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直言不諱嗎？

文/空因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有這樣一種固定的概念：西方人習慣直言不諱、單刀直入，而中國人則澀於言論，隱約其辭。我在西方定居多年的經歷告訴我，說話最不直截了當，最善於轉彎抹角的其實是西方人。

不錯，他們喜歡說話，也很善於說話。他們言談中的幽默感尤其值得人仿效。西方的語言藝術當然與他們注重口才訓練有關。先不說古希臘、古羅馬是如何崇尚辯論術的，或者這種傳統又如何在西方文化中得以潛移默化或發揚光大，單看看現在西方的孩子們如何接受教育的方式就知道了。從小學一、二年級開始，經過初、高中教育，再到大學、研究院，哪一個老師不要求學生做一個又一個的專題報告（project）呢？這樣調教出來的學生們將來又怎不會金口玉言、口若懸河？

可是，善於侃侃而談就等於直言不諱嗎?

著名的主持人楊瀾，也是個妙語連珠的人才。可是，你覺得她直言不諱嗎？

多年前我上研究生課程時，教授規定每星期都得讀至少一本厚厚的英文理論書然後在班上做報告。我最佩服我的西方同學們的就是：無論是不是他們做報告，無論那些書內容多麼無趣，甚至無論他們有沒有讀過那些書，他們都可以信口開河地將教授要求討論的內容侃得天花亂墜。

後來我在公司上班，就更不難發現，幾乎個個員工都談吐雅致、口角生風。而越是當領導的，則越會說話。他們不要手稿，照樣伶牙俐齒、口吐珠璣。對於這一點，我是非常欽慕的。

可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我對他們的語言藝術開始懷疑起來。那還是多年前，我在一個小城的一家學校做翻譯。校長是個女的，長得很甜美很溫柔，至於她的語言藝術就更不用提了，簡直是呢喃軟語委婉之至，讓人不如沐春風都不可能。

有一天，學校要開除一個中國男學生，因為他太調皮了，做了不少違反紀律的事。其實那些事說起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不過這是後話，以後我再另寫文章詳述。總而言之，這個學校那天叫了孩子的母親來，告訴她孩子要被開除這一事實。孩子的母親不大會英文，我理所當然地做了她的翻譯。

令我驚訝的是，校長並沒有開門見山地下達對孩子的裁判，更沒有數落他的任何不是。而是輕言細語地，聲情並茂地，用種種感人的例子，娓娓告訴家長，她的孩子多麼聰明伶俐，多麼純真可愛，學校又多麼幸運地擁有他。可惜的是，這樣聰穎傑出的孩子，在她頗受條件限制的學校里沒有充分發展的機會。為了孩子璀璨的不可估量的未來，建議她最好將孩子轉到一個更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力的學校。當然，校長、老師和同學們都萬分捨不得他離開。這樣優秀的孩子，誰會捨得呢？但是，孩子若想念母校時，隨時都歡迎他重遊故園，這裡的大門永遠向他敞開……

校長當時說得那樣合情合理，溫存懇切，眼裡幾乎冒着淚花。那個孩子的母親，大概沒有料到校長會如此器重她的孩子，忍不住掉下感動的淚來。連我，這個旁觀者，也深為校長對孩子的拳拳之心而感動。

儘管孩子被開除了，家長還感激涕零地連連向校長道謝，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後，才帶孩子步出了校門。讓我震驚的是，他們一走遠，校長一轉身，臉上就露出了一個輕蔑的笑容，並冷冷地說，“哼，這樣的孩子，我永遠不會嫌少。”

我的心裡猛然一驚: 啊，怎麼家長前家長後完全是兩副臉孔？難道，她起先的溫情脈脈情真意切都是裝的？

從此以後，我就對西方人的語言藝術有所警惕了。慢慢地，我也發現了一個現象：西方人侃侃而談，但沒有幾個是直言不諱的。尤其在職場上或者公眾場合，當他們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時，你仔細聽聽，就會意識到，那些都是萬古不變的大道理，隨便什麼場合都可以信口道來的。而當談話不得不涉及要害之處時，他們往往變得遮遮掩掩、含糊其辭起來。

我於是明白為什麼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們，幾乎沒有幾個不是律師出身的了。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們比別的會說話的人更善於說話，更能說得滴水不漏。至於他們是否開誠布公、襟懷坦白，嘿嘿，這一點，就不大好說了……

在直率方面，我覺得美國人比加拿大人似乎還好一點。至於我接觸過的歐洲人，比如法國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德國人，還有一些東歐人，也都沒有加拿大人說話這麼含蓄，這麼婉轉，這麼保守。而這些人只要一到加拿大來也幾乎都被同化了，說話變得委婉隱曲、小心謹慎起來。

