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革和群眾運動
- by Lao Tian 在1958年乃至後來的三年中,對餓死人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那些當權派,只有在文革期間 才真正受到群眾組織一定程度的清算,在當權派內部,他們最多是易地為官而已。在文革 之後這些人中間,還活着的倒是都上台了,死了的也都作為偉大英明無辜受迫害的好人予 以高規格的平反,前者如王任重,後者如河南的吳芝圃和安徽的曾希聖。 文革之所以必要,其起點就是一些當權派為了自己出政績,把老百姓的死活不放在心上, 為了自己的個人升遷利益,已經達到了枉顧民眾死活的地步,而在當權派內部和正常的秩 序下這些人責任是無法被清算的。河南“信陽事件”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復辟,中央派 出強大工作組去河南查處問題,其中的掛帥人物就是有黨內兩才子之稱的陶鑄和王任重, 根據河南信陽地區前專員張樹藩的回憶,河南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吳芝圃,在陶鑄和王 任重的包庇下,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而升了官,而一些被拋出來做替死鬼的,反而是曾 經跟吳芝圃的浮誇風和反瞞產運動做過鬥爭的一些縣委書記。 這些被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追捧為“一貫正確”的當權派,如果沒有文革中的群眾組織 的衝擊,他們永遠無法在官僚體制中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裁,按照農民的說法他們永遠是 處在“官官相護”之中。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主流輿論宣傳,把大躍進說成是浮誇風,或 者必然要導致浮誇風,這就不知道是哪一門子高妙邏輯了,實際上只不過為那些負有“人 命官司”的當權派的自私自利行為,去找一個開脫藉口罷了。不過今天的當權派倒是幾十 年如一日宣傳它,假話說久了也有信徒這本不奇怪,有人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只是一個被動 的傻子角色,但另外有人卻是主動充當騙子角色的。不過事實是浮誇風只與當權派不幹活 卻要出政績相關,今天已經不是人民公社了,但是“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還是廣泛存在 。 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的時候說,你們民主黨派的問題是政治立場問題,共產黨員的問題是 工作方法問題,看到三年困境時期當權派大刮“五風”枉顧民眾死活的事實,很顯然他再 也不能認為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沒有問題,僅僅只是工作經驗與方法不足的問題了。 毛澤東從1963年開始,在黨內推動了兩大運動:在農村和城市基層政權組織內部開始進行 四清和五反,在黨內高層開展以中蘇論戰文章寫作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過程。本來在1963年 開始的四清運動中,是要解決農村基層幹部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問題的,結果根據劉少 奇的“四個交叉”理論和後來的桃園經驗開展的四清,執行的方針卻是“問題在幹部,根 子在敵人”,一方面演變成在農村抓什麼“新富農”,運動的最重要的方面卻演變成對全 部下級幹部搞 “上樓洗澡”和“放包袱”的運動。這實際上是把組織路線和幹部考核的 一整套制度全部推倒,要把幹部在運動中對工作隊是否採取合作態度,或者能否主動積極 地檢舉別人作為主要標準來選拔幹部,本質上就是要把幹部對上級的順服態度是否達到了 不講原則的地步,作為選拔幹部的主要標準來執行,在四清這樣的一個運動中,完成以上 級某些人為核心的幫派體系建設過程。這樣的一個運動方向,被毛澤東抨擊為“執行了一 條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和搞“馴服工具論”不是偶然的,文革期間對劉少奇《黑修養》 的嚴厲批判,也是針對四清運動中當權派所暴露出來的普遍思想傾向這樣的現實而言的, 政治上進行的思想批判過程是為了解決嚴重的現實問題,並非是針對其文字本身和在過去 時代所起的作用,去做什麼學理辯論和質疑。 實際這個四清運動就是要把那些不講原則的幹部,一味地以上級或者以個別領導為中心的 現象普遍化,本質就是要結成死黨,然後才可以最有效地保障自己在當官做老爺上的低投 入和高產出,即使有什麼錯誤都能夠這樣一個嚴密的幫派體系中上下其手予以隱瞞和包庇 。實際上反右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一樣被當權派做了同樣 方式的運用。