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右翼政界蓄意把冷戰單純地歸罪於共產主義的蘇聯，而“蘇聯解體就意味着共產主義和冷戰的結束”。既然如此，美國為什麼還要需要搞針對中、朝、越、古的“限共”呢，為什麼還需要搞威懾各國的星球大戰呢？美國的這些作為本身就否定了共產主義的結束，也證實了自己對冷戰的更大責任。

在任何情況下都稱“打之有理”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中國不論變成什麼制度都是美國的潛在對手。”但美國右翼新聞界要的卻是宣傳效果而非真心話。每當他們提到中國或前蘇聯及其領導人都要冠以“共產主義”字樣，提到北京必定掛上六四事件。這麼說，在美英及其領導人之前未嘗不可以加“帝國主義”，提到英國和香港時也可以搭上鴉片戰爭。何況大英帝國的國號就是如此，而美國百姓早就這樣譴責其對外擴張了。泱泱大國如此以牙還牙好似太過猥瑣，但在一定程度上未嘗不可以讓他們照照鏡子。最好是事先對美英新聞界明言：“這是對各位的回敬，管夠”。

美國右翼政界把納粹與共產主義並列是其在恐懼中的極端化處理。其實極端化的帝國主義本身就是霸權主義、軍國主義或納粹主義。雙頭鷹象徵的跨歐亞沙俄帝國主義習性曾長入社會主義的蘇聯並給它造成內憂外患，不等於任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走帝國主義道路。中國古文中“桃花源記”所勾畫的就是一種朦朧的共產主義公社形象。古代的原始共產主義或當代仍然存在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公社以及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統統把它們作極端化處理。這就象不能把傳統宗教與寡頭邪教並論，也不能把資本主義籠統劃為霸權主義一樣。誰都不應把適量品酩叫酗酒吧？正是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成了霸權主義宣傳家隨意使用的詞藻。

美國學者約翰.道爾在“絕無憐憫的戰爭”一書中列舉了美國人征服印地安人和菲律賓人時給予對方的蔑稱後，認為“種族歧視語言就是種族戰爭語言，是美國人要打擊別人的信號。”他還把反法西斯德國戰爭用語稱為“觀念戰爭語言”[6]，留意到美國人曾把華工叫“東張西望的猿猴”好加以殘酷剝削，和珍珠港事變後漫畫裡日本人的膚色都塗得示意“黃禍”。作者還認為，美國政界在對日戰爭中使用的種族仇視語言並未隨日本戰敗消失，而是變相地出現在冷戰以及朝鮮、越南、中東、拉美和非洲的衝突里。然而，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意味着對外侵略，但對霸權主義者搞侵略是絆腳石，所以就把世人對納粹的仇恨轉移給被妖魔化了的共產主義並倡導“限共”。但任何社會制度的大小國家都能用朗朗上口的“限霸”來反制它， 何妨說到美國右翼政界四面楚歌。

有一批為霸權主義喊話的宣傳家聲稱他們反共不反華。當然會有同一或另一批人說他們反共不反古或不反越，等等。我們姑且不在此深究他們有無反華意識和行動，或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只是分析他們的反共邏輯。我們也不冒昧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共產主義各自的性質，但何妨對“反共”者提幾個有挑戰性的問題。

說為反獨裁專制而反共，為何從來不反眾多的王室和軍閥的獨裁呢？
說為反對洗腦筋而反共，為何從來不反對搞觀念控制的寡頭邪教呢？
說為反財產公有而反共，為何從來不反對壟斷資源和資本的財團呢？
說為反戰爭威脅而反共，為何不反兩次世界大戰的禍根帝國主義呢？
說為反貪污腐化而反共，為什麼要袒護日本美國更多的貪官污吏呢？

