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真實的記載。原文挺長，只能分幾次轉貼。還有朋友記得沈元這個名字嗎？與這位作者有深切的關係）

蘇聯逃亡記

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雷光漢 原著

蕭  默 編訂

 

 

 

題記

 

懷念《我的祖國》——中國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船夫的號子

看慣了來往的白帆

 

 

前  言

 

今年是2011年，我已經七十六歲了。11年前，即公元2000年，當我六十五歲垂垂已老之時，花了一年時間，用我的全部心神，基本上寫成了這本小書。我記下了自己坎坷的三十年，也記下了在流亡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我的中國同胞和他們形形色色的經歷，和蘇維埃帝國解體前平民社會的種種世相。我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中國人遭受最大災難的時代，世界局勢變化最激烈的時代，我有責任把它記錄下來，即使是一鱗半爪。因為它是歷史，普通人的歷史，愛國者受難的歷史。

書中全是事實的記錄，只是，我是完全憑着個人記憶寫成此書的，沒有利用任何文字資料。同時，我已有三十年幾乎沒有和紙、筆接觸了，使用中文，已經筆不成書語不成言，連一些漢字漢詞也忘掉了。因此，有些事件的時間，地點便不免會有所遺漏。

有幾點說明：

1，本書記錄的全部事件都是在蘇聯時代發生的，但蘇聯已不復存在，人們提到它時都用“前蘇聯”，我略去了“前”字，可以節約不少字。又，本書初稿寫作於2000年，所記事件都發生在上世紀，為減少字數，凡“上世紀”三字均予省略。

2，本書所用詞出現頻率最多者之一的“KGB”（克格勃，俄文 КГБ），即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內鎮壓，對外收集情報和從事顛覆活動的機構，曾不斷糾纏過我，我將其直接寫成其中文拼音的簡稱KGB，也可以減少不少文字。

3，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書沒有太多涉及我在國內的經歷。

4，蕭默博士是與我相交半個多世紀，感情勝似親兄弟的朋友。1994年，在人訊兩隔將近30年以後，他多方打聽到了我的下落並和我聯絡上了，寄來了100美元，1998年又資助我回北京在他家歡聚，並鼓勵我寫下這本書稿。2010年，他和他的朋友又一次資助我攜書稿去北京，並不顧老邁之身，為我仔細修訂書稿，極大彌補了因為我與祖國文字的長期隔絕而致的語不及義之憾。我們是貧賤之交，患難之交，刎頸之交。本書的出版諸事均委託他全權代理，並授予了委託書。

5，本書獻給我的祖國——中國。

6，本書版權為我的愛女、蕭默博士的義女雷鰻澧·光諾芙娜所有，是我給她留下的唯一比較像樣的“遺產”，文責則由我自負，她不負本書的任何責任。並且直到今天，她還沒有具備閱讀本書的漢語水平，我寫作時也沒有與她有過任何討論。

 

雷光漢  公元2011年元旦

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拉斯城

 

編訂者言

蕭  默

 

1961年秋天，當年我24歲，剛從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分配到新疆伊寧市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建築設計室工作。一天，辦公室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個子不高而壯實，說話帶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自我介紹說叫雷光漢，湘西土家族，出身農家，自稱“土裡土氣”，北大歷史系畢業，說是來看朋友的，指名道姓卻是要找我。可我並不認識他。原來他已從當年同時分配到伊犁工作的大學生中聽到過我的名字，又都是湖南人，年齡也差不多，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彼此間自然就熟悉起來。我記得與他的第一次交談主要是關於伊犁歷史的一些事，遠如細君公主、解憂公主，近至紀曉嵐、左宗棠、林則徐、魏源和洪亮吉，覺得他知道的事情真多。

不久我就發現，雷兄是屬於那種所謂“痴情的愛國者”、具有浪漫主義氣質或稱“性情中人”式的人物，五七年因“散布”俄國曾侵占了中國許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條約，“江東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國的領土等“言論”，以“反蘇”的罪名戴上了右帽。雷兄的本性原無城府，但歷經“運動”的鍛煉，初次交談，雖然仍不免於慷慨激昂，視天下為已任的那一種書生意氣，遣詞造句卻已經隱約有了另一種斟酌。他被分配到伊犁後又被分到中蘇口岸霍爾果斯縣一所從戴帽小學升格的中學教書，自作多情，在伊犁日報開了一個“伊犁夜話”的小專欄，不斷寫一些介紹伊犁歷史的故事，宣傳民族團結。我在伊犁待了兩年多就調到敦煌去了，他卻活得非常累，文革一來，“伊犁夜話”與“燕山夜話”掛上了鈎，加上“老右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兩個頭銜，再加上他和“極右派”沈元的關係，成了霍城縣的第一揪斗對象，被送到礦井挖煤，又險些被槍斃，在得到好心人通風報信後，倉惶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在蘇聯也沒吃到好果子，因堅持只反文革絕不反華，多次拒絕與KGB合作，拒絕到反華的東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華出版社工作，拒絕參加拍攝反華電影和為反華電台撰稿，而甘願作為一名“無國籍者”，在哈薩克斯坦當了一名普通工人。以後，又穿越中亞各國，從土庫曼斯坦再度偷越蘇聯國境，準備通過伊朗到“有中國人的地方”即台灣、新加坡繼續他的歷史研究，被KGB捉回，作為“民族主義者”判處監禁並流放南西伯利亞多年。再以後，見證了蘇聯消亡的全過程，現定居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靠工人養老金過活，也擺過攤，仍不斷寫文章論證台灣的歷史和必須統一的道理，成了當地的華僑領袖。

我們曾失掉了幾十年的聯繫，1998年他已經六十多了到北京才再次相見。說他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還要感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走前向我要錄音機，問他幹嘛，說是要錄下他給我講的他的全部人生。我沒給他，說這些東西都是寶貴的史料，你必須自己寫出來。幾年後來電話說寫完了，但不願出版，說是不想起到可能干擾國家大政方針的不良影響，我說不服他。

2010年他再次來到北京看我，我帶着全家，舉着“歡迎雷伯伯”的大字到機場接他。他終於帶來了十年前就已寫完了的手稿，32萬字，委託我全權處理，包括編輯修改。我托人將手稿輸入電腦，集中了一段時間，什麼事也沒幹，專心修訂雷的文稿，有增有減，得30萬字。其實我非常強調那種口述歷史式的原汁原味的文字的價值，所以我的修訂以儘量不改為第一原則。但雷兄這次來京，一到家就對孩子們發表了聲明：說他說的還是40年以前的中國話，由於大半輩子住在很少有中國人可以作為交談對象的外國小城，又幾乎幾十年不接觸紙筆，好些中國詞語都忘記了，如果聽不明白，可以隨時提問，他不介意。讀他的原稿，似乎確有這種感覺，所以，我的修訂只着重在文字和文學處理方面，如原稿不夠規範、病句……等硬傷和稍欠鍊字鍊句細緻推敲處，或不必要的情節枝蔓，以及順序的調整等。

至於原稿的內容，作者說：“全是真人真事，絕無捏造之處”（不一定真名），加上作者驚人的記憶力和廣泛的學識、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卻都是些難得的史料，不但具有個人記憶的特殊價值，更是那幾十年的蘇聯，包括中亞各國尤其哈薩克斯坦的社會相、眾生相、世間相的寫真。那種異國風情，異域格調，對多達幾十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對蘇聯尤其是蘇聯解體前後那段時期的社會生態，對在那裡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以及從彼時彼地得出的對中國的觀察……都在書中有了極其生動真實而豐富的表達，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知識性。比起現在已經常可以讀到的中國人在西方的經歷，更具有稀有的獨特價值。因為，蘇聯與俄國和中亞這一領域，正是中國讀者最不了解的，而由於歷史的和地緣的關係，可能也正是我們應該更多知道的。對於這些，修訂者沒有權利擅加改動，都仔細保留下來了，儘管人們不一定會完全同意書中的判斷。對於書中顯現的作者“湖南騾子”式的率真而“霸蠻”的個性語言，也全都保留了。

至於作者從一個久居國外擁有親身感受的角度，以自己幾十年如一日的愛我中國愛我民族擁護改革開放的堅定立場書寫的忠貞的一生，對國人發出的一些衷心之言，我想，就更不必求全責備了，就當作是一位早已過了“從心所欲”之年的一位老人的坦率心聲，給以寬容的理解罷！

修訂中，經過本人建議，作者增加了最後一章“餘音——我與沈元”。這不僅在於沈元與作者的密切關係（以至作者的逃亡也與沈元之慘遭殺害直接有關），更在於沈元這個人物，本身就值得在歷史上留下濃濃的一筆。

 

                                  2011年2月於北京

目 錄

 

前言

編訂者言（蕭默）

第一章 歷史的大玩笑：一個反蘇分子出逃蘇聯

         淒風苦雨之夜

         軍營初審

         受審三月：記住！逃命也不能到敵國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蘇聯

         開始打工

         集體宿舍一瞥及其他

         老華僑（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一）

         有一個叫牛水的中國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二）

         密友劉立中（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三）

         逃亡伊朗失敗

         又一次邊境被捕

第三章 在KGB監獄和南西伯利亞流放地

         鐵窗七月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費的農業

         墾荒地上的農奴和中國逃亡者（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四）

         《夢想新中國》

         沉重的勞動和無休止的迫害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  重為中國民

         中蘇交惡中的新老華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五）

         蘇聯工業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廠

         難忘1976年

         有了自己的家：妻子，兒子

         女兒：“我是中國的好娃娃！”

