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撒切爾夫人開啟國有企業私有化後，私有化成為了那時的世界性潮流。但一二十年後，不少不恰當私有化的弊病顯示出來了：財政收入下降，國債激增；交通、公共設施等只作為賺錢工具被過度使用，嚴重缺乏維修更新；一些為國民經濟所需、但利潤不很高的企業衰落乃至消失了；私人資本越壯大越操縱政治和輿論進一步減稅、去監管；投機活動日益興旺；貧富差距惡化；等等。前蘇聯經濟崩潰、08年金融危機都是這一波私有化、自由化浪潮的後果。

大約自進入21世紀前後，重新國有化的現象在前蘇東、在南美、在歐洲都程度不等地出現了；即使在美國、日本這類基本沒有國有經濟傳統的國家，也可以聽到一些國有化的呼聲。

所以，在今天仍然把改革只理解為私有化、自由化，那只能意味着他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而完全無視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惡果。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對改革的理解應該是雙向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仍需要私有化改革；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改革恐怕意味着重提國有化。

在我國，也許至少在兩個方面有必要重提國有化：

一是對一些權貴的家人、親屬由權力尋租而迅速積累起來的巨額資產、對一些私人或原管理者巧取豪奪而得的原優質國有資產，恐怕有必要強制性國有化。考慮到當時社會背景，有關人員可以不追究其責任，有經營管理能力的可以繼續留用，如果對企業公司發展確有貢獻似也可以保留一定股份，但本來應屬於國家的財產應悉數收回。

二是對由私人合法經營發展而來、但已大到可以左右國計民生程度的企業，恐怕有必要用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顛倒的國有化”的方式實行某種程度的國有化。（“顛倒的國有化”就是國家資金以市場化方式來投資、收買該企業部分股票，以影響該企業大的方向，並增加國家收入，但企業仍由原所有者管理。對米德的這種“顛倒的國有化”，清華崔之元教授介紹得比較早、比較詳細。）成功的私人企業家並不缺錢，缺的是安全感和人們的尊重。在經營自己企業的同時也為國家服務、為國家賺錢，可以滿足他們這方面的更高需求。

（5）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講要“增加公共產品有效投資”，這是改善我國整體環境、保證國民經濟中高速發展所必需的。但錢從哪來？《報告》中提出：“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到4776億元，但政府不唱‘獨角戲’，要更大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更多領域。”“大幅放寬民間投資市場准入，鼓勵社會資本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政府採取投資補助、資本金注入、設立基金等辦法，引導社會資本投入重點項目。”

單靠中央預算肯定不行，差的很遠；但指望民間投資恐怕也不行。私人資本手裡能有幾萬億閒錢、活錢嗎？要他們投資無非也主要是向銀行貸款或高息集資，更加大了金融和經濟風險。而且政府還要“採取投資補助”等方式來吸引，白白增加無謂開支。

近幾年，我國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一直在20%以上，中小型金融機構 存款準備金率也在17%左右，這完全沒有必要，很少有國家會這麼高。例如美國存款準備金率在10%左右，歐元區在2%左右，有些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等還沒有存款準備金。我國這麼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造成貨幣超發，另一方面大量資金閒置睡大覺。現在我國銀行存款總額在100萬億以上（一說160萬億），定向降准兩個百分點就是兩三萬億。另外也還可以發建設公債。對廣大居民來說，年息百分之七、八的債券收益是不錯的理財選擇，但對私人資本來說連集資成本都不夠。

很多時候，不是政府願意在基本建設上唱“獨角戲”，而是不得不唱。從國內外情況看，私人資本對基本建設投資並不感興趣，因為基本建設投資屬於長期低回報；要吸引私人資本進入，除非抬高利潤，但這不是加重國家和公眾負擔嗎？所以有良心的政府不得不負起責任來。

當初“美國學派”的三大政策之一就是“政府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美國良好的基礎設施大多是在“美國學派”起主導作用時期和上世紀“大政府”時期修建的。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流行以來，一味的“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手裡集中，政府越來越無錢無力。到現在，不少設施已嚴重老化，政府一準備出面想辦法，就被共和黨右翼攻擊為“搞社會主義”，可私人手裡再有錢也不管。所以美國七十年代後的這些教訓我們應該汲取。

在國家基本建設上、特別是集資籌劃上，政府即使不唱“獨角戲”，也需要唱主角。在這方面政府應像“美國學派”所主張的那樣負起責任來，起主導作用，不能推給社會、推給私人，那是靠不住的，還會加大成本，甚至會造成混亂。我國以往的大項目還不都是政府搞的？效果差嗎？有句俗語是“捧着金碗討飯吃”，比喻有良好條件卻不能好好利用、無所作為。政府在基本建設上也不應捧着金碗向私人資本討飯吃。

