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我剛轉到我們的市一中一年。呼啦啦再也不用上課了，天天聽廣播社論，說要搞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其實大家心裡都懵懵懂懂的。學校過去的校長書記靠了邊，先是市里派了工作組，很快工作組撤了，原來的團委書記年輕出身好，就由他主持校文革會，領導運動。除了校長書記，老師中年齡大的都出身不好，自然就成了黑幫，其他老師中只要有人貼大字報揭發，例如我們的班主任是歷史老師，年輕出身不錯，但有學生貼大字報說他在課堂上宣揚帝王將相，他也就加入黑幫行列了。更有甚者，有學生揭發女老師道德敗壞，這個女老師也就被貼上'破鞋'標籤進了黑幫隊。

一天上午，不知是哪些人發起的，讓黑幫們戴上紙糊的高帽，校長寇子固兩手蘸滿墨汁（寓黑手之意）領頭，沿學校的操場跑圈，全校學生圍觀嘲鬧。那天天熱，剛跑一圈，兩個年老體弱的老師就跑不動了，其中一個是教幾何的張緘三老師，名字的意思是'三緘其口'吧，其實平常平易近人，也善言，是全市教幾何的大權威，大字報說他和我們的語文老師、壞同學把她的名字馬芬華叫成'馬糞渣'的有染，倆人就都被揪出來了。有人跑不動了，一些學生就開始拿起掃把，棍棒追打，黑幫們鼓起餘勇再跑。看黑幫們跑得快了，有學生將棍子橫在跑道上，讓黑幫跳高跳過去。棍子一開始橫得不高，黑幫們跳到空中時，快速將棍子抬起，把他們絆倒，重重摔在地上。教務處的閆敬齋老師，光頭大腦，當時已快六十了，學生們都叫他'閆老頭'。大字報揭發他的一個罪狀是說過對領袖大不敬的話。他說，斯大林說，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我兒子是共產黨員，我可沒給他加什麼特殊材料。閆老頭看出了門道，乞求從棍子底下爬過去，代替跳高。我們班一個同學將棍子放得極低讓他爬，他的大光腦殼使勁在地上蹭，也無法從棍子底下鑽過。要不說我們是小地方的人呢，膽子小，沒鬧出大事，折騰一通也就收場了。哪像人家北京大地方，劉少奇鄧小平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的女孩子，之前游斗黑幫時，把她們的副校長兼黨委書記抓住打死了，這個黨委書記還是一二九後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呢，文革前像老保姆一樣呵護這些紅色公主們。

緊接着就是'破四舊'了，那時學生們已有了'紅衛兵'組織。有的紅衛兵結隊去砸古廟，有的去圖書館將線裝書堆在一起燒掉。更多的是去抄家，只要有人說哪家是地主資本家，'紅衛兵'就開到他們家去，翻箱倒櫃，掘地三尺找'四舊'，不管找到什麼沒有，不太張狂的'紅衛兵'也就罷手，愛打人的，或和這家有私怨的，就要吊打拷問這些階級敵人。這樣一來，打死人的事就天天不斷了。一天，我們班一個已加入紅衛兵的姓馬的女同學說我們班張桂蘭同學家是資本家，領着大家就去張家抄家去了。張桂蘭不放心，也跟在我們後邊。張家離學校不遠，一家七口住一間半平房，張媽媽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家。推開門進去一看，家裡連一件像樣的家具也沒有。這在我們意料之中，頭一年班主任老師為了教育班裡有錢的同學嫌學校伙食不好，跑到外邊下館子，說要帶大家到張桂蘭家參觀，說她們家五個孩子，靠父親一個人微薄的工資過活。我們在張家的抄家一無所獲，馬姓同學惱羞成怒，喝令張媽媽跪在了屋子中央，還不解氣，轉身命令張桂蘭也跪下。這個姓馬的同學長得美艷，平常與她關係好的女同學都管她叫'馬美'，不知什麼原因讓她對在班裡各方面都毫不出眾的張桂蘭在心裡集了這麼深的怨毒和仇恨。她揚起皮帶，作勢要打。張媽媽怕女兒吃虧，趕快勸女兒，說“蘭、閨女，來吧，咱們就給人跪下吧。”，張媽媽直腰拉女兒跪在了她的身邊，兩個月前，大家可都是在一個教室里，平等的上課的呀。有的同學雖然不忍，但在'革命'的大勢下，誰也不敢說出反對的意見。張桂蘭年幼的弟妹在旁邊看着，嚇得連哭也不敢哭了。這時有人在她們家窗台上發現了一個手掌大的鐵盒子，裡邊是深顏色的固體。喝問張媽媽是否裡邊藏了金子，回答說是洗衣服剩下的肥皂頭，融化放在一起好再用。拿刀劃開，裡邊真是什麼也沒有。我想起班主任老師說過，張桂蘭的媽媽靠給旅館醫院洗床單，貼補家用。我路過看到過這樣洗床單的，在穿過市裡的一條小河邊，坐在石頭上，前邊架着一個搓衣板，冬季寒風似刀，洗一個床單掙不到一毛錢。這個融化的肥皂是她們家維持生計的工具呀。過了沒幾個星期，馬美出身城市貧民的父親被人揭發說當過國民黨兵，屬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中的壞分子，馬美也成了狗崽子，被沒收了紅衛兵袖章，後來大串聯人家也不讓她去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張桂蘭同學，六八年'複課鬧革命'和畢業分配也沒見到過她，或許是破四舊後期全家給趕到鄉下去了吧。

