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都是零零碎碎看到一些，只是比較完整的匯編，也許可以作為相當一段時間內的參考。編者的感言不一定準確，但重點是歷史材料。還有一個別用：五毛們在發聲之前，最好也參考對照一下，以免太離譜，想想自己是否比這些跟老毛革命一輩子的老人更了解其人的靈魂與所作所為）

祝世華:   評論毛澤東匯編

 

目錄

（一）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評述

周恩來臨死前深沉反思—他還是留下了“最後遺囑”…………………………..2

《鄧穎超日記》——記載周恩來的內心自白…………………………………….. 2

陳雲的“三段論”與陸定一的“兩段論”：毛澤東有罪！……………………...5

朱老總的臨終遺言…………………………………………………………………. .5

張聞天：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7

林彪：“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木”（文革前）……………………………. 7

林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革期間）………………….10

鄧小平：留給第四代領導人的偉大歷史任務：重新評價毛澤東    …………10

習仲勛：評價毛澤東                                                11

（二）老一代革命家的評述                                          11

李慎之：毛澤東是罪魁禍首………………………………………………………11

黎澍：“不斷改造思想，專門製造偽君子也！”………………………………12

黎澍與戴晴的對話——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12

李普：毛澤東是“邪教的教主”…………………………………………………14

胡績偉：毛澤東最大本領就是“當面賴賬”……………………………………15

李銳：活學活用“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

——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靈魂………………………..16

田家英：出爾反爾，令人無所措手足……………………………………………18

謝韜：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劇，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19

胡喬木：毛基本上是斯大林類型的                                    20

周小舟：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21

（三）著名人士評述                                                21

老作家丁玲：毛澤東頭腦中確實有帝王思想……………………………………22

附：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22

《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毛澤東歧視知識分子是荒唐的………………….23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盧祖品：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23

傳記作家葉永烈：“對毛澤東的審判，還沒有結束”，

“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24 

著名作家夏衍評價毛澤東                                             24

陳一諮：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27

戲劇家吳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扔出來………… 28

（四）外國著名人士評述                                            29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毛澤東的評述耐人尋味                            29

漢學家費正清（美）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        29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毛澤東是瓷磚上作畫………………………………………29

（五） 毛澤東自述……………………………………………………..............  30

“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           30

從毛澤東的自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探索                               30

毛澤東最後遺言曝光——張玉鳳、汪東興交出私藏30年的絕密檔案..      33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35.

揭開毛澤東稿費的內幕…………………………………………………….      36

猩猩相惜——毛澤東與波爾布特…………………………………………      .38. 

（六） 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40

把禍國殃民的責任推給劉少奇……………………………………………………41

林彪沒想到自己是二傳手…………………………………………………………43

對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46

讓江青“挑大旗”…………………………………………………………………48

“你辦事，我放心”後面還有話…………………………………………………49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49

毛澤東最後留下的兩份“接班人”名單…………………………………………50

附：祝世華《反思錄》結束語：向黨中央進一言！…………………………… 51

附：李銳《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 . 58

 

（一）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評述

周恩來臨死前深沉反思—他還是留下了“最後遺囑”

    周恩來在臨終時跟鄧大姐所說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着很多話沒有說”。這說明周總理是帶着“一肚子意見”去見馬克思的。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是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的。當然對周恩來來說，已經到了臨死前夕，沒有什麼“敢不敢”的問題，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把這“一肚子意見”說出來以後，將會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又一場的大災難，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與毛澤東同一代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鄧穎超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周恩來在臨死前夕與他相儒以沫幾十年的夫人鄧穎超的私下談話內容。雖說不上“一肚子意見”，但也算得上是周恩來的內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對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具有深沉的反思內涵。鄧穎超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周恩來發自肺腑的話。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周恩來的“最後遺囑”。

至於所謂“一肚子意見”沒有說出來，是指沒有公開講出來。不但場合不同，而且廣度與深度也不同。

萬幸的是，隨着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發展，像《鄧穎超日記》那樣過去屬於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終於允許在一定範圍內傳閱。而在當前信息時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這樣，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就有可以獲取這類信息。

《鄧穎超日記》——記載周恩來的內心自白

《爭鳴》記者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內作黨史研究用。鄧穎超日記，記錄了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的談話，真實地表現了晚年周恩來的形象。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後歷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

周恩來逝世30周年的“周恩來思想研討會”：今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30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先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繫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了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歷史性災難，感到沉痛。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1978年10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

“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方面因素：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的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面。”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毛澤東拒往探視

1975年1月24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

“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託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內容摘錄：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斗誰，和誰斗？”“怎麼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26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着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健在。”

周后悔給毛抬轎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澤東）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志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場政治風暴要降臨，還要斗，斗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社會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1975年12月28日：“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6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當時的全國人口是8億）

周對1976年元旦社論的反應（1976年1月1日）：

“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原編後議：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提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有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歷、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澤東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諛屈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毛之所以能成為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命運玩於股掌之上，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然而後來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卻一再重覆周恩來的錯誤。

編者的話：

本文作者似乎低估了毛澤東的能量，在玩弄權術（權、勢、術三者相結合）這一點上，周恩來遠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從另一角度看，編者也高估了周恩來的地位、威望（指與毛相比）。應該承認：從延安整風后，毛澤東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毛澤東獲取了“最後決定權”，實際上，已經處於“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地位。

