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撥亂反正與社會民主主義 |
| 送交者: 高寒 2005年01月03日21:43: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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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共這種天然的統治權,不僅是對中共當年那面反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民主大旗的徹底背叛,而且是慈禧太后那“什麼都可以變,就老佛爺的權力不能變”的隔代傳承。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他們所一再強調的“絕不搞西方三權分離的那一套”,其要害,就是要死死守住中共的這個不容挑戰的統治權。 這隻看不見的手不是別的,就正是資本主義,就正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凡不是建立於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之上的任何所謂“社會主義”,凡不是以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為歷史前提和文明基礎的任何所謂“社會主義”,就統統是反動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農民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對此,《共產黨宣言》 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均有着大量的論述。 所以,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對於中共黨內真正徹底的改革派而言,對於一切還懷抱着當初那朦朧但卻閃光的社會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對於一切不願為中國的最後一個極權制度殉葬的中共黨內有識之士而言,撥亂反正,就是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是要回到承認資本主義文明之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 一切處於象中國這樣尚未實現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當象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首先去與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結盟,為爭取本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奮鬥;就應當象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首先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其次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也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將自己親手創建的黨,取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原因。社會民主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主義者干資本主義。 為什麼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是歷史唯物論者。我們認為導致資本主義文明得以發生和發展,並取代封建文明的那種歷史必然性,不會因資本主義制度的實現而停止其步伐。社會主義文明將會在更高的歷史階段繼承和提升人的解放。當然這一切均得以資本主義文明的充分發展和健康發展為前提。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種制衡資本的力量。為什麼是“干資本主義”?還是因為我們是歷史唯物論者。我們深知:人類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人的徹底解放只能仰賴於人類自身所創造和累積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資本主義文明則是人類實現自身解放的一個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段。蘇共、中共的失敗,儘管也不乏悲壯,但究其原因,與歷史必然性為敵,抗拒鐵的歷史規律,豈有不敗之理?
二零零五年元旦,在一片陰冷肅殺的氣氛中來到了。才短短兩年,“胡溫新政”就成了一枚過時的商標,乏人問津。這簡直就與二十年前那“小平您好!”轉瞬即化為“小平您好狠!”時的情景一模一樣。再往前一點,從當年的敲鑼打鼓迎解放軍進城,到後來的鴉雀無聲,不也就六、七年光景嗎?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為何這種狀況竟然還帶有點周期性?是人民一再表錯情,還是官府屢屢犯舊病?好像雙方都頗感自己委屈:官方感到民間得寸進尺,而民間則認為官方新政不新。 不過問題無論對官方還是對民間都同樣嚴峻:難道中國還要等待下一個“新政”的來臨嗎? 撥亂反正“反”(返)到哪? 中國共產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起因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可撥亂反正究竟該“反”(返)到哪?卻是一個至今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問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這二十多年來的風風雨雨、反反覆覆,乃至迄今仍不能從潛在的社會危機中自拔,就都與這個問題有關。 一九八零年代初,文革剛去,百廢待興。此刻圍繞着反對“兩個凡是”而提出來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際上在中共黨內還不過只是“反”(返)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反”(返)到中共八大路線而已。鄧小平當時提出的“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只是將毛澤東搞“文革”的一大塊拿掉,其他則統統保留。這些都反映在當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後來隨着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市場因素的不斷衝擊,中共是一步一步地往後挪,艱難蹣跚地往後退:從“計劃經濟”撤退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再退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至今還只是退到那已退無可退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儘管中國經濟已經入世,儘管實際生活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在特權的重壓或染指下仍在頑強而曲折地成長,但是作為國體的“資本主義”,卻仍然只能是在“羊頭”下偷賣的“狗肉”,仍然還是中共不可逾越的頭號理論禁忌和政治禁忌。 誠然,中共黨內有人提到過“新民主主義”。這所謂新民主主義,按照發明者毛澤東的解釋,即指由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所以,如果今天明確地提出中國由社會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改革派在思想理論上的一個飛躍,是撥亂反正的一個飛躍了,儘管這個思想目前還僅僅屬於非主流的中共改革派。 