大多數時候，這並沒有什麼不好。誰不喜歡聽賞心悅耳的話，誰不喜歡跟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人打交道呢？誰又喜歡尖酸刻薄甚至疾言怒色？

有沒有例外呢，也有不大會語言藝術的西方人嗎？

當然有。我就碰到一個典型。

我在亞伯達大學學法語課時，曾有個法語老教授，是個有藝術家風範的不拘一格的獨行僧，據說也是個鋼琴家。他個性孤僻，但人很逗。不但常常衣衫不整，而且言語也總是有些放縱不羈。但他卻是我特別喜歡的老師之一，上他的課，我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因為我永遠都不知道從他口裡會突然蹦出什麼怪話或者冷幽默。

可是，有一天，他的幽默卻無情地用到我身上來了。我的中文名字中有一個“方”字。Fang，在英文中卻不是一個什麼好詞，它的意思是： 動物的獠牙。而這位老先生，我不知道他那天怎麼回事，當我回答了一個問題後，他竟然嘻嘻笑着用法語說：“謝謝你，獠牙小姐（Merci, Mademoiselle Crocs）。”當我反應過來時，我的同學們也反應過來了，他們都笑得東倒西歪起來。笑完後，打鈴了，他們又一齊跑到我身邊，憤憤不平地說，“方，我們都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你一定要去告這個老師才是，不把他告倒不罷休。”

“告他？”我愕然地問，“為什麼？”

“因為他拿你的名字開玩笑，當眾羞辱你呀。我們都是你的證人。”

我忍不住笑了。這個老師不過是開玩笑而已，我當時不也覺得很好笑嗎？我為什麼要小氣地認為他是在故意羞辱我呢？他開我的玩笑，豈不是看得起我？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教授常常因為口出狂言而被告，以至於每年都得請律師為自己辯護。大學也拿他頭疼。幸虧他是終身教授，否則早就被開除了。

我呢，不但沒有去告這個老師，而且後來還跟他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試着寫我的第一本小說時，還多次跟他討論過裡面的情節。我申請研究生時，他還主動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離開亞伯達去卑詩省前，我去向他告別，他的眼睛都紅了。

當然，我說的這個是個特例。絕大多數西方人，都比這個教授會說話多了。連我的只上過高中的西人鄰居艾瑪都比他謹言慎行得多。

艾瑪的父母去世時，將房子留給了艾瑪和她的弟弟尼克。所以兩姐弟共住。雖然艾瑪很愛乾淨、整潔，但他們的房子卻永遠亂得一團糟，因為尼克是個非常不講衛生的人，他不但不打掃房間，連看過的報紙，撕開的糖紙，從來都不丟。好多年的舊報紙和垃圾，將他們家塞得滿滿的，我去他們家時，要找個地方坐下來都不容易。有一次我忍不住問艾瑪，“你這麼幹淨的人，難道不介意你弟弟這樣邋遢嗎？”

“當然介意，”她的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可是我每次剛清理完，尼克又把它弄得一塌糊塗了。”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他有義務跟你共同維護房子的整潔？”

“這樣明白的事實，我還用得着告訴他嗎？”她吃驚地看着我，“尼克是成年人。他當然懂得該如何保持屋子乾淨。我要是把我的不滿公開告訴他，豈不惡化我們的關係？”

對於艾瑪的邏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是無法理解的。連跟自己的親兄弟都不能實話實說，還能跟誰敞開心扉呢？尤其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直率的人，有話不說時我簡直都要憋死了。我尤其受不了別人，尤其是親近的人，對我吞吞吐吐、轉彎抹角。正因為自己是這樣，我也很少因為被誰的言語而衝撞，因為無論那人如何不會說話，我最看重的還是那說話人的情義。

我的華人朋友彼德，也是一個快言快語的人，但他卻因此受到不少的困擾。他在東部一所私立學校教書，他曾多次向我抱怨過西方語言的藝術性給他帶來的煩惱。比如，有一天，彼德教孩子們畫畫，主題是“夢想中的我”，孩子們可以用線條和顏色將他們最理想的自己表達出來。孩子們的想像力也很豐富：有的將自己畫成了一朵花，有的畫成一隻動物，有的畫成一個足球……其中一個九歲的西人男孩叫內森，他把自己畫成了一個機器人。他也畫得很好，畫完了，還在上面洋洋灑灑寫下幾個大字：我有三隻手，八條腿，我攻無不勝！可是，彼德覺得“我有三隻手”這句話太刺眼了，因為，在他的故國，“有三隻手”指的是這個人是個小偷。於是，作為老師，他覺得有必要告訴這個男孩這一點。

