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茉莉：蟑螂制度下，詩歌會開花嗎？ |
| 送交者: 瑞典茉莉 2015年08月15日05:37: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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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制度下，詩歌會開花嗎？
——從熊主席砸電腦看中國文藝生態 （瑞典）茉莉 顯然，當今一代人的時尚是名牌服裝等物質，而不是詩歌。但詩歌是會始終存在的，就像雲雀的歌聲和金色的夕陽一樣，這不可或缺的存在使市儈社會不至於過於醜陋，使人們的精神生活不至於太低俗。波蘭詩人米沃什說：“沒有詩歌，我們與其他哺乳動物就沒有什麼區別。”這是因為，詩歌表達的是人的內心情感，追求的是美、獨立的自我與高貴的人性。如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所說，詩關乎人、人道、存在和文明。 然而，在一個鄙視普世價值的政權下，當今中國的詩歌生態如何？前不久，耒陽市文聯主席熊艾春因自己的詩作遭網友劣評，衝冠一怒去到社區網站，砸壞了一台辦公電腦，並留下“熊艾春怒砸社區電腦”的字條，連字條上的“砸”字還要問人怎麼寫。這個令網民驚詫繼而笑翻的娛樂性事件，讓我們意外地瞥見了當今中國官方文壇的生態——荒涼而腐臭，由此引出政治制度與詩歌關係的悖論，促使我們思考寫出好詩的前提條件。 ◎ 意外瞥見一片荒腐的文藝生態 米沃什曾洞察到，極權制度是將人與蟑螂等同起來的一種制度。如果不是熊主席怒砸電腦的意外事件，我們還未曾注意到，在專制權力的魅影下，中國的文學藝術遭到怎樣的殘害、扭曲和異化，當今官方文藝園地里出產的廢品垃圾，散發出蟑螂類腐食動物孳生的氣味。 早年畢業於湖南省農業學校的熊主席，從鄉宣傳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一直干到成為耒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不難理解，熊主席的畢生事業就是做“黨的喉舌”。他因此在“七一”黨的生日那天熱情向黨獻禮，以“耒陽小竹子”的網名在社區網站發表《耒陽文聯主席七一贊五首》，由此引來劣評如潮，進而掀起砸電腦的軒然大波。
古希臘詩人柏拉圖認為，好的詩歌能夠揭示真理、導人向善；壞的詩歌則是對真理的拙劣模仿，是一些“曲意逢迎人心無理性部分”的愛慕虛榮者用以娛人的花招、工具，不值一提。柏拉圖的理想國必須將壞詩人驅逐出境。但當今中國的熊主席不一定知道柏拉圖，他也根本不在乎中國傳統的詩歌審美標準，即強調美的意境、語言與形象的標準。 筆者稍稍瀏覽了一下熊主席借詩言志的頌黨詩歌，那些詩歌被網友稱為“不堪入目”，不是沒有道理的。例如“英明黨中央，已把制度制”一類的淺陋阿諛之詞，既沒有意境又語言混亂，根本就不具詩歌的特點，而只是口語化的閒雜人語，一堆踐踏文字、侮辱詩歌的革命八股而已。 儘管熊主席的這種詩歌與東西方美學傳統均無關，但它具有自己獨特的源流，是中共革命的產物。這類詩歌充分繼承了1958年“紅旗歌謠”的大躍進精神，甘心情願做政治領袖的傳聲筒，把詩歌意識形態化、口號化，非理性而且瘋狂。這類詩歌還可以追溯到郭沫若宣稱他高興做“標語人”、“口號人”的時代，追溯到開始讚頌毛澤東的延安文藝時期。這種傳統與毛澤東詩中“不須放屁”之類的俗文化一脈相承。 
熊主席繼承了大躍進精神