《一個紅衛兵在蘇聯的遭遇》

         中越之戰  蘇聯色厲內荏  劉立中兄去世

         可悲的無國籍者

         恢復中國國籍

第五章 蘇維埃帝國解體

         女兒：我們最大的驕傲

         阿富汗戰爭  帝國解體的前奏曲

         葬禮和婚禮

         迴光返照和積重難返

         大使館請客  領事訪僑

         戈爾巴喬夫開局不利

         第一次回國探親

         在母親的懷抱里

         風波：又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第二次回國

   “老革命”和 “太子黨” （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六）

         蘇聯氣數已盡

餘音——我與沈元

附錄    高華：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評雷光漢《蘇聯流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第一章           歷史的大玩笑：

——一個反蘇分子出逃蘇聯

 

淒風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兩天大雨之後，恰逢天山融雪季節，是中蘇界河霍爾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時候。最深處水深達到兩米，咆哮着翻滾着。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頸，在淺水的地方也幾次全身衝倒在河中。只好順水斜切，艱難地走到對岸，從頭髮到鞋襪已全身濕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鏡架扭彎扭窄了，近視眼鏡還在眼上。

風蕭蕭，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線透出了雲層。回望對面高山的陰影，前面鄰國邊境線上高高的鐵絲網隱約可見，還有從遠處掃射過來的探照燈光和巡邏車的車燈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餓狼嗥叫聲，河水翻騰聲，一起交織成恐怖的邊界之夜，但在我心裡已經沒有一點恐怖的感覺了。十幾年來，挨斗，挨罵，挨餓，挨勞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時，儘管春寒料峭，全身濕透，我全身卻熱血沸騰，似乎寒冷也離我而去。

我在河岸邊的一塊大石頭上面朝向東方——我的祖國——坐了下來。我知道我已置身異國的土地，一泅過界河，再越過鐵絲網就踏上了不歸路，而這個國家卻是我親愛的祖國的敵國。我當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幫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處煤礦礦井勞改，也許還要押上斷頭台。罪名只有一條，反蘇，反斯大林，反對俄國和蘇聯分割我國大片領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卻把我驅使到我反對的這個國家的土地上來了。

我思緒綿綿，全身的熱血也沸騰起來。我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親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賊的下場，看到祖國的新生。我怎麼也不能相信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經歷了那麼多大災大難而沒有倒下的中華民族會長期沉淪。我看透了“文革”當局的宣傳，卻又愚蠢地相信了“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說法。既然蘇美合作，那麼到了蘇聯以後，就可以有機會轉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國人的地方，第一個選擇是台灣，其次是新加坡。我不願意去香港或澳門，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樣仇恨英國佬和葡萄牙鬼。

我們土家族是相信報應的，我已經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報應了：列寧兒女皆無，斯大林一個兒子死於德國戰俘營，一個兒子喝酒醉死，女兒則逃到了國外。我相信陳毅元帥的口頭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着看到各色人們的下場。我一介書生，沒有能力報復人。但活着看到他們的下場應該還是有可能的。

月亮從雲層中露出，大概已經是下半夜兩點鐘了，我站起來向鐵絲網走去。走了二十來米，到了鐵絲網外面拖拉機犁成的耬鬆土帶，有十來米寬，寸草不見，蘇聯瞭望台上的探照燈光把鐵絲網上空的黑夜變成了白天。黑鴉鴉的鐵絲網迤邐遠去，不見盡頭，幾萬公里的蘇聯邊界都是用鐵絲包圍起來的。後來我在蘇聯聽有人發出如此的感慨：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列寧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老百姓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邊界鐵絲網通電化。

我走近鐵絲網一看，第一道網有兩米多高，像魚網一樣拖在地面，沒有剌。我想抓着網眼爬過去，誰知腳一踏上，軟綿綿的，既不能用力也無法着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網中，一寸也難以移動。我只好倒下身子滾了出來。第一道就過不去了。怎麼辦呢？我走過去細心觀察，發現鐵絲網外端並沒有在地面固定，一掀就起來了，也不重。我拉起網鑽了過去。緊接着的第二道鐵絲網很高，帶刺，還密得很，跳不過也鑽不過。我抓着鐵絲一點點小心地向上爬，終於翻了過去，兩手被刺得鮮血淋漓，腳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後來審問我時預審官告訴我說，我把他們的三根鐵絲都踩斷了。第三道鐵絲網沒什麼困難，很低，一跳就過去了。過鐵絲網以後是又寬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時還沒有如此好路。公路兩邊的電線杆子從上至下全都漆滿了柏油，不像新疆的只漆了下面一小段。再看電線杆上的編號，寫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確信是逃到蘇聯來了。

這裡要補敘一句，其實我逃離霍城已經兩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殺沒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爾果斯河，夜裡，慌慌張張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淺，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別人會怎樣，反正據我的體會，要讓下定決定自殺而沒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決心，是多麼地困難。我只好逃進山里。這幾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貝母花吃和喝山溝的水外，再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因為飢餓，疲勞，加上逃亡出來以後，繃緊的神經一下子鬆了氣，我再也無法挪動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邊。似乎是過了十來分鐘，從南邊遠處出現了汽車燈光，一會兒，唰地一下，一輛吉普車已停到了我的身邊。車上跳下一名軍官，兩名士兵，還牽着一條大狼狗。大概鐵絲網上有微波顯示器，一有人越境他們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斷出發事地點。兩個士兵把我從地上抬起，雙手反背，綁了起來。天啊！我已經成了犯人。軍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槓，兩顆星，是個中尉。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把我推上車就往回開。很快到了一所軍營，進到一間房子，還有四五名士兵在那裡等着，都是碧眼黃髮的俄羅斯人。一名士兵給我鬆了綁，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來一壺水，還遞給我一塊肥皂，叫我把手洗乾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說中國話，我雖然學過俄語，但不會說。他們比比劃劃地不斷問我，我卻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學學的英語還沒有完全忘光，說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沒想到，一名士兵居然聽懂了，立即端來了一杯茶和一個鋁製軍用飯盒。打開盒子，裡面有半盒蕎麥米飯，兩片麵包，一個白水煮的雞蛋，一小塊黃油，三四片香腸，幾片酸黃瓜和兩個酸西紅柿。我接過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紅茶，還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內地時，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鹽。我狼吞虎咽，幾下就把盒飯吃光了，他們打手勢，意思大概是問我夠不夠？我再說了一個英語單詞：“Also”（還要），他們又聽懂了，又端來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飽了。那位士兵能記憶的英文單詞大概與我也差不多，結結巴巴只有幾十個，但還是問了我不少。他見我全身沾滿了泥巴，知道我是爬過天山泅水過來的，說:“你們中國現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殺人”。他還說：“上級有命令，凡是從中國逃過來的，不能開槍，要抓活的。”我問他如果發生相反的情況呢？他作了一個開槍的動作，還告訴我他是烏克蘭人。吃飽喝足，我們用英語單詞“閒談”了一會，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進來，把我帶到軍營大院，指着台階上的一間小房，叫我進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閉室，裡面只有一張鐵床，床上只有床墊和一件昵制軍大衣。門外一名士兵持槍守着，還臥着一條大狼狗。我把全身濕淋淋的衣服脫光，掛着，只穿着已被我的體溫烘得半乾的內衣褲，蓋着軍大衣躺了下來。軍官遞給我一盒煙和一盒火柴，一看煙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點燃了一支，這是我第一次抽帶過濾嘴的煙。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衛兵不斷地向我打着各種莫名其妙的手勢，原來俄國人喜歡用手語，比中國人的手語豐富得多。太陽升起了，是個大晴天，我變成了軍營里的稀有動物，成群的士兵，單個的，兩三個的軍官家屬跑來圍觀，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臉的，指着我說着外國話。小姑娘、大娘子們一個個碧眼金髮，胸飽腰細，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們。

 

軍營初審

 

中午時，給我送來了同樣的盒飯，外加飯後喝茶時吃的兩個小白麵包。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後不管我在軍營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飯都是一模一樣的，變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蕎麥米的，麥片或麵條幾種。吃完午飯，一名少尉軍官拿着一個長本子到禁閉室向我問話了。長本子是中文對話手冊，用俄文字母拼寫的中文對話。他直板而生硬的問我：“你是民兵嗎？”我搖頭，“你是幹部嗎？”我又搖頭。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嗎？”“你是醫生嗎？”“你是售貨員嗎？”“你是社員嗎？”我都搖頭。最後他問：“你是教員嗎？”我點頭了，他也點了點頭，走掉了。在以後審問我的過程中，“你當過民兵沒有？”“民兵發槍沒有？”是頻率最高的問題。當時蘇聯正準備向中國開戰，後來我了解了，蘇聯兵最怕的不是我國裝備陳舊，訓練落後的正規軍，而是民兵和我軍傳統的游擊戰。面對中國式的游擊戰，哪一個軍事強國都會心驚膽戰，所以他們特別關注於“民兵”。下午四點，一輛吉普車逕直開到禁閉室前，車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槓，四顆星的哈薩克大尉，還有一名俄羅斯中尉。一進禁閉室，就用中國話向我問好。中尉是翻譯，他簡單地問了我在中國的經歷，文化程度和出逃蘇聯的原因，說：“雷同志，現在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文明的人，我們要帶你到另一個地方去，那裡有中國話說的和你一樣好的翻譯，還有大首長。”我聽到他稱我為“同志”，這個我在中國已經幾年沒有聽到過的稱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觸。隨即，他們叫我穿上半乾的衣服，就上車出發了。中尉和我坐在後排，車窗全用黑絨布罩着，外面的什麼也看不見。我擔心車往東開，害怕他們把我驅逐回去，掀開黑布想看看行進的方向。中尉馬上把我的手拉開，說：“現在不要看，以後看。”既然還有“以後看”的機會，大概是不會立即把我送回中國了，我稍微放了點心。