從後來的歷史進程看，唯一的一次機遇（如果有可能撤換毛澤東的話）是1956年的“八大”，那時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股強勁的反對個人崇拜的大潮流，倒是有可能成功的。“毛澤東思想”這一命題，就是在那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從《黨章》中撤下來的，可是那個時候，毛澤東本人也沒有犯後來的“反右”、“大躍進”、“反右傾”，乃至“十年浩劫”那樣一系列的嚴重錯誤和罪行。因此那時撤換毛澤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也是微乎其微的。畢竟毛澤東在創建新中國是立下不朽功勳的，而且在老一代領導人中，誰也不能跟毛澤東相比擬的。

（《鄧穎超日記》引自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一書，詳見該書第318～322頁）。

陳雲的“三段論”與陸定一的“兩段論”：毛澤東有罪！

陳雲是在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發表了那句“三段論”的名言：“建國前有功，建國後有過，‘文革’有罪”。陳雲同志具體講了些什麼，就被封鎖了。

他是針對“草案”中所說的：“毛澤東在‘文革’中犯了錯誤，被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這一命題，而提出來的。顯然，陳雲同志是不同意這一完全違背事物本來面目的荒誕結論。在開始討論這個“草案”時，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命題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寫出來的，因此儘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見，但誰也不敢吭聲。在黨內最高層也只有像陳雲同志那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堅持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挺身而出發表這一鏗鏘有力、字字千鈞的“三段論”名言。從而引發了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辯論。

最後，小平同志鑑於大家意見分歧，又為了尊重陳雲同志，他說：“這個《決議》，如果寫不好，寧可不發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結論。”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意識到：為集中全力發展國民經濟，“穩定大局”是前提條件。在當時對毛澤東如何評定，就關繫到“穩定大局”的問題。因此，他又提出：“不爭論，向前看”這一原則性意見。終於為了顧全大局，大家通過了這一《決議》（草案）。

陸定一的觀點基本上是跟陳雲同志一致的，即都認為毛澤東是“有罪”的，而不是什麼“犯錯誤”問題。他主張“兩段論”，即以“反右運動”劃線。從“反右”、“大躍進”、“彭總冤案”、“反右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裡，毛澤東都是“有罪”的。這個說法也是站得住腳的。不說別的，“大躍進”就餓死了四千萬，這筆賬也應該算在毛澤東頭上。無論從“人性論”角度看，還是從“以人為本”這一高度看，能說毛澤東沒有罪嗎？在毛澤東眼裡，中國人民的生命如同螞蟻，是最不值錢的。

朱老總的臨終遺言

“朱老總於1976年6月26日進北京醫院。6月27日晚朱老總對前去探望的蘇振華說我革命幾十年了，不懂得什麼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塗，現在搞得黨不像黨，國不像國。我快要走了，我要問主席，‘文革’，革了誰的命？建國十七年都錯了，誰是個頭。一心為黨為國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個黨還是一個‘偉大的黨’嗎？”

“6月28日下午對汪東興說：現在誰主宰着國家的命運。這類人是黨內野心家、陰謀家。誰把這批人扶上來的？這批人窮凶極惡，篡奪黨權，誰是他們的後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國全斷送在這批人手裡！”

“７月2日對李先念說：一個偉大的創舉，搞社會主義，可以不抓生產，天天斗呀斗。生產為什麼不能抓？這是什麼主義？什麼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個國家搞成這副樣子，還是‘鶯歌燕舞’嗎？……這筆賬怎麼算？先念，要堅定些，歷史會作出判決的。”

“我沉默太久了，這是一種內疚。”

編者的話：

拜讀了朱老總的臨終遺言，不禁感慨萬千、肅然起敬。他的一心為公、忠厚持重的長者形象，永遠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輩革命家中，他在建國後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冷遇。由於他在黨內、軍內，功勳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內，總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終只有虛位而沒有實權的人。為顧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負重，決不計較個人得失。對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貫以低調對待，寧可被毛斥之為“老右”，也決不講違心話（參見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有關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第一次批判彭德懷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總能始終保持這一高貴品德，寧可受辱，也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這種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令人欽敬。

他留下的臨終遺言，對我們後人來說，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它為我們揭開毛澤東的假面具樹立了榜樣。此外，它還給我們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我們對他所留遺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總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澤東還在世的時候留下這份遺言的，而在事實上這卻是一篇“討毛的檄文”。據此把他打成“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鐵證如山”，來一個“永世不得翻身”。其後果可能比劉少奇更慘。可是我們的朱老總硬是為了黨和民族的命運、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向毛澤東發出了擲地有聲、震聾發聵的戰鬥檄文。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對此既沒有龍顏大怒，大打出手；也沒有採取其他動作，只是對外封鎖消息。這一反常措施，決不意味着毛澤東的寬容，而是有難言的苦衷。這也許跟當年清明節上萬群眾悼念周恩來，憤怒聲討江青之流的法西斯專制，大有關係。毛澤東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濤，引火燒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這一苦果。實情究竟如何，有待來日內幕曝光！

