務工者被拖欠的工資高達120億美元。強制的安全條件也往往得不到保證。據《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僅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區,每年發生的工業事故就吞噬了至少3萬個手指。對這類事故的賠償標準是每個手指60美元。即使這樣,仍有許多雇主拒絕支付賠償金。根據有關官員的說法,將近70%的外來務工者沒有保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生活在郊區的臨時簡屋裡,而由這些臨時簡屋組成的整個居住區多半會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被清理拆除,拆除時的補償費少得可憐,或根本沒有。 這種朝不保夕的流動狀態對外來務工者年幼的子女或其他老弱的跟隨者的衝擊對大。在8到14歲的外來務工者子女中,大約15%不上學。即使是能上學的人,也必須支付高額的費用(常常是100美元甚至更多),而能進的也只是簡陋的不合格的私立學校。由學費以及過高的家庭期望所帶來的壓力,使學生自殺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謀殺也不鮮見。雖然與外來務工者相關聯的問題由來已久,但上述發生在外來務工者子女身上的悲劇,就算其性質不是新的,起碼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同時,由於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極為低下,所以,當這些最底層的群體看到城市裡的新富階層每天所享受的奢華時,他們對不公平的感受就格外強烈。 在理論上,就連城市化的倡導者都明白,“城市化需要制度創新。”這句話是國務院官員王夢奎說的。到現在為止,所作的努力僅限於對某些遭受最殘酷虐待的外來務工者的保護。在2004年3月份發表的一份主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宣布,政府將“在3年內基本解決建築行業內建設費用的拖欠和外來農民工工資的拖欠問題。”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宣稱,今年它將責成建築與製造公司為數以百萬計的外來務工者提供健康與養老保險。同時,中央政府已鼓勵各市政當局為外來人員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上學條件。不過,與大多數的措施一樣,並沒有為此撥出中央財政基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改革家們正在為國內移民起草一部類似於“權利法案”的法律,這是國家和黨對城市貧民全面捍衛自身利益提供支持的第一個信號。 改革的障礙 儘管有了這些法規,儘管嘴上喊得很響,實際的進展卻相當有限。結果是,一方面,人們對權利的意識越來越強,另一方面,能夠採取行動維護自身權利的能力卻有限,兩者間的差距正在擴大。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錢,用那本最新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一書中的中國學者的話來說,就是“誰來為中國的城市化買單”。學者們的答案很簡單:城市產業。然而,建築行業這一與移民經濟關係最大的產業就連已有的債務都拒絕及時支付,更不用說額外的費用了。由於地方政府能從建築行業中獲得利益,官員可以憑藉建築開發撈取名聲,更別提廣泛的賄賂和腐敗了,因此,違反法規的動力仍然很強。 南京大學的潘哲權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爭論說,對外來人員廣泛的歧視只是在現在才受到抨擊,而在以前它可並不被認為是一種罪惡。相反,這種歧視是中國的體系和政策有意設置的,並被有規律地“生產”和“再生產”。儘管現在在消除這類歧視上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進展,潘哲權仍然認為,這場鬥爭還未結束,仍在激烈進行中。潘的觀點看起來是對的。毫無疑問,對外來人員的歧視在已擁有城市戶口的人中間還有市場,他們有歧視思想實在是自然不過的了。強烈的本地意識,對農村“外地人”抱偏見,這些都會給本地人帶來實際利益。事實上,“外地人”已成為移民的專用語了。東部城市的市民常常向西方人解釋說,“外地人”素質低,並且說,他們覺得自己與本國移民的相同之處還不如與外國人的多。在富裕的城市年輕人中間,“你真農民”已成為表示討厭的時髦調侃用語。 由於利益與文化的衝突,那些旨在幫助外來移民的措施遇到當地人的牴觸也就毫不奇怪了。最近北京市政府發文,要求公立學校允許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入學就讀,並削減對他們徵收的歧視性的費用。但是,很多學校仍然不讓移民子女入學,聲稱沒有空位,而事實上據北京市教育局的調查,那些學校有35000個空位。就連死亡時,流動人員的家屬也面臨歧視。最近在瀘州(音譯)發生的一起城市煤氣管道爆炸事故中,有多人死亡。那些有城市戶口的家庭得到了17000美元的賠償,而那些外來務工者只得到了5000美元的賠償。儘管那些外來務工者在這個城市裡與當地人一樣生活、工作、死亡,但他們仍然被劃分為農民。一位官員對這種不公平辯護說,“在農村生活的費用更低。” 儘管中國領導人繼續將農村問題看作整個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但200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一份調查仍然將外來移民列為1978年後經濟上的最大輸家。在一份對8組群體在經濟改革中的得益情況進行排隊比較的調查表中,專家們只對一項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外出務工者”是所有群體中得益最少的。這些最不幸的人加入了張曉山所說的一個新的階層:“三無”階層,即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國民收入保險。張是政府的一位著名研究員。 未來: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狄更斯主義? 大膽地講,在15年的時期里,目前的城鄉雙重危機有3種可能的結果:自由主義,極權社團主義,以及兩者的混合。儘管沒有一種結果是確定無疑的,我們還是認為,中國至少在目前是在探索中向第一種可能前進,但社會改革的步伐以及克服既得利益的難度使最終的結果朝第三種可能發展的概率顯得最大。 