不到半個小時，車子開到一個村莊邊的一棟小房子前，四周全用兩米多高的木板圍着，院子裡只能看到遠處的電視天線，是對越境中國人初審的地方吧！因為吃飯時有筷子，客廳里不時放着“文革”時中國放的民族音樂，軍官們也都會說幾句中國話。下車後，一個三十來歲，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樣的人前來與我握手問好，他說的普通話比我的帶着濃重湖南鄉音的普通話還要標準得多。他告訴我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過學，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為聽說毛澤東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見毛。他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正面桌子邊坐着一位俄羅斯上校，五十來歲，表情十分嚴肅。上校也向我握手問好，叫我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混血翻譯坐在我的身邊，靠牆還坐着一名俄羅斯上尉和一名俄羅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擺着記錄本。後來，我知道這兩個人也都會說流利的中國話。這位俄羅斯上尉很活潑，言語詼諧，不時還和我開個小玩笑什麼的。初審開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審官，審問通過翻譯進行。先問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和出生前的地址、職業和文化程度（後來在每一次審問中，這一套都是開場白）。

正式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要逃到我們蘇聯來？“

我回答：“現在中國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殺人，我是為了活命，才逃過來的。”一下子，個人的苦難，虎口餘生，受難的親人，受難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門縣一個土家族農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遷入湖廣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後傳下的後代。我的家族是中國的親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幾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組成國家；父親雷震旦，震旦系中國古名；二叔雷震軍，振興軍隊；三叔雷震中，振興中華；1941年我發蒙上學，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親給我取書名雷光漢，光復漢家天下。1956年我已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知道了我屬於土家族。當時學魏晉南北朝史，授課的是著有《兩晉門閥制度》的一代名家田餘慶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質疑課時，田先生聽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國語”，便問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門人。他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詩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詩，教我純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電話向他請安時，他還記得我是石門人）。田先生告訴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漢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漢姓。你去查查你們的族譜，你祖先大概是少數民族。”不久，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從報紙上讀到了社會學家潘光旦和歷史學家向達（我的老師）鑑定湘西土家族的長篇發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僅僅因為這個發言，潘、向兩大學者1957年都當上了“大右派”）。那時北大有個好規章，每個系辦公樓牆外都掛着信箱，每個學生都可以投書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長馬寅初提出問題，一個星期內定能得到答覆。我就給向達先生寫了張紙條，詢問我的族籍。兩天后，在未名湖邊我遇到了手裡抱着一大摞書的向先生，當中還有英人寫的介紹西藏曆法的英文書，我還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後作了自我介紹，他在湖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詳細給我解說了古代巴人、蠻人、楚人的歷史變遷，和東漢大將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兩代在湘西的軍政設置。叫我到圖書館善本室去查湘西州縣的地方志，還說如果善本室進不去，可以找他幫忙，因為他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他還告訴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鄉兩個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揮使司”，某“都指揮使司”就是所謂土司的墓碑。我家對山有一處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經是土司衙門的所在。東邊一處山頭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軍事通訊點，用作設燧點火。石門鄰縣桃源縣還有馬援南征的遺蹟。馬援的馬蹄聲喚醒了武陵山脈和雪峰山脈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們屬於中國！從此這裡的人民就成了中國最忠誠的子民。看看百餘年來一連串威名赫赫的愛國名將和政治家的名單吧，左宗棠、蔣翊武、宋教仁、覃振、鄭洞園、向軍次、賀龍、粟裕……還有同樣的有名的文人們：嚴北嶽、俞鴻遠、向達、翦伯贊、沈從文、丁玲、黃永玉……湘西出名將、出才子、出美女，但他們的命運又多有“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者。

我的鄉族先輩參加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次為中華民族命運而的爭的戰爭。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戰中的常德大血戰，國民軍一個師的官兵全部陣亡，日本鬼子還在我的家鄉打細菌戰，殺死了幾萬同胞。我們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進攻我們家鄉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鮮部隊，實行“三光”（殺光，燒光和搶光）。家鄉成了最接近前線的後方，到處設立着兵站，醫院，新兵訓練站。當年還是童子軍的我天天跟在抗日軍人們後面跑，學打槍，學唱抗戰歌曲，玩抓漢奸的遊戲。1940年我五歲時父親參加縣裡的抗日自衛軍訓練歸來，教我唱“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是我學會唱的第一支歌。我還學會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時，記得我雷氏宗祠大門西邊的新對聯上有一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六歲上小學受到了系統的激動人心的愛國教育，背會的第一課課文是“好男兒，當兵去！”第一個口號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最先記住的古詩詞是岳飛的《滿江紅》和文天祥的《正氣歌》。九歲時能全篇背誦戰區軍政長官薛岳將軍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書》。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歲了，還能背誦初小語文的一段課文：“他抬頭看，是祖國蔚藍的天空；低頭看，是祖國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敵人包圍上來了。他掏出手槍，把子彈射向敵人，最後一顆留給了自己。”記述的是一位國民軍空軍勇士駕機轟炸上海日寇淞滬警備司令部後，飛機被敵彈擊中，他跳傘後自殺殉國的壯烈事跡。三年級時學了民族英雄張煌言傳，他隨鄭成功率水師攻進長江，“登金山遙祭長陵，三軍皆痛哭失聲”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鄉異國受罪時，每當心裡浮上這些文句，便會增加幾分生存的力量。抗戰勝利前夕我們返回家鄉，大好樓宇，成片的街區全都成了瓦礫之場。我從小對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極，更痛恨日本軍國主義者至今不向中國謝罪，賠償中國的損失。對大口一張就放棄了幾千億美元日本賠款的領導人，我不認為他們是愛國者，對李登輝、呂秀蓮等人，更認為是三流的認賊作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復學上初中二年級，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我曾申請參加志願軍，因年小未獲批准。如果當年戰死在戰場上，也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時也知道了俄國和蘇聯侵略我國的諸多血跡斑斑的歷史。中國地圖象一張美麗的秋海棠葉，以後殘缺不全了，北邊被剪掉了一大塊，是俄國人強占走的。“外蒙獨立”，真正的策劃者是列寧和斯大林。我的家鄉有不少人當過兵，在日本投降後隨部隊接收東北。他們回鄉後說，1945年蘇軍出兵東北，燒殺姦淫，比日本鬼子還壞。二次大戰時日本三分之一的工業在東北，所有的工廠機器都給蘇軍搶走了，連鐵軌都拆走了。上學後學習“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心裡就想：“既然中蘇同盟，為什麼還要和我國共管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為什麼中蘇合辦三大航線：北京至伊爾庫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圖，航程在中國境內一長條，在蘇聯境內只有一小截？這不是不平等條約的繼續嗎？還有在新疆合辦石油和金屬公司，真是從海上到天上，從地面到地底，蘇聯都向中國伸手了“。從此，一看到那個時候無處不在的斯大林畫像，一看到占滿報刊版面的對什麼“可夫”，“斯基”之類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齒，不屑一顧。1957年，共產黨定我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狀就是反蘇，1966年又定我為“黑幫分子”。當過中共霍城縣委書記的工作組長給我斷定的罪行還是“反對革命時期的蘇聯，反對斯大林”。儘管當時從最高統帥毛主席到每一個紅小兵都當了反蘇修的急先鋒。一個頑固的反蘇分子卻要冒着死的風險越境到蘇聯來了，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惡作劇。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別無選擇。

