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大選告訴了中國人什麼? |
|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1月31日20:45:2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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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製作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構件,能否普適於其它地區,這一直是世人倍加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學界民間有不少人視普選制為中國實現政治進步、解決當前棘手難題的唯一出路。在體制內聲音已明確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後,學界民間的訴求更凝聚成一種張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思想界各種流派自然而然都將視線聚焦於最近的烏克蘭大選。 從理論上說,現代普選制的政治意義一是賦予執政者以程序合法性,二是為民眾安排一種參與政治選擇的間接方式。但是,此次烏克蘭的大選危機告訴世人,作為一項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普選制對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除了實現上述功能外,它還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些連鎖反應,反過來又會影響上述功能的實現效果。因此,對於普選制的功用評價不能僅僅依據抽象理念或設計原理,而必須結合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全面考察。普選制究竟會給社會帶來何種變化、其最終效果是正是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國情。 持不同意見的觀察者都注意到了,此次烏克蘭大選更象不久前台灣舉行的選舉,而非類似歐美發達國家的選舉。除了新制度需要適應性磨合外,烏克蘭與台灣還有一大相似,那就是選舉幾乎導致了共同體社會的分裂。 之所以幾乎導致分裂,是因為客觀上存在着可能導致分裂的嚴重對立。普選制確立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是讓各種不同的聲音都充份釋放出來,相互競爭,憑聲音的大小確定勝負。為爭取勝利,各種聲音都努力放大自己,從而也極力放大了彼此的分歧和對立。如果這种放大達到一定限度,社會連接的紐帶就可能不足以繼續維繫、就可能被繃斷,分裂就難以避免。 可以說,最近台灣、烏克蘭的選舉比較不象當代美國的選舉,而更象1860年美國的選舉。那次選舉所造成的裂痕幾乎分裂了美利堅,最後需要通過一場慘烈的內戰來予以縫合。當時造成裂痕的是南北蓄奴、廢奴之爭,在今天的台灣,題目變成了台籍外省之爭、統獨之爭,在烏克蘭它是東部西部之爭、親俄親西之爭、東正教天主教之爭。 是社會的不同結構導演了普選制的不同結局。在價值相對中立、利益衝突觀念分歧不嚴重的社會,不同聲音的較量不會導致難以彌合的裂痕;由於在社會構成中中間層的體積龐大,分歧對立的兩端都不足以決定勝負,政治主張被迫向中線靠攏。這樣的社會往往是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如歐美發達國家。但在中間層弱小的社會,沒有中立的緩衝,對立雙方只能憑一己之力壓倒對手,於是都極力放大自己的聲音,同時也放大了分歧和矛盾,使社會陷入分裂險境。 台灣和烏克蘭最終沒有象南北戰爭時的美國那樣走向內戰或真正分裂,這其中,外部環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問題就是國際問題,大國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它國家的命運。可以設想,如果烏克蘭如同南北戰爭時的美國一樣是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社會,那麼內戰或分裂的係數將大幅增高;如果再次選舉的結果仍然是親俄羅斯的亞努科維奇獲勝,結局也難預料。只有當親西方的尤先科贏得選舉,國內選舉的結果與國際干預的力量對比格局相一致時,塵埃才易落定。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先後宣布第一次選舉無效是作出了有利於國家統一和穩定的明智抉擇;或許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上述兩大機構才作出了“選舉無效”的裁決。但不管怎樣,社會對立的裂痕仍然存在,新當選的尤先科政府註定只能是一個難有作為的軟政府。最新的事態發展似乎也印證了這一判斷:剛被尤先科任命為政府總理的鐵木申科女士甚至在其被任命之前已經公開吹噓:尤申科已在一個無法脫身的交易中承諾任命她為總理──由此看來,烏克蘭人民的苦難不是已經終結,而是新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此次烏克蘭大選也引出了另一話題:本意在於讓民眾參與、由民意決定的國內民主程序,在事實上卻成了外部強權干涉本國內政的工具。相對於一國公眾來說,國際強權可能更有能力左右選舉的結果,尤其是當這一強權同時又擁有國際範圍的話語霸權,即普選制正是從這些國家引進、因此它們天然擁有對於選舉過程是否合法的道義裁決權時。民主制在此處陷入了難以自脫的悖論:這種事實上是由國外勢力扶持上台的政府,能有多大的國內政治合法性?這種事實上是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民眾的意志? 普選制的辯護者們認為,普選並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分裂,因為也有一些多民族國家經歷了民主化過程沒有出現分裂;普選時的外國干預也不會改變民主程序的性質,因為所有外部影響最終都要通過選民投票才能發揮作用。 在中國國內這一輪針對烏克蘭大選的討論中,無論肯定、否定烏克蘭大選的雙方似乎都沒有意識到,烏克蘭大選對於中國的意義並非僅僅是提供了一種關於普選制可能後果的空泛說明,而是提示了一種可能後果的極端性示範,從而在極端的情境下向中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普選制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導致國家命運被國際強權操縱,你們怎麼辦?在這種可能性下,你們願意選擇還是放棄普選? 人類對外部世界認識的擴展,往往是在加入對極端可能性的考慮後才產生的。不對應於光速,就不會有相對論;沒有對自然狀態的理想化設定,就演繹不出自然法、基本人權和自由民主的天然正當性。正是由於另一類極端情境的客觀存在,人們必須慎重對待普選制的可能風險。普選確實並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分裂,但也確實有可能導致國家分裂,至少它會放大分裂的可能性;而對於這种放大效應,迄今為止並無有效的應對手段。因此,“可能導致分裂”應該被計入普選制的實施成本,成為決策時的重要考量。 確實,國外干預實質上只是廣義的說服、影響選民的過程,選舉結果最終要得到大多數選民的同意,這與非民主制度下的強制、別無選擇完全不同。但是,雖然程序、方式完全不同,但結局之可以被操縱,仍然是相同的,差別只在於是以強制還是以說服(包括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欺騙)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操縱而已。在全球化時代,對於弱小國家來說,或許被列強左右只是它們無可擺脫的命運,不是被以這種方式操縱,就是被以那種方式操縱;但是,對於有資格成為舉足輕重大國的國家來說,執政者被國外操縱、尤其是被與自己的國家有着重大戰略利益衝突的外國操縱,性質即大不一樣,它對於國家前途、國民利益的影響也大不一樣。 這就是烏克蘭大選給予中國人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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