朱老總說：“我沉默太久了，這是一種內疚。”聽了這一翻發自肺腑而又震撼人們心靈的話，不禁浮想聯翩，如鯁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們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總那樣在毛澤東暴政年代，敢於挺身而出、並與之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當年深受毛澤東之害，而在官復原職之後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對“禁區”，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既缺乏朱老總那樣氣魄，又沒有像韋君宜那樣敢於反思的精神，似乎當年的暴政史、災難史、恥辱史都已一筆勾銷，好像一切沒有發生過似的。

作為一個革命家，在看到朱老總的遺言之後，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無動於衷；還是有所觸動、於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這正如郭小林所說：一個不知反省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願朱老總遺言在公諸於眾之後，能呼醒成千萬的當年受害者及身歷暴政年代的過來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說的那樣：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張聞天：毛澤東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1941年9月在延續整風開始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張聞天進行了嚴厲是批評。張聞天在1943年回憶說：“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見他好的方面，另一個在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着做了又來駁斥（如……）。因此事情不好辦。……（引自《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實踐》，第539頁）

1959年在廬山會議初期，一次與彭德懷交談時，張聞天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時，話很尖銳，他說：“（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權術。”（引自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第100頁）。

 

林彪：“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木”（文革前）

葉永烈在《林彪與毛澤東》一書中，在題為《從未迷信毛澤東》與《林彪心中的毛澤東》兩節中，提供了如下的絕密信息。現將有關情節轉述於後。從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澤東一樣，也是一個典型的“兩面人”。

＊        ＊        ＊        ＊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澤東是怎樣的呢？”

“經過長期的觀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對毛澤東有了透徹的認識。林彪曾將這些認識，以格言、箴語、散記的形式寫下來，以供自己參考和利用。（編者註：下面摘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老東（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手。’

“這段話，是寫在一張《新華報》的散頁，貼在1949年版《邏輯的產生和發展及其法則》一書中。”

“這是林彪根據自己的經歷體驗及其他人的遭遇，而總結出來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顧事實，羅織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點，不顧其餘，捕風捉影，無限上綱。這種事情毛澤東並沒有少做。彭德懷便是一個活生生的、眾所周知的例子。……”

“毛澤東的‘並無，捏造’手法，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應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澤東的這一‘特性’。足見林彪對毛澤東認識上的‘先知先覺’與‘真知灼見’。”

編者的話：

毛澤東的這種“並無，捏造”的手法，可以說是他致對手於死命

的一貫使用的一種非常惡劣的手腕。他明知是“無”，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個罪名來。1959年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文革”初期的所謂“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就是如此。連目前納入“禁區”的1954年的“高饒反黨集團”，把當年在東北和華東地區的一批高級幹部都被網羅進去（後來除高饒兩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澤東製造的“潘揚冤案”時，又把他們與饒漱石捆綁在一起，成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饒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獄。現在“潘揚冤案”平反了，就沒有聽說：饒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經被摘掉了。毛澤東的這種“並無，捏造”的作法，不要說作為黨的“領袖”，就是作為一般的政治家，應該說是十分卑鄙的，其靈魂是十分醜惡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封底上寫道：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主動地指出來，則他無鋒芒的必要。”

“這些箴言，林彪雖有意講得隱晦、曲折；但其意思還是清楚的。小幫幫即是“小幫派”、“小團體”、“小圈子”。毛澤東需要屬於自己的小幫派，貫徹執行自己方針、主張。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喜歡有小幫派為其“歌功頌德”，而對於“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見，則是“鋒芒”以對。“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寫道：

‘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建國後，毛澤東的思想日漸‘左’傾，其路線、方針、政策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經常處於少數。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執地堅持這些錯誤的東西。於是，‘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為了得到‘多數’，使自己那些錯誤的主張得到貫徹，毛澤東在失去真理後唯有依靠‘個人崇拜’。這是毛澤東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提出‘需要個人崇拜’；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再次提倡‘個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澤東的心機，上台後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個人崇拜’。《毛主席語錄》便是其中的傑作。”

“林彪的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精闢的註解。”

編者的話：

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從本質上來說，是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年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後結局，就是毛澤東以其享有“最後決定權”的方式，達到了他“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目的。從而徹底破壞了黨的傳統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由此而形成為一種無形的習慣勢力。只是在1956年由於蘇共二十大而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的一場全世界範圍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高潮，從而在中共黨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使毛澤東的“凌駕”地位（獨裁專制）受到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通過“八大”，毛澤東已經從“凌駕寶座”上被攆了下來。對這一政治局面，毛澤東是決不會接受的。因此，在其後不久，毛澤東處心積慮地採取陰謀詭計的手段，通過“反右”和反“反冒進”，終於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駕寶座”。毛澤東恬不知恥地說他自己就是“當代秦始皇”，並說“超過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靈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辭海》扉頁上寫道：

‘你先說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這是兵略上的‘虛虛實實’、‘聲東擊西’在政治鬥爭中的運用，是林彪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而總結出來的體會。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註。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編者註：葉永烈在這裡所說的“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這句話，把毛澤東品格特徵中最本質的東西，寫得那麼淋漓盡致、刻骨銘心，真叫“一絕”。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了解，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所望塵莫及的。）

