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專政的制度稱為獨裁制度，甚至認為它同以前的封建皇帝制度沒有什麼區別。而我認為，所謂獨裁，要看你怎麼講，其實上中國現政治制度並不同於一般的個人獨裁，更有別於以前的封建皇帝制度。實際上同前蘇聯的制度也有相當大的差別。當然也完全不同於種族歧視制度。

先說有別於以前的封建皇帝制度的地方。

現制度並不搞世襲，這是有別於以前的封建皇帝制度的最重要的一點。實際上從現在中央政治局的構成可以看出，中國的任何平民，包括以前曾被打成右派的朱總理和當過木匠的李瑞環，都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人。而高乾子弟進政治局的難度也是相當大的。

當然，任何人成為大的領導人的機會都和中六合彩一樣，非常小的。

再說有別於一般個人獨裁的地方。象以前的蔣介石，還有希特勒，南韓的李成晚，朴正熙，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等等，都屬於個人獨裁。

以前的封建皇帝制也是一種個人獨裁。個人獨裁的重要特點是最高首腦的權力幾乎不受任何制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殺誰就殺誰。比如說蔣介石打算殺他哪一位部下，或者免他哪位部下的職，根本就不用同任何人商量，自己決定就成。而中國的制度則不同。比如說鄧小平，他同陳雲的不和由來已久，還有同彭真的矛盾，楊尚昆的矛盾，但他決無可能一個命令就能將他們拿下來。葉利欽雖然是俄羅斯“民主”後上台的總統，但他要免去任何總理的職務，只需要自己考慮就行，完全不用開會討論。而如果江澤民想罷朱總理的官，決沒有這麼便宜的事，一定要政治局多數通過才行。因此，在中國做政治局委員比其它的制度還是有相當大的安全感的，好過做皇帝的大臣。

皇帝的大臣今天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死，因為這只是皇帝一人腦子中的念頭。而政治局委員只要和大多數的其它人保持比較良好的關係，並保持和大多數中央委員的良好關係，他就是安全的。因為，罷免政治局委員有四種辦法，一種是政治局大多數人通過，一種是中央委員會大多數人通過，一種是找到了觸犯刑律的證據，一種是受到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追究。當然，這四種辦法的每一種的實現中也還是充滿着許多公開和秘密的政治權謀和政治鬥爭術。

所以我說搞政治就是骯髒的。

但政治局委員還有一種特殊的，超越制度被趕下台的危險，那就是同軍方嚴重不和，這時就會出現軍事政變。實際上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就是軍事政變，是超越制度或者違反制度的。作為教訓，政治局委員們必須同軍方保持良好關係。其實，只要不嚴重地得罪軍方，軍方輕易也不會幹政變的事。而且，政變之後，也還是建立政治局的結構。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也還會有其它的稀奇古怪的事情發生，比如說在八九年李鵬召開的黨政軍代表大會，就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東西。其實，鄧小平就相當地具有違反制度的習慣，他幹的許多事情都是違反制度的。而毛澤東，反而是不違反制度的，這個制度其實就是毛澤東發明的。即使是文革，也是修改制度的嘗試。毛澤東也是讓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表態通過了的。把劉少奇趕下台，也是九大通過了的。毛澤東還沒有幹過一件違反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意願的事。

中國的選舉制度和表決制度也是完全不同於封建皇帝制的。中國的古代封建皇朝並無選舉制度和表決制度。當然，中國的所有選舉和表決都是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操縱的，在這一點上體現了黨的領導。但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選舉和任何表決都是受到社會上層的操縱的，中國在這一點上並無不同。實際上從原理上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不受操縱的選舉和表決。共產黨如果放棄操縱，其它的社會上層也還是會操縱。

問題是，雖然受到操縱，但中國的選舉和表決結果是有法律效力的，對人事的選舉也是無記名的。現在的人大常委會表決也是無記名，就是在常委的桌前有一個按鈕，誰也看不見他按的是什麼意見，而且表決結果立現，結果有法律效力。

下面介紹一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共產黨的操縱方法。

在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中，共產黨會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但選民的任何人，十人以上，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選人，這樣一來候選人就特別地多，會有幾十個到上百個之多。那麼選民們對這幾十個到上百個候選人中的大多數都不了解。怎麼了解呢？一是通過個人簡歷。其實，個人簡歷確實是了解一個人的重要方法。比如現在企事業招聘員工，就很看重個人簡歷。一是讓這個人來一段演講，從他人演講中了解這個人。其實，這一點在許多基層選舉中並無實行，而完全是可以改進並實行的。但問題是，群眾要聽一個人多長時間的演講才能了解一個人呢？五分鐘還是半小時？或者是演講上一年？

