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6日，張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病逝。逝者備極哀榮：由毛澤東提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輪流守靈三天。3月9日，張浩下葬。毛 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人將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嶺上，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給戰友執紼抬棺。之後，毛還親筆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張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黨，長期從事職工運動，1933年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1935 年11月回國，隨即參與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同張國燾電報往來，最後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帶兵北上。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129 師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1942年病逝。



張國燾另立中央

    張浩1935年7月離開莫斯科時，中共紅一、四方面軍還沒有分裂。他回國後由於電訊不通，張浩和陝北中央一樣，也斷了同國際的聯繫。如果說張國燾在四川另 立的中共中央沒有經過國際批准，屬於“非法”，毛澤東等人在遵義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樣沒經過國際批准。事實上，自1934年7月紅軍長征前夕上海中央局電台 被破壞後，中共就同共產國際斷了聯繫，重新恢復電台通訊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張浩所有“代表共產國際發布”的意見、指令，都屬盜用名義，假 傳聖旨。
    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個精心策劃、長期隱瞞的神話，這個神話改變了一個黨、一代人和一個國家的命運。
    張國燾至死不知道這是一場由毛澤東導演、張浩出面的騙局。非常可能，受騙終生的還有左路軍將領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等人。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後來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張浩冒充“共產國際代表”，“假傳聖旨”的史料，是直到他們去世很久以後，才公布於眾的。
    事情的起源是張國燾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卓木碉召開紅軍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中央。兩個月後的12月5日，張國燾致電毛澤東：
    【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布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
    乙、你們應稱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丙、一、四兩方面軍名義已取消。
    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報來，以便批准。】（注1）
    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沒有受到多數人反對。據張國燾回憶，會議有3000人參加。（注2）會上首先發言的是原屬一方面軍的紅12軍軍長羅炳輝。羅“列 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譁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注3）繼羅發言之 後，李卓然、何長工登台。據宋侃夫回憶：“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 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注4）
    多年後，毛澤東在北京見到何長工，說：“草地上那點事我早忘了。”何心領神會，繼續謙虛謹慎。
    中共黨史對卓木碉會議諱莫如深，因為它涉及太多人的難言之隱。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草地會師後，毛本想利用中央 威望，控制張國燾和他的8萬部隊，卻不料事與願違，不僅丟掉了自己1／3的部隊，還賠上了老搭檔朱德。毛張草地分裂，是一場7千對8萬的對決，而毛失去 的，不僅是軍隊，更是人心：不辭而別，單獨北上，被拋棄的幾百名傷兵（他們隨即被馬家軍全部殺害）會怎樣想？原一方面軍5、9軍團的3千官兵會怎麼想？留 在左路軍的一方面軍高級指揮員會怎麼想？四方面軍8萬官兵又會怎麼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問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澤東必須同張國燾放手一搏。

張浩的三封電報

    利用張浩，假傳“共產國際指示”，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豪賭。輸了，身敗名裂，不齒於天下；贏了，統一紅軍，執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張浩給張國燾發了第一封電報。作為試探，張浩表示贊同張國燾召開中共七大的提議，建議把一、四方面軍的分歧交共產國際或中共七大 裁決。在這封電報中，張浩沒有貿然代表共產國際發言，而是以個人身份與張國燾溝通：“我現時只有兩點意見，望兄注意。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宜弄得太尖 銳；第二，國際認為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 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覆！”（注5）
    為配合張浩，毛澤東1936年1月1日致電朱德：“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亦有發生聯繫，（皆不實——筆者注）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 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注6）
    平心而論，張浩的第一封電報立論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產國際或中共七大裁決——不失為解決兩軍分歧的一種辦法。也許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張國燾接受了 張浩的建議，在次年1月6日的覆電中表示：“黨中央（指張國燾自己的第二中央——筆者注）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注7）
    得知張國燾態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澤東授意下，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假傳聖旨，給張國燾發出第二封電報，全文如下：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過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 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注8）
    ——你張國燾敢自稱“中央”，我毛澤東張浩就敢自稱“國際”。政治鬥爭到了這個份上，已無原則可言，遑論正確。
    從任何意義上說，這封電報都逾越了黨內鬥爭的底線：共產國際沒有派張浩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因為共產國際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軍有問題；張浩不是 共產國際授權的代表，他只是一個信使，負責恢復國際與中共的電訊聯繫。潘漢年1936年8月到延安後，曾告訴張聞天，“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 感到懷疑。毛得知後，對潘的‘直率’很不滿。”（注9）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共產國際是上帝。冒充上帝假傳聖旨，這種事只有楊秀清之流能做。問題 是，楊秀清代上帝降旨是為了自己，張浩又是為了誰？
    官方說法是，為了統一紅軍。可紅軍由此受益了嗎？張國燾被迫北上，時刻擔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澤東待在一塊，於是驅兵西進，企圖打通國際路線，結果祁連兵 敗，全軍覆沒。細究西路軍兵敗原因，毛澤東有責任，張國燾有責任，難道張浩冒充“共產國際代表”、假傳聖旨就沒有責任？