‘你說東，我就偏說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機。’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中，就常常運用這一條。比如：1967年1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標語已經鋪天蓋地。13日深夜，毛澤東約見劉少奇。劉要求允許自己去延安種地。毛澤東沒有就劉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讀馬列的書。劉少奇哪裡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專案組’已經偷偷地建立了。毛澤東怎麼會放過他。然而在會見時，劉少奇說東，毛澤東便說西；臨走時，還將劉少奇送出門外，害得劉少奇回到家裡，還喜滋滋地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還挺和氣的。’但兩天后，就被抄家了。”

“這是很高明、又很厲害的一招。在虛虛實實之中，既可保護自己，又可令對手分不清東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綱》事件，劉少奇的‘派工作組’事件，都屬於這一類。”

“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當聽他先說’，這樣才能與領袖的‘戰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學文化辭典》中的‘個人崇拜’條目旁邊寫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林彪還在私底下與身邊的人說：

‘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木’。

“林彪還說：

‘誰不說假話，誰就垮台。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這是林彪對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實際上，也是他對毛澤東的一種政治認識。這裡面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在毛澤東高壓政治體制下，黨內黨外，全國上下，一片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氣。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澤東的專橫獨斷的家長式作風，聽不進不同意見，‘順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須跟着說假話，否則就‘辦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還認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犯了重大的錯誤。”

“林彪早在1958年‘大躍進’，尤其是1959年廬山會議，就斥責毛澤東：

‘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對錯。’

“林彪還說：彭德懷7月14日的信‘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

“林彪還對女兒林豆豆說：

‘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的透。’

 “林彪還對他最疼愛的女兒講了許多關於毛澤東、關於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許多陰暗的、負面的東西，講了對黨和國家前途的一些悲觀看法。林豆豆將這些話寫進日記里，被‘林辦’黨支部書記關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說：‘你不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不得了！’受到林彪這些言論的影響，20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的林豆豆對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以上見《我所知道的葉群》一書）

“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真正的、實際的認識和看法。”

“在30年後來看林彪當年對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和看法，不能說是錯誤的、不正確的；也不能說是膚淺的、幼稚的。林彪的許多看法已被事實所驗證，很多人現在都說着與林彪當年說的意思相同的話。就認識毛澤東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承認林彪是‘先知先覺、慧眼識人。’”

編者的話：

應該承認林彪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看法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才是毛澤東的本來面目。

為什麼林彪能有這麼深刻而又那麼貼切的認識？而與毛澤東同時代的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就沒有這樣認識呢？相反，他們經常被毛澤東這一手所玩弄。難道這僅僅因為林彪是善於獨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筆者認為這與林彪本人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特別是從1966年初直接參與毛澤東的一切“倒劉”部署之後，從而對毛澤東這一套玩弄權木和陰謀詭計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說，林彪以其親身“實踐”，親自體會到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因此，才有他過人的“見識”。如果說：毛澤東的靈魂是骯髒的，那麼“物以類聚”，林彪的“助紂為虐”的行徑，就顯得其人品更加惡劣。

從這個意義講，林彪的最後下場，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該！

                                           

林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革期間）

這是在林彪與毛澤東已經處於“徹底決裂”的前夕寫出來的。儘管帶有很強烈的所謂“攻擊”色彩，但卻是十分貼切的。人們都清楚：在與毛澤東同一代的領導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無恥吹捧毛澤東而發家的，最後被提升在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澤東的性格特徵的人。並且共同參與了“文革”初期謀害眾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領導人”。因此，他對毛澤東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於心的。這樣，當他“反戈一擊”的時候，他對毛澤東的評述，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最有“權威性”的，也是擊中要害的。下面就轉錄林彪對毛澤東的評述。

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一段關於對毛澤東的論述在公開出版的史書中是絕對見不到的；應該說這一論述還是貼近實際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發的材料（引自“中央兩案材料”）

“什麼路線，就是毛線。”

“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澤東）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鄧小平：留給第四代領導人的偉大歷史任務 重新評價毛澤東 

《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題為《推進民主是第一要務——專家學者筆談“兩會”》的文章。其中參加筆談的有政界與文化界著名人士鍾沛璋、杜光、杜導正、資中筠、辛子陵等十人。在辛子陵所寫的那篇題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的最後一節，他是這樣寫的（編者註：辛子陵是《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作者）：

“客觀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是意識形態領域一場深刻的革命。這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留給第四代領導人的偉大歷史任務。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年輕的中央領導人才能夠從毛晚年的巨大陰影下面走出來，擺脫那種瞻前顧後、謹小慎微的狀態，占據歷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論、政綱和路線來，放開手腳，有所作為，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創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這裡，所說的“鄧小平留給第四代領導人的偉大歷史任務”，就是上文提到的關於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活口”。那是小平同志跟第三代領導班子講的話。現在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當年就是第三代領導班子的成員。應該說，他是親自聽到鄧小平同志這個遺願的。由於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太大，而江澤民本人又特別看重如何樹立自己的“核心地位”（實際就是想搞“我說了算”那一套）。因此，想依靠江澤民來重新評價毛澤東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樣，這一偉大歷史任務就自然而然地落到第四代領導人身上。