河南商丘地區就把合併過來的前淮陽地區幹部打成右派,吳芝圃1957年依託 劉鄧陶等人的支持發動反對“潘楊王”運動,把前平原省合併過來並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 記的潘復生等人排擠走;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是解放後入黨的投機分子,通過與上級的結 合,把解放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打成右派。這些本質上都是尋求上下級父子關係和貓鼠關係 的一個必然路徑,消除或者邊緣化體制內那些不好駕馭的因素,強化當權派的地位和作用 。1959年的反右傾過程,就更加赤裸裸一些,所以糾正得也要快一些。這樣的偏差和傾向 在黨內長期無法得到糾正,在邏輯上是必須把眼光放在黨外去,反右之前的整風過程是失 敗了,可資利用的力量實際是非常有限,除了群眾之外已經很難有別的出路。這個運動過 程在當權派的主導下,產生了一種明顯的 “過濾機制”,本來運動的目標是要解決當權 派自身的問題,但是運動方向卻被刻意轉移到對準群眾,或者是把運動用於建設“父子關 系”和“貓鼠關係”,這些都是服務於當權派自身的需要。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裡,運動 的矛頭仍然是被當權派轉向社會的下層。 本來四清開始是針對基層幹部和工作方法和作風問題,這樣的一個運動方向出來之後,很 明顯要解決的問題就轉移到高層幹部的思想與立場上來了。在四清運動所暴露出來如此嚴 峻的事實面前,特別是這樣一個明顯有嚴重問題的運動方法,卻被各地各級的當權派非常 積極和主動地加以推行和落實,就更加顯得問題之普遍與嚴重性了,毛澤東再也不能自欺 欺人地認為共產黨幹部在思想傾向和服務目標上沒有問題了,所以23條就明確地提出運動 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在後來的文革針對對象問題上,按照劉少奇 和鄧小平的部署把文革當做“反右”來搞,後來他們做檢討的時候,推說是因為自己不了 解毛澤東的意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非常清楚毛澤東所要 針對的對象,但是他們選擇自己代表當權派的利益和意願,而不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去與 中國的多數人利益保持一致。這樣的差別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路線分歧,一些幫閒文人 如何家棟等人,試圖通過四清和文革初期的歪曲描述來醜化毛澤東,並去美化毛澤東的對 立面,甚至不惜放棄廉恥地去美化桃園經驗,殊不知這一時期的運動開展得非常普及,在 中國民眾心裡具有非常深刻與完整的記憶,恰恰是找錯了 “定盤星”,結果只能是暴露 了自己的無恥。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要真正認識並承認這一點卻不那麼輕 松。毛澤東在1964年指出,黨內一些官僚主義者正在成為吃工人血的階級異己分子;後來 在九大上說恐怕相當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不掌握在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者手 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更是非常沉痛地提到:共產黨不進城這些地方被蔣介石霸着,進城 之後這個黨變得不那麼好了,這已經是把黨員變質問題上升到共產黨要不要奪取政權的高 度來做對比了。 1976年,毛澤東繼續深刻地指出,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走資派還在走。在這個意義上去看,非常清楚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群 眾,為什麼要拋開既有的官僚和行政體系,一定要去探索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群眾 來全面揭露我們的陰暗面”。 雖然毛澤東知道當權派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但是在文革初期和發動的時候,還是希 望盡力避免採用他認為“盲目性很大”的群眾運動的。在1964年一次內部會議上,毛澤東 針對劉少奇等人把群眾運動吹上了天的言論,針鋒相對地提出“你們把群眾運動說得那樣 好,我看不是那樣的,群眾運動有很大的盲目性。”按照毛澤東在1956年的界定,大民主 是對敵鬥爭的方式,小民主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作為小民主的整風和批評要毛毛 雨下過不停,對於文革這樣一場暴風驟雨式運動和這樣一種大民主運動方式,毛澤東畢生 沒有後悔,依據就是他對這個當權派的蛻化過程的經驗與判斷始終沒有變。 -- **** 米國是萬惡之源, 買辦是亡國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