家國同難，中國已國不成國，我的家也是泰山壓頂。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饑荒中餓死。現時我父親天天被捆綁着在鬥爭台上挨斗，母親在生產隊勞動一天后還要拖着三寸金蓮去向大隊治保委員匯報。兩個弟弟被開除公職，回鄉監督勞動。我一門四寡：大姑父死於寧夏黃河邊的勞改農場，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蘇維埃運動失敗後被國民黨槍斃，三姑父在“反右”時上吊自殺，小姑父土改時只有17歲，和他母親在一根繩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個堂堂華夏子民，和蘇聯人講這些，有什麼意義？我熱愛祖國，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祖國的事，但是，現在卻連一塊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沒有了。我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翻譯站起來拍着我的肩膀說：“雷同志，不要哭了！”還拿來毛巾給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從制服上衣口袋裡掏出來一大疊人民幣，都是嶄新的十元票子。遞給我看說：“我們的人民幣多得很。現在，我可以給你很多錢，要你回中國去給我們執行一項任務。你完成任務回來以後，我們不僅收留你，還會給你像部長一樣的高級生活。”聽完以後，我一下子蒙住了。他們是要我回中國做特務啊，敵國畢竟就是敵國！好在我在兩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經就我的知識範圍作好了如何應對蘇聯盤問的準備。這還得感謝1955年中國的肅反，那時，可能是為了提高人民的敵情意識，翻譯了許多蘇聯的“反特”小說，我就讀過不少，知道他們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國“執行任務”，可能只是一次“考驗”。我立即回答：“我是一個讀書人，當不來特務。我是逃命出來的，也不想長期住在你們蘇聯，我希望到台灣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會從事特務活動，反對我的祖國，反對我的同胞。這個決心我是下了的，你們不要為難我。”上校聽了以後，一下臉就變黑了，厲聲說：“你不聽我們的話，馬上把你送回中國去。”我又回答：“我是由於受中國當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蘇聯來的，屬於政治難民。聯合國也規定應該保護政治難民吧，我還讀過《蘇聯憲法》（在上高中時，我真的讀過《蘇聯憲法》的英文譯本），你們的憲法也有保護外國政治難民的一條。”上校聽後，知道我不大好對付，稍稍改變了態度，還出現了笑容，可仍然不斷勸我“去中國執行任務”，還說“我們會教給你活動的方法，不會出危險。”一邊說一邊拿着人民幣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我穿着濕衣濕褲濕鞋子，肚子也空了，饑寒交加，再無力和他們糾纏，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後態度：“既然如此，你們把我送交中國邊防軍吧，我寧肯在中國被槍斃，也不會當外國特務。”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復了一臉兇相。正好哈薩克大尉進來了，對上校說了幾句話，翻譯站起來說：“問題暫時討論到此為止，現在我帶雷同志去洗澡換衣，然後吃晚飯。”帶我到浴室後，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湯的熱水澡，洗完後擦身子的“毛巾”，卻只是一塊粗紋平布，和我家鄉農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稱之為“毛巾”。果然言不虛傳：蘇聯的輕工業可落後着呢！給了我一套舊西服，還有一件白布襯衣，號碼都大。房子裡有暖氣，穿着西服也不覺得冷。晚餐很豐盛，大盤的牛肉燒土豆，肉餅子，煎雞蛋，菠菜湯，還開了各式各樣的涼菜罐頭。從罐頭上的商標，我認出來是保加利亞生產的。桌上擺着一瓶白蘭地酒和一盒盒哈薩克斯坦牌的帶嘴香煙。

我在這裡被軟禁了三天，頓頓飯都是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在蘇聯，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飯的就是那五個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譯。大尉是哈薩克人，其餘四人都是或自稱俄羅斯人。吃飯時，上校一改嚴肅之常態，客氣地勸我吃菜，喝酒，飲酒前還碰杯，還說：“為中蘇友誼而乾杯！”文革以前，我本來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時，借酒消愁，常常一個人悄悄地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的小飯館買酒喝，一來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鍛煉，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驚人了。1968年。在烏魯木齊我還曾和一位落難朋友賽酒，席上無人能敵，並隨口吟出了“且看湘漣百尺水，能淹中華八億人？”的“豪語”。但此時和蘇聯軍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風，真是小巫見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們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還唱歌助興，他們幾個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兩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學會的。祖國啊，逃到外國才兩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還要跳，幾個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誼舞，上校還跳了烏克蘭馬車舞，我也跳了幾下秧歌。鬧着鬧着，半夜以後才睡覺。我和混血翻譯睡在一室，床上沒有被子，蓋的只是白布單子上放條薄薄的毛毯。今晚是開始出逃後是第四個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覺。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會碰到什麼。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後，走過幾道門去到昨天吃飯的餐廳，見到他們還在睡覺，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性格活躍的上尉也跟進來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機，他打開了，把波段撥到我國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報道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了，中國有了自己的人造衛星，我十分興奮，喜形於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國話向我表示祝賀，使我感到我雖已身逃外國，仍然有當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上校接連詢問了我兩天，主要關注我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在蘇聯有沒有認識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個。第一個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書的同事。他是烏魯木齊人，在俄羅斯居民區長大，俄語說得好，高中畢業後進入新疆足球隊，足球隊解散後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語。在霍城一中大院內，還有霍城第一小學一位十分漂亮的維吾爾族女教師，是從新疆女子排球隊下放下來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鄉遇故知，兩人談起戀愛來了，帕提曼懷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還是少數民族女人，這可是徐的大錯誤。兩個人都害怕了，1962年邊民外逃時，雙雙逃來蘇聯。第二位安東諾娃，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其實蘇聯並沒有“副教授”一職，實際上是講師。但中國對蘇聯派到中國的講師都給予“副教授”的專家待遇，而中國派到蘇聯的副教授，蘇聯卻只按講師對待。在中蘇交往中吃虧的老是中國一方，整個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們又老是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第三位叫劉克福，是蘇聯人，北大歷史系蘇聯留學生，起了個中國名字。五六十年代時，北大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留學生很多，劉克福與眾不同，他不住留學生宿舍，而和中國學生住在一起，不進留學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飯，為人隨和。我們住在一層樓上，天天見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庫，我們編在一個排，他勞動賣力，評為先進。他的妻子是中國女人，四川籍，原來是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的演員。總政文工團去蘇聯巡迴演出，劉克福是隨團翻譯，兩人談戀愛並結了婚。1994年我探親重回母校，和田餘慶先生通電話，田先生告訴我他去台灣講學時在台北遇見過劉克福，原來他們夫婦都去了台灣教俄文了。

上校反覆詢問了我和他們的關係，做了詳細記錄。可以說這三個人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他們證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後審查中少了不少麻煩。

在這兩三天，每天只向我問兩三個小時的話，剩下的時間都是吃喝。閒談中他們還非常注重從我身上挖中國的軍事情報，特別是民兵是不是發槍了，是不是經常有軍事訓練。對此，我一向是一問搖頭三不知。我發現他們非常熟悉中國，知道一個書呆子老右派新黑幫長期受到管制，當然和“軍事”沾不上邊。後來也就再不問了。上校相當有學問，閒談中還就馬爾薩斯人口論和中國的人口問題，伊斯蘭教的歷史和哲學，高爾基的作品發表了他的看法，還當面用阿拉伯語背誦可蘭經。幸好我多年積累的一些旁門外道的知識沒被他問倒。在談及中國人口問題時，我還批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人口學說，他也點頭稱是。一次吃飯時他突然問我：“你說中國權力最大的除毛澤東外是誰？”我隨口而出：“當然是林彪”。他馬上說：“不對，我看是謝富治。”我吃了一驚，不知他的根據何在。他又接着說：“你們中國也有KGB，頭子是康生。”我吃驚了，因為是第一次聽到。他一邊談話一邊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麵包幹浸到白蘭地酒中，一下就吸乾了半杯，兩口就吃掉了。幾個翻譯也常常與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蘇聯的邊防軍屬於KGB管轄，他們也都是KGB的官員。多年和他們打交道，我發現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學畢業，國際國內，文學藝術，科學哲學都能說一套；一是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非常堅定，只要與蘇聯有關的事情，對的一方總是蘇聯，錯的都是外國。譬如談到兩年前蘇軍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時，他們說：“雷同志，你要知道，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除了國際關係以外，還有一個階級關係，我們華沙條約集團出兵捷克是履行無產階級的國際義務。”當時蘇聯到處扮演着“國際專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個特點就是態度和氣，言談隨便，也沒有開口禁聲的高強度保密觀點，不像中國同類官員們那麼“敵我界限分明”，滿面嚴肅，氣勢逼人。上尉還告訴我蘇聯姑娘多好，說他的娘叫他記住一個俄文詞，是釣女人的訣竅。我不明白，去請教混血翻譯，他一本正經的罵道：“厚顏無恥。”晚上睡覺時，混血翻譯用相當誠懇的語氣對我說：“老雷，你別以為到蘇聯來了什麼都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干體力活。不過你放心，總會比在中國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薩克大尉端來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麵條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訴我：“我的老婆是維吾爾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國飯菜（其實是新疆維族式的“中國飯”），來招待你這個中國客人。”踏上異國土地後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國飯菜，連吃了兩大盤，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譯見着我尷尬的神請笑着說：“沒關係，你現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會和我們一樣，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後來發現普通蘇聯人都很能吃，飯量比我大得多。吃飯時我發現那位混血翻譯不在場了。吃完飯，中尉翻譯馬上通知我：“現在我們要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因為你是非法越境進入蘇聯的，而我們的邊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現在的身份是犯人，帶你去的地方要暫時把你關起來。但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侮辱你的。”隨即拎着個大包帶我上了吉普車。現在車窗上沒有黑布罩了，沒走多久開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諾夫市，現在更名熱爾干特，當時是對付中國的蘇聯邊境軍事重鎮。

車子開進一座規模很大的軍營，軍營周圍是高高的磚砌圍牆，牆頂還有鐵絲網。軍營中間是操練場，四周是營房，軍營中響着雄壯而喧囂的軍樂。他們把我帶進一排房子，陰暗的走廊兩邊是一間間上着鎖的小房間，是軍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開了一間，裡面除一張鋼絲床外什麼也沒有，翻譯叫我換上自己的中國衣服。

我從1966年11月開始就開始了勞改生涯，在伊寧市附近的煤礦挖煤，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搬煤塊，抬石頭，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藍色棉衣是好友陸雲章（新疆教育學院教師）送給我的。絨褲是在烏魯木齊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學劉美崧（後任武漢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送給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學時的恩師張國柱送的，上面都是補丁加補丁了。我換回這身衣服，他們遞給我幾包煙和一摞子中文小冊子後走掉了，把我在軍人禁閉室監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點鐘起床，一名士兵打開牢房把我放出來，叫我到練兵場邊的水泥台階上曬太陽，吃與他們同樣的份飯，翻看他們給我的中文小冊子。

