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自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臨時大總統的印把子，到蔣介石領着國民革命軍打到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十幾年被稱為北洋軍閥時代。北洋軍閥以及這個軍閥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被妖魔化了，否則由五四運動所開啟的新一輪改朝換代就無法成立。
      但，事實絕非如此。現在，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那個時代吧。
       一、軍閥是愛國的，從未認賊做父並“一面倒”向外寇袁世凱被官史罵為頭號“賣國賊”，主要罪狀是簽了“21條”，但這個說法本身就成問題。“21條”是日本拋出的，袁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竭力推拖，並積極鼓動國際社會進行調停。袁在第一時間就把消息捅給英、美等國駐華使館，同時還不顧日人的威脅和阻撓，故意把消息“泄露”給中國記者。在中國社會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動。在談判桌上，袁世凱也當仁不讓，對原則性的“第五號”條款堅持不答應，對其他條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數次中斷會議。由於西方各國袖手旁觀，在日本“最後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為要挾下，袁世凱最後不得以簽訂了條約，但實際內容已遠遠不足21條。
      事實上，袁世凱不僅不是親日派，而是與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戰爭前，就是他在朝鮮跟日本人打了兩仗，而且都沒吃虧，還占了上風。“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痛哭失聲，讓全體官員和國民臥薪嘗膽，誓與日本“十年後見”。有趣的是，梁啓超、蔡鍔等發動倒袁的“護國運動”，卻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他們為什麼反對中國也實驗君主立憲，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凱臨終時，說的那句自己一死實“為日本去一大敵”，令人深思。看來，正因為袁世凱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決定倒袁。
      直系大將吳佩孚也非常愛國。他對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戰爭前他通電痛罵段祺瑞：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吳兵敗後，依附四川楊森。日人找到他，承諾貸款百萬，贈槍十萬支，幫他東山再起。吳卻回答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人的事應該由中國自己解決，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曾到北京怒責張學良：“為何不打？”張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官方史者將吳定為“英美派”，其實吳平生抱“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託庇外人”，至死不變。即沒當過親英美派，更沒一面倒向日本或蘇聯。
       直系干將，俺們天津人曹錕，儘管總統是以賄成，但他在愛國問題上卻從不含糊。1937年華北淪陷後，日本土肥原賢二想拉攏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錕堅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會給小鬼子做事！當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他興高采烈，連說：俺就不信，中國還打不過小日本！但隨着戰事不利，曹錕鬱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節節敗退。日本大使趁機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並承諾可以幫助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一聽，氣炸了肺，當即將手中的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罵：我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說完即趕走日本大使。隨即張遇害。臨死前，張對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以國家為重，好好干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說的是北派軍閥，其實大多數南派軍閥也很愛國。陳炯明被廣州國民政府打敗後，蟄居香港，廉潔自持，不蓄私財，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卻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贈他8萬元支票，他則在支票上打叉退還。1933年，他在貧病中死於香港。
      三、軍閥是愛民的，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先說大的。北洋軍閥無不遵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方向，鼓勵、扶植、獎掖和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迅猛發展，出現了少有的黃金時代。再說小的，各路軍閥無不知愛民。1926年，北京爆發了鎮壓請願群眾的三•一八慘案，命令並不是執政段祺瑞下的。當他驚聞噩耗，立即趕到現場長跪不起，並做出“終身食素”的決定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後來他一生果然信守這一諾言。1936年夏天，他因貪吃西瓜導致腹瀉，從此病痛不斷。醫生建議他開葷以增強體質，他卻說：人可死，葷絕不可開！於是不治而死。
       孫傳芳雖然被國民政府罵為“殘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卻一片昇平。他裁減賦稅，善待農人，頗得時人愛戴。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鄉紳主動進言，希望增加賦稅以助軍費，但他堅決不許。因此在他失敗後，江浙老百姓無不感傷。再說吳佩孚。他做官幾十年，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卻沒有絲毫私人積蓄，更沒有治過田產，一貧如洗。對此，連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讚嘆不已。