到了九月份，我們按班級分到臨近的縣裡參加秋收。一天，校文革會派人向我們傳達，說教三年級數學的張生雲老師喝敵敵畏'畏罪自殺'了，並說，張生雲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是那個年代對自殺的人定性的套話，說她的死與革命小將無關。張老師沒有教過我們，三年級上過張老師的課的同學都說張老師為人嚴肅，教課認真，對同學一視同仁，同學都喜歡她。以後我們才慢慢知道，張老師是西北大學畢業，解放初與丈夫一起到了我市，在中學老師中屬業務上乘的。那個年代能念大學的當然是出身於有錢家庭，所以以出身地主進了黑幫隊。好在那時文革會的頭兒還不夠奸猾，將張老師的遺書也給我們念了。張老師在遺書中說，秋收開始後，她和大家一起勞動，中間休息，別人坐在樹蔭下，她要站在太陽底下挨斗。她的頭髮被剪掉了，她買了一頂帽子戴上，一個學生把她的帽子扔到樹上，她又買了一頂帽子戴上，別人又把她的帽子搶走，還讓老鄉一起圍觀鬥爭她。張老師最後說，她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她熱愛生活，但還是決定離開這個世界了。她沒寫任何怨恨的話。張老師死後我才知道，她兒子范新瑩就在我們鄰班，屬平平常常的一個人。

文革中又經歷了許多事，就到了六八年的秋天，學校分配，有人升高中，有人進工廠，有人下鄉插隊做知青。耗到十二月，一天晚上廣播上傳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時'最新指示'大都是晚上收音機傳來，傳達不過夜，大家要連夜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歡慶。這次的最新指示是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樣一來，除了分配進工廠已報到上班的，一古腦兒都要下鄉了，我們學校大都去了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稱的臨縣。當然是說不盡的日子艱辛和無書可讀，又要接受目不識丁的農民的再教育的精神苦悶。插隊的第二年，聽說和我們同一個公社的范新瑩死了。在我們公社西北約三十里的山裡，有一個地方小煤窯，我們的做飯取暖，和生產隊烤煙用煤，都要用'架子車'到窯上去拉。架子車有一米多寬，木板固定架在兩個膠皮輪子上，貨物放在木板上。木板前連着兩根木棍做成的車把，拉車的人走在車把中間，用手臂扶着車把控制車子的平衡，有背帶連接木板，用肩背的力量拉動車子和貨物向前。去西山拉煤要經過一個大高坡，范新瑩在下坡時力弱駕馭不了車子，車子衝下來，車把從後心穿過，當時就死了。我們都知道這個坡的兇險，拉煤時都要幾輛車結伴，至少兩個人協調，一輛一輛車拉上坡，再放下坡。我們孩子他媽插隊也和我一個公社，當年才十六七歲，她說她也上山拉過煤。我們隊拉煤都是不讓女同學去的，她說她們和男同學賭氣。我不知道當年他們是如何拉過那個坡的。

去年十月回國，我們家兄弟姊妹幾個又結伴去了插隊的地方，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當年插隊也在附近。雖然公路鋪了柏油，但那個大坡還在。我讓車子停在路邊，徒步走到坡上。物是人非，我一下想到了范新瑩，他十九歲年輕的生命、還沒有展開的青春理想的翅膀，就消失在這陌生的黃土地上了，沒留下一絲痕跡。之後我們又開車去了二十里外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裡邊展出的還滿是知識青年當年戰天鬥地的英雄事跡，滿滿的正能量，高揚的主旋律。

六七年我們下放前還常有游斗黑幫的隊伍從街上走過，一次看到師範的黑幫隊通過。我們小城沒有大學，師範是我們的最高學府了。同行的人指着黑幫中的師範的前教導主任，說他是我們張生雲老師的丈夫。我那時年輕沒多想，待到年長，也為人夫、為人父了，設身處地，想到范老師相濡以沫的妻子含冤去世，獨子不幸身亡，他剩下的日日夜夜該如何排遣捱過呀？

前兩年有人搜集並列出文革中不幸死亡的人的名單，我將'張生雲'三個字打入，什麼也沒有查到。張老師的生命、知識、對學生的教授、還有對家庭親人的愛、和對生命的眷戀，都消失得無蹤無影了。雖然日月磨蝕，有人也想要我們將那段忘卻，我卻不能，文革的這段回憶不時跳出來，咬噬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