我認為五分鐘足夠。聽得再多，其實不能進一步了解這個人，你就是聽他講上一年，也還是不了解這個人。因為，政治是干的，不是講的。正如你要招聘一名足球隊員，你先看一下他的簡歷，然後聽他說一說足球，五分鐘即可，如果他說上一年，說得頭頭是道，和具體踢足球毫無關係。比如說我，已經胡吹了這麼久，其實我根本就不會搞政治，如果給我一個鄉或者一個縣，我壓根就不知道怎麼讓它富起來。而有一些人，確實是有這種才能的，他就能很快地讓一個鄉或者一個縣富起來。而且，一旦對於講話時間不受限制，就必然地會出現金權政治。因為，一個人講得再多，並不能讓群眾了解他，但卻能加強刺激，這就成了廣告效應。比如說我雖然非常討厭廣告，但上了街也知道買一瓶甜甜的酸酸的有營養味道好的哇哈哈AD鈣奶來喝，就是被廣告害的。這樣一來就誰錢多誰當選了。

接着說基層人民代表選舉。現在已經有了幾十個候選人，那麼第一步就是要將候選人減少。這減少的辦法是，先搞一次預選，這預選就是各選民小組長把所有幾十個候選人念一遍，並統計他那個小組中的票數。這樣一來所有的候選人都會有一定的票數，但肯定不會超過半數，然後從這中間找到票數最多的兩到三個人作為正式候選人。那麼這裡面就有一定的隨機性了。但通常來講，當地比較知名一點的人物，就容易成為正式候選人，不為別的，只因為人們認識他，而其它的人則陌生。而實際上共產黨是要物色一些當地的知名人士作為候選人的。最後，再來一次正式選舉，選出正式的基層人民代表。這種基層選舉有意義嗎？我認為是有意義的。因為，這種基層選舉保證了，如果中國人民大多數都憎恨共產黨的領導，憎恨目前的政治制度，並試圖改變它，通過這種基層選舉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因為，如果大多數人民憎恨共產黨領導，選出的基層代表通常也憎恨共產黨領導。從上面的選舉程序中知道，對於第一層選舉，共產黨並無多少操縱的辦法。就算是人民故意搗亂，專門不選共產黨提的候選人，亂選一位，選出來一位反共人士也是可能性很大的。而下面的二層或者三層選舉，共產黨操縱的機會就大得多。但這種操縱，也還是建立在第一層選出的大多數代表都擁護共產黨領導的制度的基礎上，否則這種操縱也不可能。因為第二層或者第三層選舉，是由人民代表中每十人附議就可以提出候選人，那麼通常就是共產黨的代表提出候選人。而如果有一個反共的代表，他想提出一個反共候選人，就必須找到九個反共的代表，但在人民大多數都擁護共產黨制度的情況下，這件事情幾乎不可能。

但是在大多數代表都反共的情況下，當然是有可能的，只要在會上破壞秩序地大叫大罵一陣，完全就可能被選上。甚至被選成縣長都有可能。在選舉各級政府領導人時，是由共產黨提出候選人，通常正職沒有差額，而副職有差額。但既然是共產黨提候選人，那麼即使正職有差額又有什麼關係呢？而選舉時選票都留有空白，任何代表可以選舉候選人之外的人。比如說，假設有一個叫張三的人不在候選人名單中，但在選舉縣長時大多數代表都把張三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那麼選舉結果具有法律效力，張三就是縣長了。因此，當大多數代表都反共，且稍微地一串通，完全可以通過選舉來奪權的。中國也已經確實出現過個別縣發生過這種情況。當然，共產黨是害怕這種情況出現的，因此共產黨也就不可能橫行霸道，它必須為百姓們干實事做好事來維持大多數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也就是說，目前的中國政治穩定，就已經說明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都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

而共產黨的內部的支部和黨委的選舉，其實也和我上面講的人民代表的選舉差不多，也是這麼分級來的。雖然通俗的說法，書記是上級派下來的，或者說是“任命”的，但只是一種說法，並不是說真的就這麼任命，也還是要通過支部或者黨委選舉出來的，當然這種選舉是受到上級黨組織的操縱。但操縱的前提依然是，下級黨員擁護黨中央。

