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粒思想之鹽

——讀旅美作家程寶林思想隨筆集《中國的異端》

楚寒

      《中國的異端》一書，是旅美作家程寶林最新的一本思想隨筆文集，當我通讀完這本書之後，從心底湧出來一種驚喜的感覺。就我的閱讀視野來看，思想性隨筆（或稱“人文隨筆”）這一文體，在華文世界因為言論自由的差異，唯中國大陸較為蓬勃，佳作較多，港澳台較為稀少，歐美海外則更是鳳毛麟角，原因在於，從事思想性隨筆的寫作須具備的專業素質，一是要對社會科學領域及現實政治保持一份興趣和熱情，二是作者應首先是一個批判者、獨立思想者和人道主義者。因此，當我看到一位海外華文界從事純文學創作的寫作者用文學的筆法，如此集中地去關注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情社情、人文環境和人文理念，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在此之前，程寶林的文字作品以抒情詩和唯美散文居多，如今他以一個抒情詩人和唯美散文家的身份，轉而成為一個犀利言說的獨立批判者，一個勇敢直面專權體制的吶喊者，這一點殊為難能可貴。

      生於一個專權的國度，生處這樣一個彎曲悖謬的時代，做一個清醒的批判者是令人欽佩的，正如美國思想家、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所說的“異議是最高的愛國形式”。無疑，用《中國的異端》一書發聲言說的程寶林就是這樣一位清醒的批判者，拿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要作舞台上最後的那盞燈，雖然光線微弱，但畢竟還有燈。有燈在，人就不會去掐人的脖子，因為有燈在，眼睛能夠看到眼睛。被掐的人，眼睛裡有恐懼和哀告；掐人的熱，眼睛裡也有畏懼。”

      在《詩人之死與詩人之罵》一文中，程寶林通過一個具有詩人身份的空軍軍官被一群兇徒活活打死的慘劇，進而批判大陸“行為暴戾”這一社會現象，以及其思維源頭“仇恨教育”、“語言暴戾”和“政治暴戾”。講到“政治暴戾”時，作者特別提到，1970年發生的遇羅克事件正是“政治暴戾的鐵證”，在文革期間，二十多歲的、愛好讀書和思考的遇羅克質疑“血統論”等社會流弊，因而撰寫《出身論》等系列文章，最後被以“大造反革命輿論”等罪名除以死刑。作者還舉了公路旁的標語的例子，比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車匪路霸當場槍斃，群眾打死有獎”等，最後作者感嘆道：“我們都是暴戾之乳餵養的孩子。我們從小在仇恨教育下長大，從骨子裡，我們是絕不寬容的。”

      文集中有篇文章題為《又見包公》，作者從1970年代末安徽17個農民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險，集體簽署私自承包土地的“生死協議書”、以及安徽一位農民因做煙花爆竹被判監11年的事件，進而評論道：“衡量一個國家的法製程度與人權狀況，可以有無數的標準，但其中有一個標準，卻是不可忽略的：法制健全、人權完整的國家，在司法過程中，一定是‘執法從嚴、量刑從寬’的。”對照這一法治和人權的標準，作者認為司法當局對這位農民的刑罰是“苛刑、峻法、以法欺民”甚至是“草菅人命”。幸運的是，該農民遇到了一位人大代表為其呼籲，最終改判緩刑，作者同時批判司法領域的一種現象，那就是“法官聽命於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書記聽命於黨委書記的咄咄怪事”。事實上，作者在本文中批判的是大陸司法中的“重刑主義”現象，它與現代刑罰潮流“輕刑主義”相背離，同時批判中國司法實踐中的錯案冤案糾錯機制，及案件審理制度。

      程寶林本科系新聞專業出身，畢業後從事記者職業，他以一個媒體人的敏銳，時常關注一些較有代表意義的新聞事件。譬如在《私刑的傳統》一文中，他通過報載的一則新聞加以評論，事發地是陝西的一個村子，該村數百村民集體打死一名向來被視為地方惡霸的村民，作者對這一“民間司法”現象進行剖析和質疑。作者認為此乃典型的“私法”，並聯想到自己曾經讀到和看到的諸多此類現象，進而探討“民憤”這一議題，作者最後得出結論私刑是“最大的惡行”。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公民都絕無司法權，逾越了這一點，就是反文明、反人道、反法制的野蠻和殘忍。”通過對這類新聞事件的剖析，作者發出呼籲，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可剝奪的獲得公平審判權、充分辯護權、生命權。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時常為程寶林的對故國的拳拳熱心感動，他的筆下寫了很多發生在大陸的故事，以及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群體的生存境遇。在《對生命視若無睹》一文中，他從南方衛視的一個節目談起，這是一起離奇的車禍，他進而批判數十年來中國主政者發動的作踐個體生命的種種運動和宣傳。此外，他還撰文批評“引產”、“屠殺活嬰”的社會現象，批評大陸的“奴才教育”，也即他痛斥的“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愛這個，要愛那個，不是黨，就是主義”，他批評當局鼓動孩子們為所謂國家、集體的利益獻身，他批評這是一個“喝狼奶長大的民族”，他最後痛聲吶喊道：“我們是喝人奶長大的，我們要有人味。”

      古老的中華文化欠缺批判的思維和傳統，在漫長悠久的古典中國歷史中，帝制統治下的歷朝歷代發展出悠久綿長的歌頌和媚上的文化傳統，而缺乏批判和批評的傳統，雖然也不能說在那麼長的歷史隧道中沒有一丁點的批判的思想火花，但總的來說還是非常的稀有。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隨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黨國體制遷往東南一隅，後國府時代延續至今的新黨國體制創造出來的，是一種新型的、涵蓋了社會各個角落、讓每個社會成員均無從逃遁的歌功頌德的文化傳統，並且，因為現代傳媒、熱兵器暴力體制和烏托邦理想的支撐，使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批判和批評的空間空前地擠壓縮緊。在此意義上，程寶林的評判意識、批判意識和堅守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是令人欽敬的。

      程寶林在本書的後記中這樣自白：“我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漸漸獲得了一點思想上的覺醒；1994年初闖美國，眼界和視野才略為開闊。對於尊嚴懷有渴望，對於自由懷有信仰，使我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筆，探入了思想隨筆的領域。這本書，就是我在自己的海灘上，曬出的第一粒思想之鹽。”今捧讀程寶林的思想成果，我在敬佩和感動之餘，也在心中為他祝福和鼓勵，希望他今後在自己的文學海灘上，能曬出第二粒、第三粒、以至於更多粒的思想之鹽。

寫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