作者對第四代領導人寄予厚望，他所提的建議也是可行的。關鍵在於要有一股敢於排除一切阻力，勇往直前的衝勁！

習仲勛評價毛澤東

他，善於利用無知人民，利用無知的人民，這是他一生致勝的法寶。

他，最熱衷挑起族派爭鬥。

他，是偉大的帽子設計師。

他，一生主張無庸最好，自己卻飽讀史書，學以致用。

他，沒有絲毫的法制意識，是典型的痞子。

他，反對科學，糟蹋人類文明精華。

 

（二）老一代革命家的評述

李慎之：毛澤東是罪魁禍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對毛澤東的暴政專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的描述。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於這麼直言的，是絕

無僅有的。為此，在這裡比較詳盡地摘錄他的有關論述。他說：

“在1957年2月剛剛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發動了反右派運動，無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55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3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1959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張聞天、彭德懷這樣人頭上。以後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3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從1966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10年，當時8億人口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1976年為止，共和國幾近30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

“這些大災難、大恥辱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為無人專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見《李慎之文集》第６頁）

編者的話：

作者在論述建國30年來在毛澤東統治下“腥風血雨”的歷史之

後，敢於公開指出毛澤東是造成這些“大災難、大恥辱”的“罪魁禍首”。這就徹底批駁了所謂“錯誤論”的論調。

將來果能如此作出定論，毛澤東就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最最殘酷的暴君”。這一段歷史是毛澤東用他自己後半生的政治實踐寫出來的，也是用成千萬中國人民的鮮血鑄成的，誰也無法把它一筆抹殺掉！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這一段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史、恥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黎澍：“不斷改造思想，專門製造偽君子也！”

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黎澍也是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筆者沒有直接看到他的論著，但在李銳的著作中（如李銳的《直言》），常能見到他的閃光思想。李銳對他是十分欽佩的。

李銳說：

“黎澍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可以歸納為五點：一是‘割據為王’到獨立自主。二是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三是統一戰線。四是實事求是，中國古已有之。五是不斷改造思想，實為宋明理學翻版，專門製造偽君子也。這第五點，大家都挨過整、受過罪，都沒有他這樣，聯繫古人假道學，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說：關於暴力革命，勝利者必繼以暴力統治，從而走向專制，迷信權力統治。蘇聯如此，我們亦如此。”（見《直言》第385頁）

黎澍在一篇題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與戴晴的一場對話中，暢談了他對毛澤東暴政的比較系統的觀點。這是一篇說理透徹，分析精闢，很有說服力的評論。對了解毛澤東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為“附（錄）”全文轉述於後。

 

附：黎澍與戴晴的對話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文革”是一場鬧劇。廖沫沙說，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還厲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還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樣，為進行政治鬥爭，先進行一場思想運動。

黎：看來還是政治鬥爭。……從1960、1962、1964，就會看出：那時的“反修”是教條主義已達極端化的表現。到了“文革”，就僵得連彎都轉不過來。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無非是從蘇聯學來的斯大林體系，極端僵化的教條。誰動它一點，就是修正主義。

戴：為什麼對於教條主義，我們那麼容易接受，接受之後又難於拋棄？

黎：愚昧。愚昧從何而來？貧窮，文化水平很低，理論水平很低。教條主義拼命“左傾”、“極左”，口號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經濟上是越窮越好。認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澤東說：書讀得越多越蠢。其實是怕知識多了不好辦，實際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無知識，這才好辦。這正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最好土壤。

個人專斷是普遍的，到處都有，基礎甚廣；與中國小農經濟聯繫在一起。有人要搞個人崇拜，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

民主傳統從來沒有建立過。推翻一個皇帝，後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後出過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幾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麼山東，什麼陝西，……自己想做皇帝，擁護別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國社會上，這種思想直到現在還不能說已經絕滅了。如何消滅？根本辦法：一是發展經濟，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絕個人崇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我們真進步了。這是非常緩慢過程。一百年還是幾百年。……

50年代，不僅培養你對未來的嚮往，還培養你崇拜、輕信，培養你腦子簡單。到了1966年，除了會呼喊“萬歲”，還有什麼別的？

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毛澤東還說過：這種事在西歐那些國家就不會發生。這話的意思是：西方國家民主傳統比較穩固，文化素養高。“文革”發生在中國，不是從反面說明了這個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封建時代的遺產，本來就不行，還捨不得丟掉。學習外國，吸取科學、民主。直到“文革”，我們連一點法律觀念都沒有，不問所犯何罪，也是罪該萬死。什麼“走資派”，何罪？問了幾年，沒有一個人能答得出來。隨便抓人，關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誰非法，誰犯罪？那時腦子裡沒有這些東西。大家都處於愚昧狀態。

有了愚昧，就有教條主義，就有個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來，一直在文化圈子裡對文化人下毒手。《武訓傳》、胡風冤案，……一路下來，沒有停過。對有知識的人不放心，只喜歡那種都沒有、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才報告毛澤東：“他們不聽你的！”

然而就算她換個人，老實本份，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權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變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張三就是李四，總會有人。（編者註：意指沒有江青，也會有其他人出面來整治文化人。）……

至於造反，這使我想起可以畫一幅漫畫。你看“文革”中的紅衛兵手捧《語錄》，口喊“萬歲！萬萬歲！”到處去“破四舊”。你看，這不是一幅飽含諷刺意味的畫面嗎？……自己腦子已經舊得夠可以