有人總愛把中國共產黨同西方的政黨混為一談。其實，這二者之間的結構是完全不同的。中國共產黨並不是發展黨員越多越好的，而是要在社會中選則優秀的人士入黨。因為這個黨不是為了選舉而存在，是為了執政而存在。在中國大陸，要搞政治必須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員，這相當於要開汽車必須先有一個執照。我認為這種結構是很好的，而西方那種結構，什麼流氓地痞都來搞政治，這政治就非常地骯髒。當然，中國共產黨也受到腐蝕，也會產生腐敗，正如司機也會違章一樣，因此在中國對於政治人物的懲罰，除了法律上的以外，還有一個道德上的檢查，如果一個人不違法，但道德上很差，仍有可能被吊銷政治執照，也就是開除出黨或者勸其退黨。但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即使趙紫陽，也還是保留着黨籍的。而共產黨內部的任何個人，在發展黨員都不能說了算的，雖然他可以操縱，但程序上他自己就是不能說了算。加入共產黨要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考驗過程，在各個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的標準。比如說一個大學生，考試成績經常不及格，就無可能加入共產黨。

接收黨員要找兩名介紹人，要由支部大會通過。而且，上級黨委是不能直接發展黨員的，發展黨員只能是基層支部。在開支部大會之前還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許多高幹無法讓自己的子女入黨，就是這個原因。我在當兵時，曾經認識一個高乾子弟，因為和周圍同志的關係不好，總也入不了黨，結果一回家就被他父親罵，甚至說如果你再入不了黨就別回來見我，最後他心灰意冷，得了精神分裂症。實際上這是中國共產黨制度不能搞世襲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同蘇聯或者朝鮮共產黨都有很大的不同。蘇聯共產黨的發展情況就沒有這麼嚴格，而赫魯曉夫上台以後更是鼓吹“全民黨”，什麼人想入就入，這實際上是後來蘇聯解體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現在有人鼓吹在中國開放黨禁，其實一開放黨禁，中國共產黨就被迫地變成一個全民黨，就會使勁發展黨員，比如說將黨員的人數發展到幾個億，但這麼一來，共產黨的結構受到完全地破壞，離整個政治制度的崩潰也就不遠了。而且這麼一來，政治局委員們就很容易搞世襲了，因為他們子女很容易入黨嘛。從這個角度講，開放黨禁實際上就是顛覆中國現存政治制度。

中國共產黨的制度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廣泛的二元結構。比如縣政府和縣黨委，市政府和市黨委，直到黨中央和國務院，在軍隊中則是各級政委和各級團長師長軍長，政工兩條線。這兩條線通常一條是代表黨，占領導地位，但並不作具體事物的領導，只是提出大的原則和戰略方針政策。而政這一條線則進行具體實施任務。這兩條線通常是有矛盾的，但到不了破裂的程度，通常和夫妻關係那樣，又聯合又鬥爭，如果破裂，上級就要進行調整。

這一點也和蘇聯的制度不同。蘇聯廣泛採用一長制，在軍隊是指揮員說了算，在企業是廠長說了算。從來沒有見過蘇聯小說中描寫一個大的戰役中要開軍黨委會這樣的事。而在中國，大的戰略決策是一定要黨委通過決議的。

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的企業的二元結構受到了破壞，黨委不起作用了，鄧小平為了加強廠長的作用，經常讓廠長也兼黨委書記。而腐敗最嚴重的地方經常也是二元結構破壞了的地方，缺少了制約。而對於這種二元結構的描寫，我向大家推薦一本新的小說，就是在今年的中國作家第一期蔣子龍寫的“人氣”，我認為他寫得相當客觀。當然，這本小說一點也不好看，不具有娛樂性，但確實反映中國政治的真實情況。

中國制度的二元結構與西方的兩黨制二元結構相比，後者是明爭，而前者是暗鬥。我認為暗鬥有暗鬥的好處。暗鬥就更有學術性，更多地針對具體的政策進行爭論，而且黨內的派別更傾向於學派而非宗派。而西方的黨派鬥爭則更多地對人不對事，就缺乏真理性的討論。比方說在美國。假設共和黨同民主黨是兩個按政治觀點不同建立起來的黨，假如共和黨更注重加強管理發展經濟，而民主黨則更注重福利和民生。那麼一般來講，兩個人政治觀點上的不同，並不能使他們恰好在愛吃咸還是愛吃甜上面的愛好相同，或者其它方面的觀點相同。可是從去年的克林頓的被彈劾案中我們就看到了這一點，不過是要議員們依據法律判定克林頓在某一案件中是有罪還是無罪，這和政治觀點毫無關係，但居然就是民主黨站在克林頓一邊，共和黨站在另一邊，這就完全喪失了真理性的討論。

我之所以寫了這麼多大肆吹捧共產黨制度的話，讓諸位網友們大倒胃口，無非是為了說明，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使經濟連續二十年高速增長，並還將高速增長二十年，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它的政治制度決非一無是處。請注意本文中沒有使用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非是就事論事，完全是系統論中的結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