我用很多時間看蘇軍的操練，軍官指揮士兵操練時不喊口令，全靠音樂指揮，方隊前進正步走，齊步走，前後左右走都跟着軍樂。樂隊在操練場正面演奏，人數多，樂曲雄壯。操練時士兵都穿着黃綠色禮服。軍人都帶着肩章，士兵們的肩章是帶款條的軟布條，用條文多少表示軍階。每個士兵胸前都有兩枚徽章，一是藍色盾形，一是有列寧頭像的紅旗形。我十分奇怪，難道他們都有軍功章和列寧獎章嗎？後來才知道，盾形的是勞衛制（“準備勞動與衛國”的體育鍛煉標準）證章，另一枚是共青團團章。一當上兵，人人都得通過勞衛制體育訓練，也都成了共青團員。

下午，士兵訓練結束了，我還是坐在台階上翻閱那些小冊子，春天的太陽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冊子印的是蘇共和中共馬列主義大論戰蘇共理論家的應戰文章，轟動而膚淺，全篇充滿馬恩列寧和勃列日涅夫論的引文，文句也譯得不通順，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擱下了，現在一丁點印象也沒有了。只讀完了一本，是王明（陳紹禹）在莫斯科寫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裝反革命》，列舉了毛澤東的“十大罪狀”。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內部共產國際派即親蘇派的頭領，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還以為他的文章會有些道理的，讀完以後卻完全是負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沒有道理，都是反中國人的，文章當然不會有說服力，不會吸引人。特別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漢奸相，一副蘇共奴才相，真叫人噁心。他列舉的毛的罪狀之一是：“中國武裝侵犯蘇聯領土達曼斯基島“，我讀了義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邊，我會馬上給他兩耳光。俄國人稱的達曼斯基島就是我國的珍寶島。“達曼斯基”是一個殖民我東北的哥薩克軍官的名字。珍寶島在烏蘇里江主航道的我國一側，江水淺時和我國陸地連到一塊兒，而且島以北和以東的土地直到庫頁島，原來都是我國的領土。指白為黑，為虎作倀當漢奸，可恥的中共元老呵！我當了十幾年的反蘇分子，陰差陽錯，逃命逃來了蘇聯，我下定決心，決不能當王明類的奸賊。這些小冊子都是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進步，是家專門出版反華圖書的出版社。以後又陸陸續續讀到了一些類似的文章，和這些小冊子如出一轍：囉嗦的引文，指鹿為馬的事實，厚顏無恥的自吹自擂，難怪在論戰中他們敗下陣來，只好到邊界上去向中國動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蘇聯的黃金時期，國力膨脹，武力稱雄世界，國內經濟建設規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蘇聯共產黨在精神上已經衰敗了，沒有理論戰鬥力了。反觀中共發表的論戰文章，不管是“兩論”（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九評”（一至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不說其道理是否正確，但就文章本身來說，勢如江海，氣吞鬥牛，邏輯嚴密，護己如銅牆鐵壁，刺敵若快槍利劍，篇篇都是“雄文”，說明中共那時確實是集中了不少文筆如椽的才子和學如江海的學問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後就再也讀不到那樣的文章了。十年前讀了一篇《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河殤》的文章，邏輯混亂，史實不清，沒有文理也沒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受審三月：記住！逃命也不能到敵國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帶了一名東干人翻譯來到關我的禁閉室。東干人用陝西土話對我說：“現在我們去坐‘飛船’。”（所謂“東干人”，就是百多年前遷居中亞的中國回民，說的還是兩個世紀前的中國陝甘方言，後面我會詳細介紹）。士官還把我頭上的解放帽摘下，給我披上一件帶斗篷的軍用風衣。風衣寬而長，把我穿的中國衣裳都遮住了。坐車到了個小飛機場，在一架小飛機前面排隊登機。東干人說的“飛船”，其實就是飛機。我發現這裡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腳發表議論，使我很不好意思。東干人告訴我說，蘇聯人全穿皮鞋，沒有穿膠鞋出門的，我穿着解放牌膠鞋，他們覺得既吃驚又新鮮。但這個說法並不全對，一年後我在塔什干火車站看到了好多烏茲別克人穿着球鞋。

飛機上的座位是對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幾個人。我對面坐着位全身戎裝的俄羅斯上校，左邊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邊是個很胖的俄羅斯女人。飛機起飛後一個多小時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機坪，好大的飛機，停着許多大型伊爾式的和圖式噴氣式客機，雄偉壯觀，以前我只在畫報上見過的。坐上電瓶交通車，到了機場大門。出機場後，看到候機大樓頂上豎着“AЛMA—ATA”幾個俄文大字，樓前廣場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寫着同樣的字。我知道到了蘇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士官帶着我剛下台階到廣場，一個身着筆挺的黑色西服，一臉莊重的中年哈薩克官員前來用中國話對我說：“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風衣，遞了一個大文件包給那位官員，算是辦完交接手續，告別走了。哈薩克官員帶我上了一輛黑色的伏爾加牌小汽車，叫我坐後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臉不發一言。向車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別寬，汽車有序地各走各道，聽不到喇叭聲，不像中國汽車東來西往都夾在一起，彼此在喇叭聲上比高低，行道樹高而且大，綠蔭蔽日，路兩邊種着在新疆沒有見過的橡樹，遠處都是樹林，其中不時隱現出一棟棟帶花園的俄式平房，和伊寧市伊犂區黨委大院內書記、部長們住的高幹住宅一模一樣。進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寬闊，柏油路，似乎乾淨得一塵不染。兩旁的行道樹直指藍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間的街心花園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種花開得奼紫嫣紅。車如流水，紅男綠女大多碧眼黃髮，男着西服整齊，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鮮艷。樓房下邊有許多用五顏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貨亭。我數了數樓房的樓層，大多是五層，最高的有十三層，樓房之間都有空地，沒有兩棟連在一起的。樓式輕巧大方，沒有我國蘇式樓房那麼笨重。車子轉來轉去，開到一條不寬闊，又十分寧靜的街道，從遠處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豎着一尊捷爾任斯基的銅像。捷氏是波蘭人，列寧的親密戰友，十月革命後，出任第一任蘇俄肅反委員會主席。一看到捷氏銅像，我就意識到我是被押到特務大本營來了。車停到一棟四層大樓前，大樓大門緊閉，雖然位處鬧市，門外也是靜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開它，果然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辦公大樓。從外牆的顏色，可以看出第四層是後來加上去的。我在這棟樓房裡接受了三個月的審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樓底層的監獄裡坐了7個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樓呈回字形，全樓都是辦公室，除國家安全委員會外，還附帶有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對外文化協會共三個部級機關。這說明當時蘇聯的情報機關、外交部門和涉外協會之類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兒，把從外國進來的人都當成監視對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務。樓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點，用做食堂、澡堂、理髮室和衛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還有兩層的，最底層關的是死刑犯。外國人、政治犯、間諜犯、販毒犯和犯罪的官員也都關在底層。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來分鐘就能聽到從裡邊響起的機器轟隆聲，那是抽風機在給底層地下室送空氣。回字中間的廣場修了一排排沒有房頂的水泥房，則是犯人放風的地方。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知這棟樓房做什麼用了。

走到大門前，衛兵開了大門，門廳正中樓梯的左邊有一張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發通行證。哈薩克族官員給我領了通行證後上到二樓，樓道口有關着的鋼架大門，有衛兵守衛，看過通行證後，馬上去把樓道兩邊開着門的辦公室都關上了，咔的一聲，鋼門開了，放我們進去，隨即關上。走過三、四間辦公室，又是一扇大鐵門，要用同樣的方式通過。最後把我帶進一間大辦公室，裡面坐着一名個子高大穿大尉軍服的俄羅斯官員，他站起來和我們握手，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哈薩克官員走時，我聽他把大尉叫維克多。維克多叫我在大沙發上坐下，說：“我已經派我的工作人員給你買蘇聯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會兒洗澡，換衣，吃飯，過後我們再談。”辦公室牆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張很大的3×4米的中國大地圖。後來我知道維克多是翻譯科長，他的中國話口音相當純，還會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蟲子）之類的方言詞。一會兒，一名長得很清秀，着便裝的俄羅斯青年人進來了，手裡提着個大包。在以後三個月的審訊中，他不時來找我閒談。他叫沃洛加，烏克蘭人，哈爾科夫大學德語系畢業，正在自學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統（蘇聯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馬列主義修養可比普通中國人高多了），特別喜歡談論日本問題，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開，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給我看，有一套廉價的黑色西服，兩件棉布襯衣，兩件汗背心，兩條短褲，還有平布毛巾，盒裝肥皂，牙刷，牙膏和一雙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龍布剛進入蘇聯，尼龍襯衫和尼龍風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徵，蘇聯官員不管男女，幾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門都穿上尼龍風衣，穿棉布襯衣的是窮人，我當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實，穿着棉布要比尼龍舒服得多。當然，我還是感謝他們。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過一道道的鐵門和一次次的衛兵盤問才能到達。淋浴洗澡以後換上新裝，他叫我把中國衣服都留下來。再帶我到旁邊的理髮間理了發，理髮員也是軍人，用的是電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後開口一般大，穿不穩，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辦公室，又來了幾位官員，全是黃毛藍眼珠的。他們拿來一面大鏡子，叫我看看換裝後的自己，我已變得年輕多了。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本來就長得年輕，眉目還算清秀，才勞改四年，書生氣沒有脫盡。一位神態美麗的俄羅斯小姐，穿着白長衫，推來小食品車，叫我吃了午飯。這些人都會中國話，他們用談天的方式向我問話，問我爬天山，過山溝的惶恐狀態，問我“一打三反”，和對蘇聯的初步印象，態度還算友好，的確並沒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點，一個穿便衣的禿頂俄羅斯老頭進來和我打招呼，維克多說此人叫伊萬，負責我的生活，今天要帶我到臨時住處去。又叮囑說除了房東外，不要對任何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他說：“你長得很像朝鮮人，鼻子高，也有點像烏茲別克人，別人要問你，你就說自己是北朝鮮的留學生。”伊萬帶我走出大樓。上了一輛灰色的舊汽車，司機是維吾爾人，我一上車他便打開收音機，撥到中國的頻道叫我聽中國廣播。車開了很久，出了繁華的大街，到城邊一所花園式平房前停下來。伊萬一按電鈴，一對早已在院子裡等着的俄羅斯老夫婦就開門迎接我們。老夫婦兩個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滿面紅光，看上去快七十歲了。他們擁抱了我，說了一大篇我聽不懂的歡迎詞。進房門要脫皮鞋換上拖鞋，領我進了給我安排的小房間，開窗便是果樹，房內有書桌，檯燈和吊燈，掛衣架，一架碩大無比的銅製鋼絲床，床上摺疊放着厚毛毯。伊萬從車上拿下行軍床支在大床對面，是為他自己準備的。老夫婦領我參觀了他們的住宅和園子，共有四間房，都是油漆木頭地板，擺着各種木製家具，牆上掛着油畫，壁毯地毯一應俱全，還有廚房和一間三面大玻璃窗的涼房。園子極大，大部分是果園，長着櫻桃樹，桃樹和杏樹，沒有樹的地方種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節，綠葉點綴着串串紅寶石般的櫻桃，青色中隱現出小燈籠似的草莓，十分賞心悅目。菜園裡種的菜品種不多，只有土豆、大蔥、芫荽和茴香。遠處還有豬房，養着三頭大白豬。屋子裡有電視機，冰箱，院內停着小汽車。我數了一下，房子裡和院內共有十二盞電燈，還都開着。那些年是中國人窮到了家的時候，我真的驚訝於蘇聯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是作孽。