然而,撥亂反正“反”(返)到新民主主義,卻既是前衛也是局限,既是飛躍也是蝸步。因為新民主主義的要害,乃是共產黨的天然領導權。當年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論時就反覆強調:對內是共產黨的領導(聯合政府),對外則是“一邊倒”(蘇聯陣營)。由此可見,這所謂新民主主義中所蘊含着的資本主義,還僅僅是一種以共產黨的天然統治權為前提、以鞏固共產黨一黨統治為軸心的權宜之計罷了。 正是中共的這種不容挑戰的領導權或統治權,構成了中國當代極權制度的核心。毛澤東為了維護它,不惜將中國引向獨裁專制的極致;鄧小平為了維護它,不惜天安門坦克屠城。江澤民胡錦濤為了維護它,則不惜將中國引向空前的腐敗。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中共這種天然的統治權,不僅是對中共當年那面反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民主大旗的徹底背叛,而且是慈禧太后那“什麼都可以變,就老佛爺的權力不能變”的隔代傳承。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他們所一再強調的 “絕不搞西方三權分離的那一套”,其要害,就是要死死守住中共的這個不容挑戰的統治權。所以說,中共改革派的撥亂反正,僅僅“反”(返)到新民主主義還是很不夠的。須知所謂“共產黨領導資本主義”根本就是一個悖論,因為特權與市場猶如冰炭不可同器。因此,要麼就是特權拋棄市場(如毛時代);要麼則是市場拋棄特權(未來中國)。而今天中國那居全球之冠的腐敗和全球之冠的兩極分化,不正在為這個“特權領導市場”模式,亦即事實上的“共產黨領導資本主義”模式,給出兩個絕妙的註腳嗎? 那麼,中共為何又要“退回”到資本主義呢?象北朝鮮那樣就搞它的“社會主義”不是很愜意的嗎?可它為何哪怕僅為權宜之用也要作如此戰略大撤退呢?更進一步,人們還可以問,為何當初中共打天下時不是直接訴諸於蘇聯老大哥那美好燦爛的 “社會主義”,而偏偏要來個新民主主義也就說要以資本主義為旗幟呢? 歷史的答案是這樣的:倘若毛澤東當年那條一直走到黑、走到文革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得通,又何來鄧小平其後的撥亂反正?同理,倘若當年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旗幟能扛得下去,又何來毛澤東其後的新民主主義?君不見,即使有傾國之權的毛澤東,至死也對付不了那生生不息的“資本主義尾巴”?君不見,即使鐵血太上皇鄧小平,臨終也解決不了那前仆後繼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從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來看,蘇東陣營的解體,難道不正表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頑強地不可抗拒地推動着歷史的車輪?強大如超級大國蘇聯,顯赫如橫跨半個地球的“社會主義”陣營,難道不都在這隻看不見的手面前轟然蹦潰、粉身碎骨了嗎? 這隻看不見的手不是別的,就正是資本主義,就正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凡不是建立於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之上的任何所謂“社會主義”,凡不是以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為歷史前提和文明基礎的任何所謂“社會主義”,就統統是反動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農民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對此,《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均有着大量的論述。 所以,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對於中共黨內真正徹底的改革派而言,對於一切還懷抱着當初那朦朧但卻閃光的社會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對於一切不願為中國的最後一個極權制度殉葬的中共黨內有識之士而言,撥亂反正,就是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是要回到承認資本主義文明之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社會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者干資本主義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市場發育的前提是平等競爭,平等競爭的前提則是自由主體和多元主體。而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資本主義的憲政文明及其以獨立人格為中心的多元文化為之服務。相反,封建文明的基礎是自然經濟,市場僅是其補充。自然經濟的前提是宗法關係,宗法關係的前提則是人生依附。而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封建主義的皇權文明及其以依附人格為中心的一元文化為之服務。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所猛烈批判的資本主義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來看中共所猛烈批判的那基於充分商品交換所必然形成的人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多元等現代價值體系,並對照中共治理下那無孔不入的特權、依附、腐敗、專斷、人治、獨裁、皇權,等等,你就會明白,中共實際上究竟是代表着一種什麼樣的文明在拼死地抗衡着資本主義文明了。 因此,不要以為凡是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就自然而然都是社會主義,就自然而然都是無產階級革命。世界歷史告訴我們,當資本主義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歷史必然性問世時,它勢必要受到挾數千年傳統積澱優勢的封建文明的強力反抗。於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便有着基於過去立場和基於未來立場這樣截然不同類型的兩種批判了。就前者而言,它是以否定和抗拒資本主義必然性為前提,並懷揣將被新文明所替代的恐懼;就後者而言,它則是以承認和推進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為前提,並蘊含着更高階段文明對批判對象的揚棄(繼承與否定)。 誠然,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發生與發展,各個不同學派或教派都試圖給出自己的終極解釋。自由主義者往往是從人的本性,從天賦人權着眼;各種宗教,則往往是從各自神靈的啟迪、恩賜或預設着眼。而唯有馬克思主義,才是從歷史必然性着眼、從人類物質生產方式自身的運動着眼的。從歷史必然性出發,當然毫無疑問是將資本主義文明視為一種過程,視為一種在封建主義文明中孕育,並依其必然性而發生、替代、發展和消亡的過程。不言而喻,歷史唯物論除了物質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外不承認任何永恆的東西。它視萬物皆流皆過程,因而資本主義文明也就必然要為更高一級的人類文明所替代——就象它基於同一個必然性而替代了和替代着封建主義文明一樣——這就是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孕育出的社會主義文明。這種文明如果說在馬克思主義創立時代還只是未來的理想,那麼在今天,她已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日益成為現實,並還在繼續擴展。