原子和質子在質量上的差異曾經是揭露原子結構的一把鑰匙。社會性質的差異同樣是研究社會學的一個門徑。傑末瑞.里富金在其新著“歐洲理念”中對比了新舊大陸在社會觀念後發現：前者更傾向個性自由，後者則更注重社會公益。作者對富庫亞馬等人在蘇聯瓦解後斷言“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民主已經勝出並不可能被任何其他模式取代”之論大不以為然。[23]當然不能說“歐洲理念”已典型化，但因為差異揭露實質，我們至少有理由將其“社會公益導向”提純出來，使之成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模式之一，而且無需以先入之見把“共產主義”劃為禁區。

打反共旗號的挺霸者敢不敢說：“非共者有一毒就沒有多毒，比如是軍事獨裁者就不搜刮民脂民膏，是壟斷資本家就不共妻，等等，而凡是共產黨就必定五毒俱全”。這些用反共挺霸的號手們敢不敢說：“獨裁貪污等等都是共產黨發明的，後來讓慈嬉太后和納粹黨學去了，所以要反共”。或者說：“真李逵的罪過就是他後邊有假李逵。”果真如此，納粹黨又為什麼要和霸權主義者前後腳反共呢？不幸的是，把反共叫得震天賈響者倒更象是霸權主義者的傳聲筒。

再沒有比“民主”、“自由”、“和平”和“人權”被霸權主義者糟蹋得更不象樣的東西了。民主選舉是必要的但也是有條件的，就象雨水是必要的和有條件的一樣。如果民主選舉被大財團或其他極端勢力操縱，就象洪水成災，還是必要的嗎？美國總統在民選中換屆完全是代表大財團的各政黨靠變換口號來爭奪主政白宮，並不改變其軍事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本性。帝國主義理論家把集權主義完全加給共產主義，是因為他們知道壟斷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特權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要被剝奪。然而這個世界的某些國家在某些時期確實不該迷戀單一的美國民主模式，就象任何軍隊需要擺脫士兵委員會的議而不決一樣。應當鼓勵學術界參照各國參差不齊的社會條件重新定義民主的含義和形式。

美國國際關係問題撰稿人姆拉德還提到：“美國當局聲稱要在中東和全球推行民主，因為民主是和平和繁榮的基礎。然而在我們西半球，美國當局不但自毀了其民主衛士的信譽，而且與民主背道而馳。”[24]事實上美國曾策動軍事政變推翻左派政敵如智利民選的總統阿連德。美國於二零零零年扶植的海地“民選”總統冉.阿里斯蒂因失去民心被反對派抵制而流亡國外。三年後美國以“民選合法”為由把他重新送進海地總統府，但他仍無力控制政局。美國此時就不顧他是否“民選”，讓海軍陸戰隊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初把他“護送”到非洲了事 [25]。

西方政界曾長期抱怨對其有挑戰性的中俄政府“非民主選出”。這不失是一個值得注意問題，但西方並非真心關切這些國家的民主，而是以挑起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或各政黨互相爭權造成政局不穩為限。歐美政界對沙特、文萊、前南韓和印尼政府的獨裁從不抱怨，因為他們是“朋友”。再以俄國為例，民選的葉利欽時代政局不穩對西方有利西方就以“葉利欽總統是民主選出”為由支持他，但對民選的普金總統有戒心就掀起“普金獨攬”的疑風。美國的國際關係問題撰稿人里查.派普說：“前格克勃上校普金在公元二千年接管政權後，俄國的民間團體就失去了自由發言權，他們的公民權受到了限制，俄國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也頗難保證。.....雖然普金及其左右做了許多手腳，但有相當來源的信息表明，當局不但未被百姓抵制，反而受到他們支持。調查還說明，不到十分之一的百姓關切民主、自由和公民權。”[26]說來說去，美國前中情局長布什被選為總統是“民主”的，而俄國前情報官員被選和人民支持的總統仍然是“不民主”的。在二零零四年九月共和黨總統提名大會上布什宣稱已經有一千萬阿富汗選民登記參加十月份該國總統大選。但阿富汗適齡選民只有九百五十萬，其臨時總統卡爾扎依九月間說阿富汗合格選民只有五百萬。這個美國解放者洋洋得意的阿富汗民主櫥窗還沒有布置好就已經註定了不可信。