孤注一擲，不顧後果

    1936年1月20日，張國燾發電質疑張浩：“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直告？”（注10）
    無法回答張國燾的質疑，張浩一不做，二不休，於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電張國燾、朱德：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注11）】
    此時的張浩已是孤注一擲，不顧後果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共產國際根本不知道陝北中央的政治路線，怎麼“完全同意”？“中央紅軍 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一方面軍到陝北時人數不足4千，如果這算“勝利”，四方面軍的8萬官兵算什麼？“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這也就是說， 直屬張浩；而張浩又屬於誰？直屬毛澤東。
    毛澤東戰勝張國燾，靠的不是黨，也不是槍，他靠的是電報。歷史劇《長征》中有這樣一個鏡頭，毛和剛回國的張浩散步，說：“有些事是可以追認的。”筆者推 測，毛說服張浩假冒“共產國際代表”時，一定用了“先斬後奏”、“事急從權”之類的說辭，而張浩也做過最壞的打算：事若敗露，個人負全部責任。以上三封 “假傳聖旨”的電報，皆由張浩一人簽名。毛澤東、張聞天等人並未聯署。以後雙方所有往來電報，也一律把張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時的張浩，儼然已 是一個“太上皇”，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

願當孫子就要認孫子的命

    張國燾不怕毛澤東，但他怕共產國際。願意當孫子，就要認孫子的命。在無序狀態下，政治在中國是一場流氓比賽——底線越低，勝算越高。項羽的底線是人不能吃 自己的父親，劉邦越過這一底線，輕而易舉戰勝項羽。張國燾的底線是共產國際不可冒犯，毛澤東跨越底線，讓張浩假冒“共產國際代表”發令，迫使張國燾向陝北 輸誠。
    其實，四方面軍不乏與共產國際關係密切的人，即使共產國際沒人來，他們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張國燾沒有這樣做，而是服從張浩傳達的 “共產國際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張浩只是毛澤東的木偶；沒有什麼“共產國際代表”，自始至終，他都是在同毛談判。更糟糕的是，在 得知“共產國際”態度後，自陳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員們紛紛倒戈，與張劃清界限。與此同時，目睹毛、張鬥法，以張聞天為首的“陝北國際派”對毛五體投 地，心悅誠服，真正領教了什麼叫中國政治。這種政治是他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永遠學不到的。至此，未來已無懸念：中國革命的領袖，非毛澤東莫屬！
    張國燾怕共產國際，毛澤東不怕。毛沒見過斯大林，但他比張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歡強人：要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必須控制紅軍。至於怎樣控制，手 段並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認的。李德的任務本來只是給中共送款，他都能成為太上皇，張浩為什麼不能代表共產國際？既然張浩可以冒充“共產國際代 表”發幾十封電報，與張國燾討論紅軍北上南下事宜，日後聲稱張國燾也有一封給陳昌浩的“草地密電”又算什麼？反正雙方有那麼多的電報往來，誰能分得清是非 真假？誰又有資格到共產國際去查證？
    作為心理學大師，毛澤東以張浩名義發給張國燾的每一份電報，都經過仔細推敲。張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縱，說北進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發展也可自便。（注 12）張怕算老帳，毛就承諾“過去的分歧不必談”。（注13）知道張有意西進，毛就順水推舟說：“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 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注14）為促使張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議：兩個中央暫停職權，由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注15）總之，不 惜一切代價，誘使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聽“共產國際”調遣。