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東西。

馬克思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上說：“中國和印度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只是‘東方式的專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義的愚蠢和嫉妒。”毛澤東的統治模式正是被馬克思不幸言中！

＊　　　　＊　　　　＊　　　　＊

編者的話：

讀了這一段對白，就可以看出：黎澍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對毛澤東的“書讀得越多越蠢”這一當時被奉為“最高指示”的話，進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實是怕知識多了不好辦，實際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無知識，這才好辦。這正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刻畫得唯妙唯肖，絕妙之極！！

他說：“個人專斷是普遍的，到處都有，基礎甚廣；與中國小農經濟聯繫在一起。有人要搞個人崇拜，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這一段話又擊中了專制體制的“要害”：“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

試想：現在在“台上”的那些慣於搞“權錢交易”、大發橫財的官老爺們又何嘗不是這種心態。

黎澍又不無譏諷地說：“50年代，不僅培養你對未來的嚮往，還培養你崇拜、輕信，培養你腦子簡單。到了1966年，除了會呼喊‘萬歲’，還有什麼別的？”這正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遺產”。

 

李普：毛澤東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一文中是這樣論述的：

    “今年是文革開始的40周年，是文革結束的30周年。現在回過頭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廖沫沙說對了一半。他說，讓我來做點編輯工作，前後鈎一鈎，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資深老編輯，但是，我這位老師和老友還沒有完全說清楚它的性質。

    “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應當怎樣表述才能闡明它的性質。我想了又想的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開頭那陣有一段時間，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大騷亂，聽任那些所謂的造反派的擺布。

    “那場大動亂只能叫做邪教大騷亂。

    ……（編者註：作者在舉了兩個慘絕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校長卞仲雲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學生活活打死。兇手是一群女中學生，兇器是軍人們扎在腰上的寬皮帶。其實在文革中這種絕滅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這樣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嗎？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嗎？似乎也不可以。想來想去，我認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騷亂’。

    “這個邪教有一個教主。文革是他發動和領導的。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這個邪教不是教主一個人。他有四個大弟子王張江姚和他們在各地的許多小嘍羅。王張江姚不簡單，其中的‘江’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數她的權勢最大，最囂張，最肆無忌彈。她在後來受審的時候供認：‘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這四個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後二十多天才被抓起來投入監獄。……折騰了十年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才能夠結束。

     “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能耐？最初是因為全黨迷信他，使得全國人民多數也迷信他。這個國家是一個長期由皇帝個人專制的國家，沒有民主和法治的傳統，人們習慣於服從權威，習慣於聽任帝王專制獨裁，肆無忌彈。幾千年來對帝王沒有制約，沒有限制，習慣於跪在他的腳下，聽任他為所欲為。

    “我們同美國不一樣，美國人懂得總統不可靠。所以，必須立出一套法律來制約他，嚴格管住他。我們只看到美國富強，而不知道它富強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當政者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利。

    “由於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毛澤東這樣的一代裊雄就能夠玩弄權術，竊取全黨、全國的領導權，玩弄全黨全民於股掌之上。

    “這裡有一個兩難的問題，是先實行民主和法治，還是先開發民智，使人民懂得維護和行使自己天賦的權利呢？

    “世界上所先進國家的經驗都是首先實行民主和法治，制定憲法，訂立明確的法律，限制掌權者的權力，讓人民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逐漸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賦的權利，從而去爭取和保衛自己天賦的權利。這是最快、最有效的辦法。這樣，文革這樣的邪教大騷亂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回顧40年前開始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經驗教訓。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什麼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原文見強劍衷主編《法治大手筆》第529～531頁）

＊         ＊        ＊        ＊

編者的話：

    90高齡老一輩革命家，又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李普，曾任新華社副社長，能寫出這樣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難能可貴！他講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講的心裡話。這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與膽識的。他直言“毛澤東是邪教的教主”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澤東捧上神壇的今天，他能無所顧忌地說出：“毛澤東這樣的一代裊雄就能夠玩弄權術，竊取全黨、全國的領導權，玩弄全黨全民於股掌之上。”這樣極其尖銳、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裊雄”、“竊取”這兩個分量很重的詞彙，加在毛澤東頭上還是第一次看到，沒有徹底唯物史觀的眼光是不敢這樣落筆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後又一再告誡我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

    應該說，這是有很強針對性的，在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後，破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可是現在奉行的是對鄧小平的“兩個凡是”。最明顯的例子是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他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這一完全無視客觀事實的悖論，是經不起一駁的。可是現在的黨史還是按這一口徑寫，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這篇短文，給人以無限啟迪！

                                               

 

胡績偉：毛澤東最大本領就是“當面賴賬”

在李慎之給胡績偉的覆信中，有一段關於胡績偉對毛澤東的論述，特別耐人尋味。對人們了解毛氏專制年代的特徵，頗有教益。特轉錄部分內容如下：

“毛（澤東）的一個最大本領就是你說的‘當面賴帳’。在他的絕對權威之下，有誰敢出面與他對質？誰要是敢說‘毛主席怎麼怎麼說的’，只能是造謠污衊，罪該萬死！”（原文見《李慎之文集》）