“這些畫是要展覽出來的，好多孩子們的父母都是亞洲來的，我不想讓他們暗暗嘲笑這個男孩的畫……”彼德這樣告訴我。可是，他沒有料到的是，當他將這個“三隻手”的隱喻告訴這個男孩後，男孩反應非常強烈，當場就大哭不止，將畫得好好的畫撕碎，甚至連當天的課都沒有上完，就跑回了家。男孩的父母后來找到學校來了，指責老師對孩子的態度嚴重不妥，打擊了他們兒子的創作積極性。他們再三強調：內森畫的不過是一個有三隻手的機器人而已，跟他扯什麼小偷不小偷的實在太不恰當了！學校為此向家長道了歉，也對彼德提出了警告：以後跟學生說話不要風馬牛不相及，一定要先考慮清楚對學生的影響才開尊口。

“這些洋人，我真搞不懂啊，”彼德向我哭訴着，“在學校里他們對學生們總是百般奉承，盡說些表揚的話，哪怕孩子們明明沒有盡力做好。以前我還納悶着呢：這兒的老師真樂觀啊，看孩子們永遠只看到光明的一面。可是，當我們開小組會議，分析、討論學生們的情況時，我的天！你知道那些老師們都在說些什麼？他們說的大多是負面的東西。有些孩子我明明覺得還不錯的，也被他們說得糟糕透頂。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有這樣的雙面人呢 --當面滿嘴讚揚，背後卻將他們講得一無是處？這麼虛偽？太可怕了！”

他又深深嘆一口氣，“無論孩子表現好壞，成績單上也只許寫些積極的、正面的 、冠冕堂皇的好話。家長們如果想從成績單上來了解孩子的進步狀況，實在是太天真了……”彼德說着說着更加激動起來，“難道這不是個民主國家嗎？誰都有權利表達他的真實意見？我當初之所以決定移民，大部分原因就看在這一點：我再也不用做兩面人，說兩面話了。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受夠說假話了！誰知道……”

彼德的聲音哽咽起來，我的心也不禁為他顫抖。。

我的先生是西方人，我忍不住問他，“西方人真的直言不諱嗎？”

“那要看什麼場合。”他說，“跟陌生人打交道時，還是講點策略比較好（tactful）。否則會惹來不必要的煩惱。尤其現在是講政治正確的年代（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言辭中立如果真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那的確是很好的，”我說，“可是，如果它變成了一塊言不由衷、遮擋真相的牌子，那就大不可取了。”

經過多年的默默觀察，我終於得出結論：性格坦蕩喜歡快言直語的人，在講究語言藝術的西方註定會有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適應過程。

也許會有人問：是不是那些訥言敏行的人比較容易被接受呢？我的觀察結果卻是：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其實真正吃得開爬得高走得起的人還是那些八面玲瓏見風使舵的人。至於那些沉默寡言、三緘其口的人，大多數時候也是邊緣人物。當然，一個人的實際才能也很重要。不過，比起語言藝術來，實際才能也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

不信，你看看這些名人們是怎樣教導我們的：

本傑明·富蘭克林—— 一匙蜂蜜比一加侖醋會捕到更多的蒼蠅 （A spoonful of honey will catch more flies than a gallon of vinegar.）

塞繆爾·巴特勒—— 得體的話語是金，而非沉默是金 (It is tact that is golden, not silence.)

威廉·吉爾摩·西姆斯——圓滑是最重要的精神美德之一，沒有它哪怕是最偉大的天才也會失敗 (Tact is one of the first mental virtues, the absence of it is fatal to the best talent.)

奧利弗·赫爾福—— 所謂老練就是說別人的謊話，而同時也讓別人這樣騙你。(Tact is to lie about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lie about you.)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經典話語：不要心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也不要在思想成熟之前行動 (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Nor any unproportioned thought his act.) 。

這樣的引言我可以無止境地摘錄下去，可見西方的語言藝術淵源之深。不過，說來說去，比起那些善於玩弄語言藝術的人，我還是更欣賞那些誠實剛正但也許並不常常“政治正確”的人。比如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百多年前，他就講過這樣一句話： “當你發現自己屬於大多數人那一方，那就是你該靜下來反思的時候了 (“Whenever you find yourself on the side of the majority, it is time to pause and reflect.) 。 ”

也許，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我們都得好好反思一下：在我們美麗的辭藻後面，到底藏有幾多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