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總是懺悔是沒有希望的。懺悔的目的在於道德上的自責,卻是違反唯物主義,違反科學的。 實際上,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是自然界的一種物質運動,因此研究人類社會同研究其它的物質運動現象沒有什麼不同,同研究化學,物理學,生物學都沒有什麼不同。人是什麼?不過是一堆奇妙的物質。 因此,在研究文革的錯誤時本質上同研究挑戰者號為什麼爆炸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要經過分析而找到原因,並不是道德上的原因,而是控制論上的原因。從控制論的觀點看,挑戰者號爆炸是一種失控,文革的動亂也是一種失控,因此要努力地找失控的原因。 我很贊成美國人的研究方法,美國人無論是在研究越戰的失敗,還是研究挑戰者號爆炸,都是採用同樣的態度,就是派出專家小組去尋找失敗的原因。挑戰者號爆炸的原因是一個機器零件的不合格,而越戰失敗的原因是策略上的某些錯誤。美國人是不懺悔的,他們研究越戰的失敗時並不去進行道德上的自責,找到失敗的原因就足夠。美國人從來不可惜在越南屠殺的越南人民。 日本人也是從來就不懺悔的,至少作為整個民族是這樣,而這種不懺悔造成了日本戰後的經濟起飛。因為大多數日本人戰敗了心裡並不服氣,始終憋着一股勁要想找機會東山再起,正是這股勁造成了日本的經濟在戰後迅速地增長。如果日本人真的在戰後非常地自責,在道德上感到自己有罪,整個民族在一種負罪感中過日子,我就不大相信日本的經濟能夠有今天的成就。 而中國人則過於道德化,象小朋友一樣始終要把社會分成好人壞人,小白兔和大灰狼,這是中國文人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辦法。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寫的文章大都不是理性地尋找強國的具體技術,而是呼籲道德。右派覺得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很道德,而中國的政權形式則不道德,而左派則認為美國的制度不道德,而中國的制度因為鄧小平復辟也不道德。可以說,過於道德化成了中華民族強國的最重要的障礙。 實際上技術才是重要的,而道德只是在作為一種強國的技術手段才是值得考慮的,道德是服從技術的。 文革在技術上錯在哪?我認為主要錯在砸爛公檢法導致社會處於相當長時期的無政府狀態。想象一個模擬的實驗,如果把深圳市的所有警察所有保安所有司法人員所有武警部隊都撤到廣州市去,然後觀察深圳市幾個月,會發生什麼情況?一定是天下大亂,大量的人公然地搶銀行搶商店,婦女走在街上被強姦,群眾自發組織許多自衛隊,然後這些自衛隊必然發生武裝衝突。前年印尼的情況不也是這樣嗎?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歹徒們到處搶到處強姦沒有人管,東帝汶也是這樣。 如果在整個文革的過程中警察和司法隊伍始終是起作用的,決無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武鬥和全面內戰。毛澤東光說那麼一句“要文斗不要武鬥”有什麼作用?在沒有警察的世界不可能沒有武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