      在民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中，最高的高人其實當推閻錫山。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後在袁世凱、國民dang、中共、日本、偽軍的聯合夾擊下，在山西整整穩坐了38年，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錯，人民擁戴，無人可以厚着臉皮輕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於在抗戰勝利後，他的余脈傅作義部還把勢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閻錫山的領導下，山西之治甲中國，三十年代曾被評為全國模範省，在全國的註冊商標中，半數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陳炯明雖然被國民dang視為叛徒，但他其實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操守，他阻撓孫中山北伐並不是胡鬧。他曾信仰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希望中國走聯邦制的路子，認為“萬國聯邦”是進入“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須經過的第一步。當年，年輕的毛澤東對此也曾非常推崇，也曾主張聯省自治，各省有自己的憲法。可惜，這種聲音早已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了。三、軍閥是老實的，普遍奉公守法曹錕做過大總統，但是通過行賄得來的。在1923年那次選舉中，一共有480名議員事先收了他的賄賂，大致每人5000元，這些議員後來被稱作“豬玀議員”。後來消息曝光，舉國譁然，曹錕及其直系由盛轉衰。但正如曹錕的部下王坦所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曹錕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採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採取報復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而那些拿着槍桿子去奪政權的人，僅僅因為嘴裡高唱“革命”，就比賄選更能代表正義嗎？俺為天津有曹錕這樣的實誠漢子感到驕傲！
       四、軍閥是有文化的，都尊師重教先說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軍閥時代最大的驕傲。校長蔡元培，本是軍閥們的死敵，是國民dang人，但軍閥們還是把他請來了。在軍閥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搖大擺地施行“兼容並包”的方針，而那時的北洋軍閥手裡卻沒有什麼真理，嘴裡也沒有什麼統一的意識形態。而現在的北大呢？哈哈！別提了！那只是一個笑話！只出了一群張頤武和范跑跑。
      說起尊師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軍閥劉文輝了。1935年，40歲的劉文輝被大自己6歲的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西康省主席。在這樣一個荒蠻之地，在那樣一個有槍就是王的年代，劉文輝卻十分重視教育，把非常緊張的經費向教育傾斜。在一次演講中，他語重心長地對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
      後來，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着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記者還來到了義敦縣，看到一座用石頭砌起來的低矮平房，破敗不堪，由於年久失修，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不得不用樹樁支撐起來。一看牌子才知道，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義敦縣政府。然而，從縣長平和的臉上絲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滿。好奇的孫明經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在劉文輝的治理下，荒蠻的西康由邊地變為腹地。這就是軍閥時代的教育。
      吳佩孚是有文化的，吳對周易等古代經典頗有研究，也寫了不少專著，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時稱“儒帥”並不是溢美之詞。吳與康有為、章太炎都交好，並說這兩位高人死後，中國不再有文學之士了。他們倆弟子雖眾，但都沒有可以繼承事業的了。有人問章太炎的弟子魯迅怎麼樣，吳佩孚沉默半晌才說：“他是誰？沒聽說過。民國以來的書，俺是不讀的。”不過後來到是有人對魯迅推崇備至，而卻說康有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嗎？周輿博客卻認為，康聖人寫出了《大同書》卻秘不示人，比那個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幾千萬倍！
      馮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愛學習，也非常敬重文化人。軍閥張敬堯在湖南惹了不少禍，後被湘人趕走，舊主不收，只好去投奔馮玉祥。馮玉祥叫人將他拿下，厲數其罪，然後拿出《新舊約》和《三民主義》兩部巨著說：聽說您有學問，我也不好加害於你。這樣吧，你要是能夠熟讀兩部書，俺也不難為你，便放你走。兩個月後，馮玉祥前來“考試”，老張還真不含糊，當場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馮玉祥一看，說聲服了，立馬放人。
      曹錕也是個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專家。他做大總統時，其親信想讓自己的人做駐英公使，於是對外交部長顧維鈞施壓。曹錕聞信後就把自己的親信叫來痛斥：“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顧維鈞在回憶錄里由衷地寫道：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這就是傳說中“萬惡的”北洋軍閥時代，但每每看到那些軍閥的事跡，卻總會湧起莫名的感動。
       總之，那是一個多元的時代，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那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時代，那是一個百廢俱興的時代，那是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那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那是一個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時代，那是一個說真話的時代，那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時代，那是一個可愛的時代，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那是一個中華即將獲得振興的時代。（另，余世存在《常言道》一書中對近代軍閥之事跡也頗有論述，大家也可參看。） 作者周輿，於天津蟄居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