開晚飯了，桌子上擺的菜餚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過，多了幾盤自製的香腸和醃肥豬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黃瓜、酸西紅柿，很可口。伊萬和男房東一邊喝酒一邊吃整根的生蔥和芫荽，讓我吃驚。他們吃得多也談得多，我只能聽懂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幾個名字。蘇聯男人愛談政治，年紀大的人都十分稱頌斯大林，也擁護現領導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的口碑卻十分壞。在我能聽懂一些俄語後，我發現毛澤東是蘇聯全民婦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國的代名詞，他們認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壞中蘇關係的始做俑者是赫魯曉夫，但總的來說毛澤東走的更遠，又把中國人的生活搞得那樣窮，又喜歡宣傳戰爭。特別使外國人難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為神，要老百姓頂禮膜拜。他們也極其反感北朝鮮的金日成，看到畫報上的朝鮮人向金日成歡呼的場面就吐口水，連說噁心。吃完飯，伊萬掏出一張小紙片，上面寫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國話，與我“談話”。老夫婦叫不出我的中國名字，老大娘就給我取了個蘇聯名字，叫阿列克。伊萬介紹說老頭子原來是汽車司機，衛國戰爭結束後從俄羅斯搬來的，有三個兒子，小兒子還在當兵。伊萬的話半真半假，後來我知道，其實老頭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萬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員，留在機關打雜。伊萬這麼說，是企圖掩蓋他們的KGB身份。

而我的“身份”又是什麼呢？他們曾說我“侵犯”了他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境線”，所以我的身份是“犯人”。“犯人”就該關起來，但並沒有這樣，而是住在居民家裡，但也不是完全自由，必須隨叫隨到，大概接近於“假釋”的待遇吧！但看來，他們似乎基本上已排除了我是中國派過來的間諜的可能，只是想進一步了解我，確定我為什麼要偷越國境，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麼用，再作處置吧！但我當時還沒有估計到，為了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麼用，以後他們竟費了那麼大的力氣。不管怎麼樣，既然已經落入他們的手裡，也只得這樣了，我心裡有條線，決不做有悖於祖國利益的事。

“十月革命節”（十一月七日）、五一節和“三八婦女節”是蘇聯人最重視的三大節日，前二者都放假兩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飯，小汽車又把我拉進城到了KGB總部原來的那間辦公室。別人都休息了，只有維克多一個人在，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他一直用隨便的口吻問我的話，但都作了記錄。他叫我寫了自己的簡歷，又給我一張道林紙，叫我作一首古詩和一首新詩，送給他“作紀念”。我琢磨着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詩忘記了，古詩我還記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脫虎口。願生雙飛翼，一作台新游。”他叫我解釋最後面那句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愛自己的祖國。我是為着逃命才來到蘇聯的，並不想在蘇聯生活，希望蘇聯政府幫助我到台灣去，台灣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請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與蘇聯有外交關係。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組成的國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聽了把嘴一撇，用輕蔑的口氣揶揄我說：“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斗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聽了這話我臉紅了，幾乎要哭出聲來，因為他說的是實話。我十分慚愧，為什麼要跑到和自己國家敵對的國家去呢？他又問我：“在蘇聯的中國人很多，你願不願意領導他們起來反對毛澤東？”我馬上回答：“我只會讀書、教書，從來沒有領導過別人，也不懂政治鬥爭那一套，這種事我根本沒本事干。”他反問：“那你去台灣幹什麼？”我回答：“我是學歷史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資料室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資料室看到了不少台灣出版的學術雜誌，知道那裡重視中國歷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國歷史，或者到中學教歷史課，也可以寫小說。憑我的一枝筆，只要到了有中國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養活自己。”他聽後笑了笑：“你不想給我們寫嗎？”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也不想為外國人利用。”他問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問題，又幾次問到：“新疆的民兵發槍了沒有？”

維克多一直稱呼我為“雷同志”，我不理解，因為在中國，稱“同志”是有嚴格的階級界限的。後來我知道了“同志”是蘇聯男人間最普通的稱呼。稱同事是“名字+同志”，對年長者、上司則是“姓+同志”、“父名+同志”或者“職務+同志”，不是只對政治上“自己人”的專稱。我十分害怕真的變成KGB的“同志”，向他請教了“長官”和“先生”兩個俄文詞，牢牢記住了，一直用“長官”或“先生”稱呼他們，絕不用“同志”。他還讓我解釋一些成語和“文革”中出現的新詞，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內地的“百萬雄師”、“鐘山風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麼的。在後來對我三個月的審訊中，我幾乎成了他們的一本“文革”話辭典。他們對紅衛兵小報上不斷咒罵的“二十八個半”特別感興趣，先後至少有三個人問過我。所謂“二十八個半”，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中反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擁護蘇聯路線的共產國際派，為首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一共二十九個人，其中有一個只擁護路線的一半，所以叫“二十八個半”。

到了四點鐘，另一個青年俄羅斯人帶我回住所。他說自己也叫維克多，莫斯科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的，剛結婚，還沒有領到房子，暫時借住在同事家。不過，他能掌握的中文詞條不超出三百個，我們兩人不容易在語言上溝通。可喜的是，他給我帶去了一部劉澤榮主編的《俄漢大詞典》和一套巴金的《家》、《春》、《秋》，還有兩本《魯迅選集》，我有書看了。當天晚上，他教我認會了全部俄文字母，還學會了拼音。

兩天假日過去，從五月三日起，又開始了對我的正式審問。每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中間有短暫的午休。審訊室還是那間辦公室，不過室內的格局變了，桌子擺成三面圍合的樣子，大沙發搬走了。正面的大桌子後面坐着預審官，是前天在飛機場接我的那個哈薩克人，穿着少校軍服。右面的長桌後坐着譯員，桌上放着大辭典。譯員是哈薩克人，高個子，便裝，臉上長滿了肉疙瘩。對面的小桌子是受審者—我的座位。預審官的桌子上擺着一本打開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鋼筆，旁邊是幾本詞典般的書。預審官的手裡還拿着一大疊打印好了的文件。原來在我越界後一個多星期內KGB各式人員同我的談話，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們據此擬出了審問提綱。預審官手裡的文件便是，所有的問題都是按提綱的次序陸續提出。審問中預審官不斷翻閱那幾本書，大概是旁證資料審編和他們編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辭典》之類，內容詳盡，從烏魯木齊到各縣的革委會領導人，造反派組織及其頭頭，軍官和部隊番號，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資派姓名都編進去了。外國人對我國的情報收集很認真，收集的材料周詳的很，反觀我國對國外信息的收集，卻不是那麼一會事。不久前我讀了一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亞五國概況》，印於1997年，精裝本，洋洋幾十萬字，編者十幾人，打開一看卻只能叫人搖頭，通篇都是老話、廢話，百分之九十是前蘇聯時代的資料，和現實不沾邊，連一張地圖也沒有。逝去不復返的昨日的歷史是今日的概況嗎？讀那種書只能接受錯誤的信息，受誤導。《儒林外史》中寫道“宰相必用讀書人”，各種管事也得用讀書人，而且還是要有真正學問的讀書人，是很對的。