在向自由主義的可能發展中,村級選舉預計會得到加強,並擴展到至少鄉鎮一級。土地改革會繼續,但會有相應的城市改革來配套,以保護新進入城市的人及其後代,允許他們在建築和掃大街以外的行業就業。在城市裡,正在修改中的戶口制度最終將被廢除,一個地區的公共服務會讓居住和工作在那裡的所有人平等享有。對合法權利的意識會得到加強,並有實際措施來落實。到最後,人們會被允許自由結社,保護原來由國家控制的自身利益,而不管他們的身份如何。 在大多數地區都能看見這些進展。村級民主,儘管還不完善,正在農村中發揮越來越大的重用。在國家的層次上,建立法律制度尤其是培育“權利和義務”的文化的努力都在廣泛的領域取得進展。實際上,這個國家在法律方面以前已經做了不少,但今後要做的仍然很多很多。現在看來它已準備鼓勵司法系統成為地方政治進程中的一個參與者,調解各方的利益,而不僅僅執行審判。法律意識已得到增強,這要歸功於中央政府在與省級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對“法治”的強調。農民的反應就是明證。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在正式請願與抗議來信中,以合法權利及其保護作為投訴依據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城市裡,國家對新出現的一些獨立社團組織已能容忍,如果不說是鼓勵的話。在發表於2003年1月的《中國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本傑明-里德對城市住宅協會在高檔物業發展中致力於獲得管理控制權、要求改善服務質量的情況進行了分析。這些協會在保護產權和消費者的過程中,利用了政府最近所倡導的一些“權利”觀念。它們對政府的招安不為所動,對地產商的玩忽職守與腐敗行為抓住不放,同時在會員中倡導共同的會員意識。里德謹慎地表示,這類組織能否保持目前的自治狀況還有待觀察。不過,它們畢竟生動地證明了新穎的具有特定形式的利益仲裁組織是能夠出現的,它們將成為未來更長久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不過,這些協會的性質本身也凸現了中國的富人和窮人在收入和社會權利上所存在的嚴重不平等。在外來人員居住的臨時簡屋區,此類公開的組織或代表是不允許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因地產開發而被趕出老城區住宅的貧困市民中,這類自治組織也還未出現。儘管有這些詬病之處,上述這些畢竟是中國在向更自由的未來發展進程中所取得的實質性進展。 不幸的是,社會與政治向別的前景發展的跡象同樣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以麥克爾-里頓和加斯伯-貝克為代表的觀察家爭論說,中國並非在向更自由的制度發展,而是完全相反,在走向法西斯主義。這種動向的證據包括:社會更趨集中,形成國家主導和控制的等級制度;解決社會衝突往往依賴行政機制而非司法機制;奉行反資本主義的戰略,鼓吹排外;以及軍方在輿論宣傳和社會生活中的過度介入。 實際上,上述這些現象描寫的主要只是中國的某些方面,而且,所有這些特徵在中國正在逐漸減少,而不是增加。私營企業的發展比國有企業相對要快。新的自治組織出現的速度比國家招安或鎮壓的速度快。媒體正變得越來越獨立、強壯,也更商業化,對報道內容的限制正在逐漸放鬆。法律體系日益強大。隨着軍隊員額的削減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軍隊的社會經濟功能正在降低。總之,在大多數的關鍵方面,中國目前是在遠離極權社團主義,而不是趨近。 不過,還有第三條道路,那就是“拉丁美洲化”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可能無法建立有效解決新的社會危機的制度。社會變化的速度和社會衝突急劇增加的速度可能超過國家的反應能力。政治領導人可能與商業和社會精英狼狽為奸。暫時的三無階層可能會向精英階層展開曠日持久、經濟代價高昂的低強度戰爭。現在有許多中國學者和政府官員在談論中國的前景時,常常提到拉美式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如果中國不能在不遠的將來扭轉目前的社會趨勢,拉丁美洲就是最直接的參考。 儘管中國在向適應性更強、更自由的方向前進,就中期來說,不進反退走向失敗也是可能的。有些跡象早已顯示出這樣的結局。2004年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報告發現,全國“社會動亂”或“群體事件”的數量在2003年增加了14.4%,達到58000件。參加的群眾人數上升了6.6%,達到3百萬。在城市裡,“流動人口”的犯罪數量占了“總犯罪數的80%”。許多城區的跡象表明,中國社會要想避免拉美化,防止陷入低強度的階級戰爭,只採取減輕外來移民的一些最嚴重痛苦的半拉子措施是不夠的,需要的是給他們以完全的公民權。 需要的是速度 中國的領導人正專心致力於解決農村危機和日益擴大的城鄉生活質量的差別。他們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以便推進大規模移民,促進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這一措施可能會導致第二個危機提前到來,使移民家庭為爭取身份和權利陷入到與城市既得利益團體的鬥爭中。那些城市既得利益團體實力強大,它們包括了市政官員,地產開發商,建築企業,加上城市的新富階層和已有的城市貧民與失業者。不過,許多外地農民在遷移到城市時,也隨帶了新的“權利意識”。有的甚至已習慣了投票選村長,而政府現在又承諾要對農民進行保護。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如果忽視他們要求公平相待、享受諸如保險和衛生等福利的期望,那可是很危險的。 中國的領導人對農村衝突並不陌生,他們正在艱難地應對這些衝突。不過,他們對於正在來臨的城市社會挑戰並沒有太多經驗。中國的體系的確非常堅固,在經濟和政治改革中並非只能採取先在一地進行試驗、成功後再推廣到全國的做法。暫時的自由化措施完全有可能變成更長久的制度,就像波蘭尼描述的當時的英格蘭所做的那樣。但鑑於政府計劃號召對中國的農村進行商業化的“圈地”,而有幾個億的農民將在未來的20年裡移居城市,因此,北京正在與時間賽跑。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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