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着資本主義正好相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則是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着社會主義。今天在歐美各國,人們會驚奇地發現,當年社會主義者近乎烏托邦似的若干夢想,竟在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下逐步得以實現。無論生活質量還是社會保障,無論受教育程度還是政治自由度,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勞工階層都遠在當代“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勞工階層之上。在這些國家裡,象中國今天這樣的官場大規模腐敗是不可想象的;象中國今天這樣的工人農民上不起學的教育腐敗和看不起病的醫療腐敗是不可想象的;同樣,象中國今天這樣的不准工人組織工會和不准工人罷工,以至大規模的言禁、報禁、網禁、黨禁,乃至警察橫行、司法黑暗等等,更是不可想象的。 自瑞典社會民主黨在上世紀30年代經由選票執政以來,以承認資本主義歷史必然階段不可跨越為前提、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逐步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的實驗,率先在北歐斯堪的那維亞三國開展起來。經由政府對市場盲目競爭之適度干預的調節,被稱作“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歐各國,在效率和公正的良性動態平衡上均取得了傲人於世的成果。它們不僅在國民經濟指標上長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社會公正、消除特權方面也被公認為全球楷模。不僅如此,隨着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示範效應,對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危機心有餘悸的西方各國自由主義,開始了對在大危機中暴露得淋漓盡致的早期資本主義盲目競爭弊端痛定思痛。於是便有了羅斯福的新政和凱恩斯的理論;更有了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紛紛獲選執政。隨着社會民主黨人影響力的日益擴大,資本主義各國都相繼通過或完善了反壟斷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資法,最高工時限製法,醫療保險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額累進所得稅法等等一系列法案。這些立法的實際效果是:限制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兼併規模,從而使社會財富所有權分散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僱傭勞動者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有了顯著的改善;建立起廣泛的社會福利網,任何國民,不分階級,從出生到墳墓,都有着最起碼的基本生活保障。這樣,這些國家的基本人權,從實踐到理論,就都自然而然地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而這一切,難道不正好說明,只有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充分發展,才談得上去孕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文明?難道不正好說明,胡錦濤今天企圖從毛澤東的“農民社會主義”中去尋找平息民怨民變的“親民秀” 養料,不恰恰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在唯物史觀看來,世界文明發展的不平衡性,勢必會導致人類不同的文明發展階段的同時並存。今天世界格局中這種資本主義的史前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同時並存的現象,便決定了處於不同文明發展階段中的國家,往往面臨着完全不同的歷史任務。因此,如果說處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其任務是追求更高文明程度的效率與公平、追求社會主義因素的不斷鞏固和擴大的話,那麼,處在資本主義史前文明階段即由封建文明向資本主義文明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其首要的任務就是以實現徹底的資本主義制度變革為己任了。在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不是苦於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是苦於封建官僚特權化。所以說,一切處於象中國這樣尚未實現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當象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首先去與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結盟,為爭取本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奮鬥;就應當象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首先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其次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也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將自己親手創建的黨,取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原因。 總之,社會民主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主義者干資本主義。 為什麼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是歷史唯物論者。我們認為導致資本主義文明得以發生和發展,並取代封建文明的那種歷史必然性,不會因資本主義制度的實現而停止其步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即社會化的大生產與占有的私人性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領域中的金錢至上的潛規則,將會因資本主義文明的充分實現而逐步孕育出一種更高的人類文明,即社會主義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將會在更高的歷史階段繼承和提升人的解放。當然這一切均得以資本主義文明的充分發展和健康發展為前提。因此,儘管中國社會民主黨人今天會毫不含糊地為資本主義文明在中國的實現而奮鬥,但我們立足於今天卻是代表着明天,代表着未來的社會主義文明,代表着這個未來文明的物質承擔者——現代工人階級的。處於權貴資本主義壓榨下的工人階級和它的後備軍農民階級,是今天中國受剝削受壓迫最深重的社會階級。由於沒有獨立工會,工人階級在勞動力市場上幾乎是任由資本宰割。中國經濟今天在國際市場上那為中共官僚引以自豪的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低廉”,中國大地上被中國政府所大肆炫耀的都市建設,其背後又隱藏着多少打工族的血和淚?君不見,一些國際大財團,為高額利潤所誘惑,竟然樂見中共禁止獨立工會,有的高科技公司甚至大發封網橫財。不少外商則乘機將所在國或地區所明文禁止的僱傭童工、超時勞動、違法低薪、體罰工人、強迫搜身、污染環境……,統統搬到中國。