兩位官員對我顯出了滿臉嚴肅、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樣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談話的官員們的和氣隨便。不過這是他們固有的官風，帶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觸到的中亞本地官員，小到農場的生產隊長和工廠車間的工長，大抵如此。都是盛氣凌人的，對中國人還顯得特別輕視，在白人官員面前他們卻戰戰兢兢，唯命是從。外來的朝鮮人的此種官風還要突出。我想，他們自己大概也有壓力，擔心被俄羅斯人懷疑他們有“民族主義”，才故意要顯得“立場堅定”吧？審問開始，譯員說“現在問你的‘自傳’”！他說的“自傳”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文化程度和職業那些一般情況，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狀況等。我說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門縣時，他問“石門縣在湖南省什麼地方？”我抬頭一看對面牆上有那張中國大地圖，上面印着石門，便指着地圖告訴他們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圖就從牆上消逝了。預審官審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是不是毛澤東的特務？”蘇聯人口裡毛和中國是同義詞，毛比中國用得多得多。我回答“不是”。他又接着說：“我們的政策也是坦白從寬，隱瞞從嚴”，還厲聲的訓我“老實些”。接着他按了下桌上的電鈴，一名士官拿着我穿過來的衣服和鞋子一樣樣檢查，每個口袋和縫線邊邊都翻了，還用剃鬚刀把衣服里子和膠鞋底子都割開來檢查，都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我口袋裡裝有一支沒有橡皮管的金星鋼筆，還是我讀中學時一位堂兄從廣州寄給我的。從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給我發工資了，鋼筆用壞了沒錢買，可是又要寫檢討，寫思想匯報，寫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筆記。只好把這枝舊鋼筆找出來沾着墨水寫字，平時放在口袋裡。搜出來後他們可找到了紕漏，問我：“皮管呢？是不是用來傳遞情報了？”我說明了原因，還說：“我越過霍爾果斯河時全身都濕透了，過界後一直在你們的掌握下，給誰傳情報呢？”為此糾纏了好久，最後他們說：“我們看你們以後的表現吧。你要知道，我們KGB是很厲害的機關，不能和我們開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層地獄，我們一說聲找，馬上就能翻出來。”之後向我宣布了三條：“第一，你過界後，邊防軍一位上校要派你回中國是試探你的，不必介意（果然讓我當時就猜中了）。第二，我們全面審查你以後，如果沒有問題，可以接受你在蘇聯生活，不會強迫你回中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但不能到第三國去。我們蘇聯法律規定，任何公民要出國必須經過最高蘇維埃批准，你現在連蘇聯公民都不是，怎麼能隨便出入。第三，你在蘇聯的一舉一動都要遵守我們的法律。”我一聽，心裡就笑了，共產黨人居然也談起法律來了，這卻是新鮮事，我在中國是從來沒有聽到也沒有見到過的。

又繼續審問我的“自傳”，問我家庭成員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是只記年齡不記出生年月，父母的生日我是記在心底里的，弟妹們我只能說出他們的年紀，要說出出生年月只好算一下再回答。譯員見了不斷訓斥：“難道你連自己弟弟妹妹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嗎？”滿面輕視之色。對我嚷：“你們不會算嗎？你們中國人真蠢，還是知識分子呢！”在流亡生活中，好些俄羅斯人都對我說“中國人聰明、勤勞，和德國人一樣，不能和中國人開玩笑”，說明他們有文化。但中亞土著民族包括哈薩克人，無論官民，卻總是莫名其妙地認為中國人是愚蠢落後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樣的自大。回答完畢，他們又問我：“你家裡還有人沒有？”我回答還有幾個一到四歲的侄兒侄女，譯員馬上反問：“小孩子不是人嗎？”但我並沒有說他們不是人啊！我只是直接回答他們的年齡而已，他們這麼說，是故意侮辱我，我只好低下頭不做聲。過了好一會，他們喊起來了：“現在你從你七歲到越界到蘇聯，把你的歷史都說出來。我們問你什麼你回答什麼，要老老實實。”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戰爭日本鬼子打到我家鄉，讀書只好斷斷續續。預審官看着提綱問的細極了，學校名字，在什麼地方，校長、教員和同學的名字都一一問到。談到抗日戰爭，譯員又輕蔑地說：“你們中國人還能打仗？八路軍幾杆土槍土炮還能打敗日本。日本人是我們蘇聯紅軍打敗的，打蔣介石也是用的我們的大炮和坦克。”我再也沉不住着氣了，也高聲喊：“你說得不對，我親眼看到中國軍隊在我的家鄉打敗了日本鬼子。美國給日本扔了原子彈，日本要投降，你們蘇聯才派兵到中國。日本是我們中國和美國打敗的，不是蘇聯打敗的。”局面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國人的侮辱，反正我連國和家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命一條。僵到下午四點，預審官說了聲“完了”，結束了這次審問。派另一名哈薩克年青官員監送我去住所。

這個人，房東叫他做伊斯哈爾，裝做神態高傲而且高貴，不和我說話，不和我在一間房內睡覺，也恥於和我一用一張桌子吃飯。他和房東們一起在客廳的桌子上吃，把我攆到廚房的小桌子上吃。又是一個逃蘇後的不眠之夜，我開始知道了什麼是失去祖國的悲哀，什麼是受制於人，俯仰由人的苦痛。我從小就以自己是擁有高度的中華文明的中國人而自豪，我也知道了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秉賦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沒有辦法和從來就是受外族統治，失去了民族同情心和理解心的哈薩克KGB分子溝通的。士可殺而不可辱，決不低頭輸氣，我下定了決心。以後，幾十年的生活證明，憑着這個決心和這股氣去和蘇聯當官周旋，還是挺有用的。因為其實在中亞掌實權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爾明尼亞人和猶太人，本地人和朝鮮人官員都只是仰承他們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較高，說話文明，遠比中國的“文革”工作組和“軍宣隊”講道理，也懂道理。他們又不開批判會、鬥爭會，不搞政治運動。還有他們怕囉嗦，更怕負責任。在許多場合他們的道理講不過我，三斧頭又嚇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後者雖然鄙視、敵視中國人，處處以蘇維埃制度的忠誠捍衛者自居，氣焰不可一世，蠻不講理，卻又是滿腦袋漿糊，我很容易在氣勢上和大談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的大道理上嚇倒他們。他們最欺軟怕硬的，只要對他們的無理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們自己就先軟下去了。總的來說，對於蘇聯，從國家到官員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點就是蠻橫和唯利是圖，還有欺軟怕硬，不能用我們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和處世作風去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為什麼，從道光皇帝起到我國建政後的中央大員，都沒有掌握他們的這些特點，總是喪權辱國，吃了那麼多虧。以後我讀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記》，看到他把俄國人刻畫得入木三分，大感欽佩。

失眠起床，又要到KGB上班報告“自傳”了。有了昨天的經驗，我鼓好了滿肚子的我大中華之浩然正氣，準備寸土必爭，絕不相讓，與他們舌戰幾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斗還緊張。因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輸得起，這一回卻是在外國人面前維護自己祖國的尊嚴，我是“輸不起”的了。誰知一進審訊室氣氛全變了，預審官臉上出現了和氣之色，翻譯官換成了一個俄羅斯人，我一進門他就站起來笑着向我伸出手來，還問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麼樣？”接着吸煙點火。他四十多歲，頭髮開始花白了，個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紹名叫撒沙，列寧格勒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一次談話中他失口了，我知道了他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當外交官的經歷。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雖然仍有濃重的外國腔），語言也有幽默味，愛開點玩笑，是一個老奸巨猾的特務，和他說話時得每一根神經都繃得緊緊地，一不小心就可能上他圈套。他常常叫預審官坐冷板凳，自己對我提出許多問題，而且知道拉關係。一次他問我：“你們北大歷史系有沒有學成歸國的留蘇學生當教員？”我一下想起了教我們世界近代史的教員潘××，廣東人，剛留蘇歸來，學問不太深，我們學生都不太服他。那時我們對留蘇生都看不上眼，因為他們除了俄文好外，其他無論學識還是寫文章的水平，有時連我們這些學生都不如。便回答有，一岔口還說出了潘××的名字。撒沙一下子高興起來了，大笑說：“看，老雷，我們真是他鄉遇故知了，潘也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的，我們是朋友。他是廣東人，個子不高，四方臉，是不是？他會畫畫，我還保存着一張他給我畫的毛澤東像。”老狐狸很懂得中國的人情世故，以為有了共同的相識，說話便隨便了。以後在對我兩個月的審問中再沒有換過翻譯，還是他唱審問者的主角。預審官還得跟據他的提示問案，雖然他的軍銜只是個上尉，比少校預審官低兩級。