和平也是如此：美國傷了別人的和平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利益，別人傷了美國的和平就是“恐怖主義”。那些以美英為首的“維持和平部隊”在某地能否存在，要看派遣該部隊的得失之比，而不看當地百姓有無和平可言，因為這種部隊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和平為名義的侵略工具。科索沃和索馬里是他們勉強要留下和不得不撤走的兩個極端的例子。

美國右翼政界杜撰了以實力為後盾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說道以後，就對別的國家提出任意的人權標準，但卻把自己虐俘的責任推脫給基層的替罪羊。加拿大公民的人權對加拿大政府有多重要，要看該政府同誰打交道：同美國打交道時，美國如何處理比加拿大公民(例如馬荷.阿拉)的人權更重要；同中國或伊朗打交道時，作為加拿大公民的人權比他(例如張昆倫)或她(例如卡澤米)作為中國或伊朗公民的人權更重要。可見加拿大公民的人權可高可低，隨其政府的政治需要和能量而變。

人權和個性自由是神聖的，但近年來北美同性配偶藉口“人權”訴求“夫妻”合法地位成風，同樣是因為“人權”的概念正被任意解釋。正常的“夫妻”應當是能為人類傳宗接代的異性配偶。所以，同性結合併非結婚，同性者即使有權結為配偶也決不應當是合法夫妻。訴求同性配偶的合法化是對人類傳統的踐踏：既是自我否定可能成為父母的完整的人格和人權，也有負於養育自己的人類。這種迷茫還會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中導致一系列不良後果，比如信仰自由與社會規範失調時“人權”更難界定，國際霸權主義者也正好在亂中為瓦解歐亞各國社會受阻的邪教辯護，無理攻擊歐亞各國政府 “違反人權”。

霸權主義者除藉口反共搞擴張外，其反共的根本原因在於後者是對其由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和戰爭的剋星，儘管並非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而名為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可能蛻變為霸權主義國家。所以共產主義如何如何固然是一個命題，但如今的反共者首先是以此掩蓋稱霸。象台灣的陳水扁和一些教派創始人那樣的反共理手對什麼叫“共”都說不清。他們可能舉出的任何反共理由更嚴重地存在於他們自身。所以於其說他們有反共意識，不如說他們為投靠霸權主義者才反共。

誰要象里根那樣以為任何共產黨主持的政權一碰就垮就錯了。說東德人日子過得不如西德人就該同西德合併，那越南人過得不是更差嗎？說共產黨當政的國家就象朝鮮那樣閉塞，那古巴呢？可見稱作共產黨國家是一回事，他們都怎麼過又是一回事。這就象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是二戰前的法國，也可以是當時的德國、日本或意大利一樣。人們倒是需要認真研究：這幾年的反全球化運動到底有多少反對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的成分，以及加拿大的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與美國相比是否有更多的社會主義性質。蘇聯解體就證明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嗎？中國、古巴和越南不是還在繼續探索共產主義之路嗎？作為爭取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先例，法國大革命經過成功和失敗的多次反覆才穩定下來，而且至今還有人認為它是歷史的錯誤。那麼蘇聯八十四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對後來的共產主義者不是很重要嗎？

儘管論證和推行不易，非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非霸權的社會主義制度並存和合作畢竟是唯一的出路，中國和西歐各國在探索中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倒是美國與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中近東穆斯林世界，除了控制與反控制的反覆較量以外，至今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共存方式。無論如何，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國家體制。霸權主義者“唯我民主、唯我自由”，藉口改造別國社會制度而侵略別國，對自己對別人都是危險的。

參考文獻

[23] Jemer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Penguin Group, Inc., New York, NY. 2004.

[24]`Nicole Mlade and Paul James: Reaffirming our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ugust 16, 2004.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c=biJRJ8OVF&b=139408

[25] In depth: Haiti, a country in turmoil. CBC News Online. March 4, 2004.
http://www.cbc.ca/news/background/hai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