總之,那不受約束的資本與特權相結合,就如同一頭毫無羈絆的怪獸在中國橫衝直闖。資本原始積累時的殘酷、貪婪、暴虐、無恥,在中國暢行無阻。資本與專制沆瀣一氣,使整個中國大陸的墮落與腐敗、殘酷與殘忍實在觸目驚心。由此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種制衡資本的力量。當資本主義處於特權重壓下的畸形發展時,我們要全力以赴地促進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這包括高舉獨立工會的大旗,高舉人權、自由、民主、法制、多元的大旗;當資本主義處於正常發展階段時,我們則要努力爭取工人階級利益,這包括逐步推動一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法案,擴展工人階級的參政權和代表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工階層競選執政,並一步一步地建立和擴展社會主義文明。 為什麼是“干資本主義”?還是因為我們是歷史唯物論者。我們深知:人類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人的徹底解放只能仰賴於人類自身所創造和累積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資本主義文明則是人類實現自身解放的一個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段。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幾可說是一部由第三國際領導的世界各落後國家跨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並碰得頭破血流的歷史。中國的今天,不過是這場歷史悲劇的尾聲而已。蘇共、中共的失敗,儘管也不乏悲壯,但究其原因,與歷史必然性為敵,抗拒鐵的歷史規律,豈有不敗之理?東西德,南北韓,中國大陸與港澳台,等等,不都為順應還是抗衡資本主義文明而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可見,歷史只能完成它所能完成的任務,偏要拔苗助長,結果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滿腔赤誠,竟然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地導致了封建專制的大復辟。可見,蔑視歷史規律就像藐視自然規律一樣,是沒有不受到懲罰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國,老老實實地走歷史必由之路,旗幟鮮明地干資本主義,舍此別無他途。誠然,我們今天所說的這個資本主義,絕對不是說,中國要將早期資本主義的那些個弊端統統重複一遍,絕對不是說,我們不可以借鑑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行業已成熟、且普遍成熟的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後起之秀,中國今天的資本主義文明建設,當然毫無疑義要避免早先人類所走過的彎路,當然毫無疑義可博採各國之長為我所用。這於物質文明如此,於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亦如此。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會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甚至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傳統,也不是全無去借用改造之可能,如農村的合作醫療之類。但是,以“中國特色”來抵制和否定世界各民族都不得不走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這一現代文明之道,則是晚清以降的歷代專制者們所共有的“特色”。 中國共產黨的回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走歷史必由之路的過程,也就是將自己由一個迷信“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革命黨,改造成為現代社會主義民主政黨的過程。這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撥亂反正。至於中共是否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倒並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必須去斯大林主義化,必須去第三國際化。須知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一直主宰着中共意識形態、並至今被奉之為國教的所謂“馬列主義”,實際上不過是斯大林主義而已。因此,中國共產黨今天必須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來一番改造,來一番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改造。中共早就該完成這種改造了。中共首先必須是一個民主政黨,然後才談得上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必須明白: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將來的事情,還是未來的任務。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反對封建專制極權主義,是為資本主義制度——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廓清道路;同時在此基礎上,借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並結合自身的實際,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逐步而謹慎地實行若干從低級到高級的社會主義政策,以協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當然可以尋求自己的領導權或統治權。但這個領導權不是天然的,不是人民選擇了一次後就不可更改的,更不是靠坦克刺刀、靠警察特務來支撐的;它必須在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制度中去平等競爭,如同歐美許多執政、乃至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那樣。或許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將會下野,但下野就那麼可怕?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因為這由中共主動有步驟地推動的以還政於民為終極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將大大緩解社會矛盾、大大緩解社會危機,從而也就自然避免了中共被革命推翻後的清算。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的機會:到民間去,到工人階級中去,到勞動人民中去重新獲得新的認同。 總之,對“撥亂反正‘反’(返)到哪?”這個“天問”的不同回答,將決定着中共黨內是否能崛起和凝聚起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決定着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從沉重的歷史包袱中解脫出來,甚至決定着中國共產黨是否有資格參與主導未來中國的命運。 (此文是作者為《中國之路》2005年1月號撰寫的社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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