（6）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採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即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是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國家比較流行的理念。在近代，“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方式據認為出自於德國俾斯麥時期，在普遍都是私人經濟的情況下，這一方式是很實際、見效的。在現代，這一PPP模式和理念最初是英國撒切爾政府提出來的，也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背景。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已基本國有國營的情況下，這種PPP模式有“走一步看一步”私有化的傾向。

這種PPP模式在實行中有些方面據說有效果，但也有不同反映、不同意見。例如：私人資本肯進入的一定是利潤較高的項目，如果利潤較低政府還要給補貼，反而增加了公眾負擔。而且利潤較高的項目都給了私人，那不賺錢甚至虧本的項目怎麼辦？政府和公眾不還得掏更多的錢？在一些項目上也出現了“只賺錢不投入”、“只使用不更新”的情況，引起公眾普遍不滿。

當然，這種PPP模式不是不能試，但要給各地以選擇、比較的自由。在這方面也應該“有權不可任性”，不能強制推行，搞“一刀切”、“一風吹”。

（7）與去年一樣，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給與了“開放”以較大篇幅。去年講“開放與改革相伴而生、相互促進”，今年講“開放也是改革”；去年講“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今年講“必須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去年講“堅持積極有效利用外資”，今年講的更具體一些：“更加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把外商投資限制類條目縮減一半”。這在某些方面也許是需要的，但恐怕也有必要提及一下這些年某些方面過度開放的教訓。如不少人所指出的：“凡是沒對外開放或外國封鎖我們的行業，我們自己都發展起來了；凡是我們對外開放的行業，都被外資控制、主導了。”

當年英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的理論後，其思想很快傳播開來。美國的漢密爾頓和德國的李斯特都堅決反對。他們指出，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是為強國利益服務的理論，會使其他國家永遠處於從屬國地位。李斯特在其《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還作了一個比喻：他指出英國自身也是在政府貿易保護下發展起來的，現在成為世界最強國後就鼓吹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這就如同自己登梯子上了房後就把梯子抽走，讓後面的人上不來。他強調：發展本國自身生產能力比由比較優勢而暫時獲得的財富重要的多。美國和德國也正是在他們主張的保護主義政策下發展起了自身生產能力，才後來居上，先後超過英國的。歐洲其他主要國家和日韓等國也無不是在政府保護扶持之下，發展起一批有競爭力的本國企業的。

我們不妨再重複一下李斯特的對外貿易三階段理論。李斯特認為，國家對外貿易政策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當國家還處於落後農業社會時，應進口工業製品和出口原材料。第二階段是本國工業能力有了一定發展時，應保護本國工業發展，以免被更具競爭力的外國工業衝垮。他做了一個比喻，說就像一個孩子無法同壯漢競爭一樣，需要保護。第三階段是當本國生產能力足夠強時，就像孩子長成人後，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李斯特也講，當保護一個時期、比如十年後，本國企業如果還不具備競爭力，那就放棄、不保護了。德國作為一個中等國家，的確無法、也沒有必要顧及所有產業；但我們作為一個大國，任何領域都不應受制於人。）

我國建國後至文革結束前的三十年，一直處於閉關鎖國、對外封閉狀態，所以文革結束後當時領導人提出改革開放的決策，是非常英明的，也獲得了全國絕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在對外開放中也注意了自我保護，比如負面清單、限制資本自由流動等。但現在作為事後總結經驗來看，一些領域還是開放過快、過大了，結果在不少領域裡，我們幼小的生產能力還是被外國壯漢打趴下了。為使我國還處於幼小階段的生產能力儘快成長起來，需要政府的保護扶持，這絕不是簡單一句“倒逼”那樣輕巧。這種保護扶持自然可以只做不說，但沒有必要那樣熱衷於新一輪擴大開放，將其看作完全有益無害。如不少人所講，在對外開放上應秉持適度、對等原則，應服從於培育我國自己生產能力這一更根本目標，好事過了也會成災。

（8）去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真理報》上撰文說：“一個把老百姓的居住權、健康權和受教育權拿來拉動經濟的政府，一定是個沒有良心的政府。真正執政為民的政權，一定要把這三種東西當作陽光和空氣，給予人民。一個國家不能變成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人占幾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樣，執政當局沒有任何臉面賴在台上。因為民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執政者的責任。一個國家的執政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數據。”我們不大清楚現在俄羅斯這方面具體情況如何，但普京這番話還是頗有社會主義理念和情懷的。

當然，我們還不大可能把住房、醫療、教育作為陽光和空氣免費提供，這只是一個比喻，但不能成為拉動經濟數字的來源，不能成為給少數人提供發財機會的場所和民眾頭上的三座大山。房地產徹底市場化的苦果我們已經嘗過了，至今還在設法消化、彌補，醫療和教育改革不能重蹈房地產覆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醫療和教育改革的論述比較籠統，反映出這方面還存有較大爭議。但我們應當確定的一個基本思路恐怕應該是：醫療和教育的主體絕不能徹底市場化，更不能私有化；我們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只能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能聽一些苦於尋找發更大財機會的人和一些迷信市場自由主義的人胡言亂語。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