無論在曝光之後遭到怎樣辛辣的嘲笑，熊主席式的詩歌現象在中國不但不會絕跡，甚至還會繼續滋長。目前寫這種“老幹部體”紅色詩歌的作者遍布於中國文聯、作協等官方機構，他們養尊處優，由中國納稅人所辛苦供養，卻宣稱自己端共產黨的飯碗，要寫頌黨的詩。 這是因為，一個蟑螂般的制度需要這一類諂媚附勢的文化“精英”去伺奉它。當熊主席及其詩歌成為荒謬的笑柄，有網友質問說：“誰提拔了這樣無知無畏、水平低劣的文化官員？”殊不知，網絡上兩位“自帶乾糧的五毛”都因與習主席會面點名而身價百倍，周小平擔任了四川省網絡作協主席，花千芳擔任了撫順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周花等人錯誤百出、令人笑掉大牙的文字相比較，一心宣傳“正能量”的熊主席顯然是有資格任文聯主席的。 “上好之，下必甚焉。”正是政治制度的腐敗導致文化藝術整體的變態。一個自古以來被譽為“詩國”的文明國家，如今的詩歌園地陳腐不堪，潰爛得不可救藥。文藝官員不學無術，令人厭惡的陳詞濫調惡性循環，就像墳墓和荒原一樣死氣沉沉。 這些年，一些滑天下之大稽的新興詩體在官方文壇上相繼出現。例如口水詩般的“梨花體”，被有識者視作新詩墮落的標誌。繼“梨花體”之後又有“羊羔體”，也是直白得不像詩歌的口水詩。創造“羊羔體”的作者車延高是武漢市委常委、紀委書記，他獲得第5屆魯迅文學獎，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官派化的又一標誌。繼羊羔體之後，又有“《將進茶》衝擊波”。獲第6屆魯迅文學獎的作者周嘯天，在其詩集中有很多類似“炎黃子孫奔八億，不蒸饅頭爭口氣”的妙句。這類詩歌的品質被網友強烈質疑，被認為是中國詩歌正在走向死亡的徵兆。 ◎ 詩人能獨自在詩歌中燦爛美麗 為此，一位文學評論家朋友下斷語說：“有如此體制，便有如此詩歌。”他把中國詩歌一敗塗地的原因歸咎於共產黨政治制度。然而在筆者看來，文學藝術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作品的產生主要關涉個人的品性與胸懷，無論社會制度如何腐朽醜陋，如何令人痛苦，詩人仍然可以獨自在詩歌中燦爛美麗。 這就產生了一個有關政治制度和詩歌關係的悖論。對立雙方都可以擺出自己的論點論據，而且都可以成立。一方認為，專制制度摧毀了整個民族健康的文藝生態，這裡面有悲哀的現實為證。另一方認為，即使在最嚴酷的政治壓制下，仍然有詩人能以獨立的個性與政治環境抗衡，在腐臭的土壤上開出絢麗的花朵來。 在自由遭到追捕的斯大林時代，一批優秀的俄羅斯詩人證明了：在國家政權的邏輯之外，他們仍然可以按照自己個人的邏輯去寫詩，例如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和布羅茨基等人。阿赫瑪托娃被稱為“哀泣的繆斯”，在親友不是被殺就是被監禁的時代，她以詩歌去面對存在的深淵，去探究生命的意義與無意義。 當時阿赫瑪托娃甚至不能用筆記錄下自己的詩歌，如果被蘇共當局發現便是她的末日。她只能依靠朋友們幫忙，秘密地把《安魂曲》等長詩分段背誦下來，保存在各人的記憶中。這些詩是靈魂對存在所作出的回答。這些個人獨自的悄聲細語，後來成了為民族代言的偉大詩歌。 ◎ 寫出好詩前提是不依附於權力 依附權力的詩人會寫出什麼樣的詩歌呢？一部中共官方的詩歌史充滿了與熊主席同樣臣民心態的作品，那是一些毫無美感的文字垃圾。官方意識形態是扼殺詩歌創造力的毒藥，它使詩人喪失個性審美、獨立人格和人文修養。 那麼，為什麼不依附於權力才是寫出好詩的前提呢？這是因為，美好的詩歌必定是心靈自由的產物，是個體自己的聲音。優秀的詩人必然比一般人更敏感，更具正義精神。這種敏感與正義精神使他們更容易發現社會的陰暗面，更反感並痛恨國家或政黨的專橫。同時，生性敏感的詩人也更能發現生活之美，更自覺地維護文學對意義世界的追求。 但願熊主席砸電腦事件將中國悠久的詩歌精神從昏睡中喚醒，讓獨立飛翔的詩人們去探索更廣闊的詩歌道路。 －－－－－－－－－－－－－－－－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八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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