看來這個“當面賴帳”貶詞，還是胡績偉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

提出來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贊同，但李沒有展開來加以論證。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認為是：“補充了中國歷史一件極其重要的史實”。文中又公開批評毛澤東的“當面賴帳”這一為人所不齒的人品。他對毛這樣定性，應該是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會詳細論述的。決不會像李慎之說的那麼概括。胡當年曾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是一位有高度理論修養的老黨員。

 

李銳：活學活用“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

——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靈魂

李銳本人是國內外著名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曾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平反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他在《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最有興趣，涉獵最廣的是史書。……他要從這些史實中考察鬥爭的策略、統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國大權（常說‘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需要研究治國的藝術。不過，在對歷史治亂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統治階級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也活學活用起來，就未必有利於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設了。”（編者註：李銳的這一段話的最後一句話，因公開發表，只能講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詞，其意不言自明。還是傳記專家葉永烈說得透傾，他說：“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17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註。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李銳在香港出版的《李銳近作》中，就有這樣一段評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自秦統一天下，統一了體制，也統一了思想，……由皇帝（聖旨）說了算，從各代帝王直到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脈相傳。全國執政以後，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戰爭經驗，迷信意識形態；晚年悲劇即在書記掛帥，個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認：‘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實為“斯大林”）”

李銳在接受記者任××採訪時的談話時說：

“嚴格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為是，……在政治上搞個人崇拜，一切由他‘說了算’。……”

“……他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靈魂，你說這厲害不厲害？……他讓你從心理到身體都匍匐在他面前，讓天下圍着他一個人轉。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時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一句頂一萬句’，表演到了極致。”

“年輕的時候他就追求‘君師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為一，‘聖’與‘王’合一。”

“不肅清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中國的道路依舊坎坷。還想當毛澤東，民主和憲政就建立不起來。……”

李銳在回答《中國新聞》周刊而寫的文章中說：

“毛澤東一生服從自己的鬥爭哲學，追求‘君師合一’，以此革命取得勝利，以此執政，終於徹底失敗。令人感嘆的是，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這二十來年，由於科技發展，西方飛速前進，我們卻停滯落後了。”

“現在有一種看法，毛並沒有對馬克思做過深入研究”

 “……毛澤東自己說得最清楚：‘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為說得準確一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問題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階級鬥爭’四個字，以及同這四個字有關的‘消滅私有制’，而沒有接受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尤其是經濟理論。”

“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使之仍在向前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民主、科學、法治與市場經濟。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屬於馬克思主義範疇。這五者至今仍是推動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基本依據，卻同中國無緣，也同毛澤東無緣。毛澤東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國的經史子集……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可說是他一生為人、處世、做事的原料。他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翻譯’馬克思的思想。……黨的一元化領導發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寧、斯大林取來的‘左’的一套結合，終於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編者註：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銳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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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澤東比起蔣介石來要厲害得多。在蔣氏年代，魯迅、宋慶齡、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於公開反對蔣的獨裁專制，出版了他們的大量著作。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從中受到的教益非淺。可是到了毛氏專制年代，又怎麼樣？曾有人當面問過毛澤東：如果魯迅活到現在，將會怎麼樣？毛澤東徑直回答：“魯迅要麼不吭聲，要麼就關在監獄裡。”兩者對比，不是昭然若揭嗎！還需要說什麼呢？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超過秦始皇百倍。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毛澤東，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難識破毛的本來面目。

附：《功勞蓋世  罪惡滔天》一文摘要

編者的話：

李銳的這篇文章是為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的專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寫的《序言》。該書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謝韜寫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2008年2月在《炎黃春秋》第二期發表時把題目改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此文一發表隨即引起一場在思想界、理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爭論。由於黨中央採取“不介入、不爭論、不轉載”的方針，才避免出現像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樣比較持久、規模浩大的大辨論。其實，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也是根據鄧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會會議上的一次關係“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寫出來的。可是直到現在為止，目前的最高決策層可能鑑於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太大，時機還不成熟，留待後人解決。這樣，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與李銳寫的《序言》（即《功勞蓋世、罪惡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內地公開發表。這當然是一大遺憾。幸好我們在強劍衷主編的《法治大手筆》（續編）（該書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銳的這篇文章，為此特摘要轉載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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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根據鄧小平遺言，把評毛引向深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突破，徹底打碎了毛澤東留下的所謂“反對修正主義道路”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兩道唬人的緊箍咒，為改革派爭得了話語權，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從今往後，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氣壯地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再也用不着打“左”燈，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筆，兼有評論，尤其《導言》和《結束語》的理論簡述，極有說服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該書《結束語》明確指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惡性發展。大躍進3年，全國有3755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約1200億元。‘文革’十年，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5750萬人以上，經濟損失1萬4千2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投資總額為6千5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以這個“總成績單”為依據，作者的結論是：毛澤東過大於功，倒三七開，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崗位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讀者看本書第十八章《共產主義地獄》（上）、第十九章《共產主義地獄》（下），就會理解“罪惡滔天”所言非虛。……他的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討論會，我參加了這個會。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問題，四千多名高級幹部中相當多的人是這個意見。鄧小平作為一個黨的老領導人，為了引導全黨全國人民從個人崇拜的迷誤中走出來，又避免黨的分裂，他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的功勞是第一位的，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建設社會主義。……我曾經在文章中說過：這個《決議》是總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開始。《決議》是鄧小平主持通過的，只着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作者在書中記載，12年以後，鄧小平在上海會議上坦誠地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着的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不認為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是對毛澤東的最終評價。儘管《千秋功罪毛澤東》作者遵從鄧小平的遺言，可能書中有關評論，仍會在中國政壇引起震動，有人會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本書的問世，使我們又看到了那個荒唐、混亂和血腥的年代，對留戀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潮的遏制，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自有極大的意義。