效果超出了毛的預料

    張浩假傳聖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料。在人數和聲勢上，張國燾的中央遠勝過陝北中央。張浩來電後，張“急謀統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這個方案表 面上雙方各退一步，實際上對毛有利。毛當時最擔心的，是張一意孤行，不接受調和，而國際鑑於四方面軍勢大，可能最終承認張為“中央”的既成事實。毛沒想 到，“共產國際聖旨”有那麼大的威力，張不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淚北上，做好了被開除黨籍、被軍法從事的準備。這一下玩笑開大了，險些無法收場，張 到陝北後，毛沒有再次假傳聖旨，置張於死地。（即使毛真想這樣干，恐怕他的“國際派同盟”也不會同意。當初毛說服他們一起欺騙張國燾，用的不外是“化解分 裂”、“統一紅軍”之類的理由。現在目的達到，國燾俯首，愧疚之餘，他們沒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後的歷史證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邏輯，尚方寶劍既已 出鞘，就必須見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沒有退路。
    在心理素質上，毛澤東遠勝張國燾。徐向前說：“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 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 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注17）內部眾叛親離，外有“國際”壓力，張國燾心理崩潰，不戰而降。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還是個書生。四方面軍決定北上，不是因為毛澤東正確，而是因為“共產國際”威力。張出身北大，服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毛來自民間，深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奧妙。搞中國政治，《三國演義》顯然比《資本論》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張國燾最後一次向張浩核實：“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國際代表團現如何代表中央職權？有何指示？”（注 18）沒有查到張浩回電，卻看到毛澤東6月15日給彭德懷一封密電，“我們同友邦通訊聯絡快要成功，特聞。”（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與共產 國際電信聯絡正式開通。7月22日，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集體電告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國際電台聯絡從6月起已暢通，望國燾兄 將四方面軍的情形及意見電告，以便轉達國際。”（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電的簽署人，就是張浩騙局的知情人。發電的目的是未雨綢繆，以防不測。此電在“不經意間”，回答了張國燾最關心的問題——“兄是 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這是一封長電，內容分甲乙丙丁，甲談陝北緊急戰況，乙論三大主力會師光輝前景，丙講西北大聯合的偉大局面，最後在丁處附帶提到，與 國際聯絡近已“暢通”。“暢通”字面意思可理解為，以前也通，只是不暢。電報作者心思之縝密，令人嘆服。

秫秸稈打狼，兩頭害怕

    未能識破“暢通”一詞的奧妙，張國燾幾經反覆，終於北上。會師後未被責罰，反而受到歡迎，張倍感意外。深知“共產國際”家法嚴酷，張曾做過最壞打算。北上 途中，他哭著對陳昌浩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注21）據徐向前回憶，陳昌浩在岷州會 議上抵制張的西進計劃，雖是執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圖。
    會師後的情形是，秫秸稈打狼，兩頭害怕。毛澤東把張國燾這條大魚釣到陝北，卻沒地方安置：張浩說了太多的謊話，一旦謊言穿幫，後果不堪設想。更令毛擔憂 的，是張國燾還有4萬人馬，陳昌浩、黃超、李特都是狂熱的教條主義者，唯斯大林馬首是瞻，他們如果知道張浩“假傳聖旨”，必定不會善罷甘休。無奈之下，毛 只好順水推舟，同意張國燾的西進計劃，使兩軍保持距離，讓時間來解決問題。
    如徐向前所說，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是執行中央寧夏戰役的計劃，並非張國燾“擅自決定”。但更想西進的是張，恐怕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對張來說，離開陝北，無異是逃過一劫。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後來批判張國燾“逃跑主義”，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想借刀殺人，有意造成西路軍失敗。但西路軍的覆滅的確為毛澤東解決了一個難題：至少，不會再有人追問張浩“國際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會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一、四方面軍的實力對比大約是1比20（4000對8萬），毛澤東處於絕對劣勢；1936年10月會寧會師 時，這一比例升為1比4（1萬對4萬）；1937年3月西路軍兵敗後，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萬對2萬）。加上二方面軍的支持和四方面軍上層的分裂，毛 此時已控制了紅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髮動整肅張國燾運動，在黨內高層拋出“草地密電”，指控張曾企圖以武力挾持中央，為自己在草地的不辭而別做了政治 交代。一年後，張國燾叛逃，共產國際追認毛澤東在反張國燾鬥爭中的一切做法，而張浩全身而退。

謊言的代價是黨的墮落

    張浩“假傳聖旨”，的確統一了紅軍，但代價是黨的墮落：不擇手段成了手段，欺騙成了常態，說謊成為必須。如果說毛澤東掌權之前黨文化的主要表現是教條主 義，掌權之後則是弄虛作假，對此張浩難辭其咎。從1936年到1976年，經過延安整風、反右、大躍進、“文革”，以功利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伴隨以假、 大、空為特徵的黨文化，在中國上演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騙為榮，撒謊為業。現成例子是共識網上一篇盛讚張浩臨危受命、智斗張國燾的 文章《張浩“假傳聖旨”化分裂，張國燾解除偽中央》。聯想到祁連山下的森森白骨，能為欺騙寫出這樣的頌詞，一定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
    就是為張浩執紼抬棺的毛澤東，事後也不願談及張浩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
    列寧說：“撒謊是可以的，不過要有個限度。”什麼是限度呢？好心人會說，張國燾到陝北後，毛澤東應坦誠相見，告訴他張浩是“假傳聖旨”，其動機是化解黨內 分裂，統一紅軍。遺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遊戲，它有自己的邏輯。可以斷言，毛如果真實情相告，結果一定是自取滅亡。在中國，政治是你死我活，沒有雙 贏。
    開弓沒有回頭箭。1936年10月30日，在兩軍會合、張國燾見到張浩後，毛澤東批評張浩：“對張（國燾）態度不對，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誠意相處，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軟”，是怕穿幫，引起張國燾懷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 收拾；“誠意相處”，是叫張浩掌握火候，繼續欺騙；“避免硬化”，是讓張浩小心維繫與張的關係，保持溝通。很明顯，毛澤東決心欺騙到底。賭博即已開始，就 只能按自己的邏輯結束，誰也經不起翻盤的風險。
    張浩完成了任務。終其一生，張國燾視他為摯友。30年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 時，林育英顯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張聞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 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由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注24）

“勝利者不受譴責”

    張聞天后來在延安整風時說：“毛澤東同志拿‘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應付張國燾這位野心家。”張這裡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電”，也可能是“假傳聖旨”，亦或兩者兼之。
    非常可能，張浩的故事也瞞過了陝北以外其他中央領導人。其實，就算朱德、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何長工等人日後識破了張浩騙局，他們又能怎樣？草地分裂後，與張國燾一起另立中央，擔任要職，呼口號“打倒毛澤東”，已使他們抱憾終生，那裡還敢舊事重提，挑毛的錯！
    如果說張國燾“草地密電”（武力解決毛澤東）至今還是一個謎，有待進一步史料的發掘，張浩“假傳聖旨”則早已真相大白，是一個公開的事實。1991年蘇聯 解體，人們在檔案中發現，張浩“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純屬子虛烏有；沒有人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他與國際之間也沒有電訊聯繫。
    此時毛澤東、張國燾早已去世，事件的當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對新發現的史實，國人無動於衷。相信“成王敗寇”的古訓，真相，對中國人來說，從來就不 重要。他們被騙過太多次，不在乎再多這一次。生活在謊言中，人們早已麻木。不要說什麼歷史真相，歷史沒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錢是真的。成功者創造歷 史，“勝利者不受譴責”。
    張浩“假傳聖旨”，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場騙局。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注釋：
1，《張國燾致毛澤東電》，1935年12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8頁。
2，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22頁。這個數字可能有誇大，但官方黨史說的四十餘人也不確切。
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明報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43頁。
4，宋侃夫：《紅四方面軍電台始末》，未刪節版，引自宋曉荻博客，2012-02-02。
5，《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5年12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第69—70頁。此前張浩還有一封給張國燾的電報，沒有公布或已遺失。
6，《毛澤東致朱德電》，1936年1月1日，同5，第74頁。
7，《張國燾致林育英電》，1936年1月6日，同5，第77頁。
8，《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1月16日，同5，第81頁。
9，秦福銓：《博古與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6頁。
10，《張國燾致林育英電》，1936年1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第82頁。
11，《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2頁。
12，《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頁。
13，《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5月20日，同10，第104頁。
14，《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頁。
15，《張聞天致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3頁。
16，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56頁。
17，同16，第356頁。
18，《張國燾致張浩電》，1936年5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第112頁。
19，《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6月15日，同18，第121頁。
20，《林育英致張國燾電》，1936年7月22日，同18，第142頁。
2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4頁。
22，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頁。
23，《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04頁。
2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495—496頁。此處提到的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實際上是朱德的提議，中央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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