（編者註：下面李銳接着介紹該書在理論上的建設性貢獻。主要是進一步肯定恩格斯創建的第二國際（即社會民主黨等的國際組織）是正確的，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列寧創建的第三國際（即共產黨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是錯誤的。之後，李銳又介紹了本書作者對今後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從略）

 

田家英：出爾反爾，令人無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在私下議論時，說：

“主公（指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4頁）

田家英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謝韜：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劇，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謝韜老人在為丁弘著《在歷史的天平上》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採用了把陳獨秀和毛澤東對比進行思考的方法，從14個側面，一一比較，一褒一貶，觀點顯明；具體剖析了陳獨秀與毛澤東在思想意識、理論修養、作風品德等方面的本質區別和極大反差，言簡意賅，令人心服。筆者本擬只摘錄對毛澤東的評述，以扣緊主題；但謝老這種對比的寫法是一種創新的寫作方法，所得出的論斷更加明晰、突出。過去沒有人敢這樣做，因為觸及到禁區，現在只能在網上看到這樣的文章。看了之後，可以開拓視野，為此恭錄於後。篇幅長了一些，但耐人尋味。值得認真一讀，大有教益！

（編者註：2008年10月，獲悉丁弘這本由謝韜老寫《序言》的《在歷史的天平上》專著，在國內印製後（有香港某出版社的書號）被有關部門從廠家直接全部抄走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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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風風雨雨的生活，無數的歷史劫難，不能不使人作歷史的反思。每個人的經歷不同，思想是千差萬別，對陳獨秀和毛澤東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僅是我個人的看法：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

陳是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對抗者，毛是列寧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擁護者。

陳是主張把黨叫社會黨，由於尊重第三國際，作為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才叫共產黨；毛主張要建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

陳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獨立思考者；毛也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在列寧斯大林主義兩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獨立思考者。

陳認為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生產力十分落後，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毛也以中國的農民為主體，主張要分兩步走；先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可以立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剷除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就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陳是“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造了一個爭取民主與科學歷史任務的新時代。這兩大任務迄今沒有完成，有待於全國人民今後的努力；毛是在奪取政權以前，主張為民主與科學的歷史任務而鬥爭。但一旦奪取了政權，就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就想要跨越資本主義階段，消滅資產階級。憑着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提高生產關係，憑藉唯意志論，實行所謂“大躍進、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而成為民主與科學的踐踏者、摧殘者，口是心非的偽善者。

陳主張：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類取得自由和解放、從而獲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當家作主，各級政府官員的普遍選舉制，結束委任制，有反對黨的存在監督，反對一黨專政和獨裁。毛主張：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一切都應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

陳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只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主義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陳是歷盡政治上的打擊和折磨、第三國際的誣陷、國民黨的審判和陷害、生活的貧窮、疾病的圍繞，而在一切困難中挺拔堅強，英明遠見，在磨難中更顯出人格的光輝，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後人的思考，經得住歷史實踐的論述；毛在建國後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一的標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是個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

陳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連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了，說章士釗為他辯論的話“不代表我，我建組的共產黨，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這不是叛國，國民黨不代表國家”。他對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聲明自己的主張，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卻一生表現以他精於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好話說盡，壞事干盡，陰謀陽謀交替使用。

陳一生所代表的時代進步的啟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毛則相反，是獨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長的而非平等的，……是殘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陰謀陽謀交互並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陳獨秀一生坎坷，死後，人們為他洗清污泥濁水，還他一個“乾乾靜靜的陳獨秀”，他代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戰鬥，追求進步的社會理想，追求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人物；毛澤東則在那些輝煌的歌頌之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他成了一個大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於過，他的後期是罪大於功，他是個很複雜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權力薰心的歷史人物，是農民革命、封建專制皇權思想與西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陳在歷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當代人民的理想、民主與科學，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毛在歷史上的定位，卻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代表一個暴力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而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陳的一生是悲壯，是苦難中顯現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欖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劇，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這兩個歷史人物，代表了兩種理論、兩種政治、兩種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和前途，兩種人格、兩種品德和作風。

胡喬木：毛基本上是斯大林類型的

胡喬木在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否定了毛的晚年。胡喬木說：毛基本上是斯大林類型的，但在建設新世界方面，在科學技術上，還不及斯大林有遠見。而是刻意輕視科技，並以此自豪。例如斯大林的學術文章，一般是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真理報》即使轉載也不用大字大標題。而我們在報紙上，只要是毛主席寫的東西，不管什麼文章，甚至詩詞家信，還有各種手跡，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時還在第一版幾乎用整個版面來登領袖照片，這些都是世界上少見的。斯大林焉能不自嘆不如？

周小舟：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周小舟在廬山當着毛的面說：“刮共產風不能怪地方，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並私下議論：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