“自傳”問得極其繁瑣，簡直讓我煩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學，時間，地點，有沒有休學，原因是什麼？經過哪些政治運動，在運動中的表現如何？都要一一詳細回答，還要提出證明來。諸多社會關係，近親近鄰，同學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問到大學畢業，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學，為了套近乎，和預審官說好，叫我和他並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審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漢俄大辭典》，是蘇聯最有名的漢學家鄂山蔭編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號碼和拼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後一筆的筆劃，査個字可麻煩了。我是知識分子，說話用的詞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務乾脆交給了我，我査起來也比他快得多。預審官也是老資格的特務，從不放過一件沒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過一條他要知道的信息。不過關於中國的事沒有撒沙知道得多，我們的毛主席又發明了那麼多的新政治名詞，如“反右”，“反右傾”，“社教”，“四清”，“文革”等，叫外國人聽了瞠目結舌。有時審問中出現卡殼，對每個問題的問與答，預審官都要用蘸水鋼筆在大本子上記錄下來。問完幾個問題，便叫翻譯與我校對，然後在每一道問題的回答下簽字，沒有要求按手印，比中國文明一點。他們很注意我休學時間的生活和暑期生活，也一再問我在公安局、組織部、人事科有沒有當幹部的朋友。他們認為上述部門都有蘇聯KGB的職能，每涉及到這些，預審官都不厭其煩地問了又問，詳細記錄，並且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撒沙是一位比一般的間諜還要精明的間諜，在回答問題時稍有失言可能就要上當。我注意到這些，總是十分小心，幸好在這方面我也不知道什麼“情報”。審問中，我多次表達了想去台灣或新加坡生活的願望，他立即抓住辮子要我把在台、新的親友交待出來。其實，我一個湘西山區生長的農家子弟，在國外有何親友可攀？他不放鬆，追問不止，我只好把我在台灣的丈八竹竿才能打到的親戚說出來。一位是表姐夫，1946年被抓壯丁去台灣的；一位是表伯父向軍次。我在《參考消息》上讀到過他當過台灣的中美聯運司令，我七，八歲時見過他一兩面。

撒沙表面上對我彬彬有禮，十分和氣。每天給我一包煙，讓我隨便抽。見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面僵持了，立即停止審問，開始插科打諢，說些笑話舒緩氣氛。他肚子裡的笑話也真多，能夠隨時應景說出來。在談及潘××時，他說了個譏笑中國留蘇學生俄語水平不怎麼樣的笑話，說：大學生集體宿舍管理員檢查衛生，見到兩個中國留學生在房間裡，問他們：“你們房間裡有臭蟲和虱子嗎？”中國學生回答：“沒有，虱子和臭蟲都上課去了。”

在蘇聯，赫魯曉夫是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個老百姓口裡的笑話式人物。撒沙也特別看不起赫魯曉夫，又特別崇拜斯大林，從他的口裡我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的二兒子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當兵上了前線，被德軍俘虜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又俘虜了德軍元帥鮑魯斯。希特勒向斯大林建議用他的兒子交換鮑魯斯，斯大林回答說：“鮑魯斯是元帥，你們俘虜的斯大林只是一名士兵，我不能用元帥交換士兵。”這當然表現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拜，我不能判斷事實的真假。從他的口裡，我還聽到了第一個蘇聯民間流傳的關於赫魯曉夫的笑話：

 

赫魯曉夫當了蘇共第一書記，衣錦還鄉，見到他的一個童年時代的朋友，日子過得很窮。便教訓他說：“戈尼亞，你要過好日了，便得學會晚上加班啊！”戈尼亞問：“我晚上加什麼班呢？集體農莊主席從來沒有派過我。”赫魯曉夫回答：“你半夜到街上去看看，別人怎麼加班你也這麼加班，就行了。”戈尼亞記在心裡，半夜出門到大街上一看，只見大卡車小汽車，馬車，人力車不斷向集體農莊的倉庫開去，都在往自己家裡搬東西，懂得了怎麼“加班”。戈尼亞學會了偷集體財產，很快富了起來。一年後，戈尼亞帶了一大塊鹹豬肉到莫斯科去看望老朋友，酬謝赫魯曉夫的指點。他來到克里姆林宮內赫魯曉夫的辦公室前，先把鹹豬肉掛在辦公室外牆的釘子上，進去對赫魯曉夫說：“親愛的尼基塔，聽了你的指導，我富了。現在給你拿來一塊鹹豬肉，以表謝意。”赫魯曉夫聽後趕緊問：“鹹豬肉在哪裡？”戈里亞回答掛在了室外的牆上。赫魯曉夫大驚失色，說，我們克里姆林宮也有加班的，馬上開門去看，鹹豬肉已不翼而飛了。

 

撒沙什麼時候都懂得維護蘇聯的臉面，講了這則譏諷赫魯曉夫的笑話後馬上又給我講了一則關於中國的笑話：你們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長得白白胖胖的，他有一位外國朋友，分別二十年後到北京大學去看望他。兩人一見面，外國朋友大吃一驚地問他：“親愛的，你以前是白白胖胖的，為什麼現在變得又黑又瘦了呢？”那位北大教授回答：“親愛的，以前我們中國上空只有一個太陽，現在變成兩個了。兩個太陽當空照，光線如此之強烈，把我曬的又黑又瘦了。”

預審官照着提審綱要繼續審訊我，在撒沙的引導下，常常是長枝漫攀地越引越長，越扯越多。有時，預審官似乎變成了旁聽者，審訊成了我和撒沙兩個人的對話。他對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關係常常發表議論，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了，社會主義也就將不復存在。打仗主要靠技術，靠先進的武器，光用你們領導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贏我們和美國的。他說在中國的內戰中為什麼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戰鬥力最強，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為蘇聯用現代武器裝備了他的許多軍和師，僅僅依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軍事教條能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嗎？我們又談到我國的抗日戰爭，他的觀點完全是蘇式的，也是解放後我國流行的，說國民黨軍隊不抗日，是八路軍敵後游擊戰和蘇軍出兵東北才打敗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轉地對他說：“你是研究中國的，很了解中國，你打開中國地圖，從內蒙古包頭到廣西南寧劃一條線，線東邊的中國領土給日本占領後，鬼子再沒有力量向線西邊進攻。線西邊都是國民黨軍隊守着的，八路軍只占着陝甘寧邊區的幾個縣。重慶，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國新興的工業城市，因為抗戰時在這些城市開了許多軍工廠，工業發展起來了。他沒有反駁，只是說：“你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的。”

“民族主義”在蘇聯可是一個了不得的罪名，是蘇共對異已分子最嚴厲的指責，和中國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國際主義”則是對人的最好稱讚，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說“你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國際主義的。”從撒沙的口裡我知道了，中國的領導人是民族主義分子，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査，南斯拉夫的鐵托都是民族主義者，而最大的國際主義者是越南的胡志明。大概，還在胡志明活着的時候，越共和蘇共就有反華的默契了。其實，在國際交往中，除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有“魄力”付出民族犧牲去實行“國際主義”義務外，又有誰是國際主義者？日本投降以前，越南要中國幫忙，胡志明親筆翻譯了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抗法戰爭中同樣要中國幫忙，只不過中國的執政黨換了，胡志明又親筆翻譯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大概，這就是所謂國際主義吧！

撒沙他們也很有興趣當時中國的反修正主義宣傳，要我把有關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他們的走狗，打倒新沙皇的歌曲寫給他們。在我整個學生時代的社會關係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我與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和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在北大歷史系同過學，要我寫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寫什麼呢？和李訥絕無交往，只記得上大三時聽人說毛主席的女兒考到歷史系來了，開全系大會時，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的臉盤輪廓與他父親完全一樣。一次下鄉勞動，她挑着水桶往地里送開水，給我倒過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過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發戶，報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人之一。賀捷生和我同級三年，有過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時學政治經濟學，在一次課堂討論會上，老師指定了三名學生作重點發言，訴資本主義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賀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師是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史家賀靖，指名我幫她寫發言稿。她編了關於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說自己七歲就到湘繡廠做童工，得了病，一隻腎臟給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當我們石門縣鄰縣慈利縣的縣長，她回過老家。她對我說：“你們石門人真土。”我反唇相譏：“你們桑植（賀龍元帥的故鄉）人比我們石門人還要土。”我記得，什麼時候賀捷生身邊都有一個男人陪着，先是一個姓朴的朝鮮留學生，後來換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級時她上不下去了，提前“畢了業”，去了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何況三十年，賀捷生風雲直上，我第一次返國探親時知道她已經當了將軍，作家。

蘇聯人就如此這般地，複雜而反覆地與我纏夾着，對我的第一遍“自傳”審問拖了一個半月，直到六月中旬。我真的十分佩服他們的耐性。在蘇聯，每星期只有五個工作日，他們卻是星期六也加班審訊。在第一個星期的星期六，預審官拿出了三張大紙板給我看，每張紙板上貼着四排快三十張半身照片，都是小二寸，照片有男有女，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他要我把我認識的住在蘇聯的三個人都認出來。我在第一張紙板上認出了劉克福，第二張指出了徐英斌，第三張則是安東諾娃。他第一次對我露出了笑容說：“你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從現在開始，你一個人住在房東家，我們不派人陪你了。休息天可以在園子裡玩，幫房東干點活，但是不要到街上去。”我的“地位”，要由他們來認定，我又有什麼辦法，誰讓我“侵犯”了他們的邊境線呢？

房東夫婦卻對我一直很親熱，要我把女的叫嬸嬸，男的叫叔叔，但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姓名。他們也把我當個壯工使用，回去便給我派活，園子裡的櫻桃和草莓大部分是我摘下來的。再就是卸豬飼料和曬豬詞料。蘇聯人愛錢，養老金又只有工資的一半，上校退休也只領一百多盧布。他們的小兒子還沒有結婚成家，需要錢。家裡養了三頭大豬餵的全是糧食，從麵包廠拉來的廢品麵包和沒有發好的霉麵團，卡車拉回來要卸在院子裡的水泥地上曬乾再收儲。他們專門選到星期天來干，以便利用我這個不花工資的長工。幹活累了，老頭子拿出一瓶伏特加，兩人就着麵包，香腸和生蔥吃喝，就算是對我的犒賞了。還叮囑我說：“他們不讓我給你喝酒，你可別告訴他們。”老大娘也常煎一些俄羅斯軟餅（用糖，雞蛋和麵粉和成流質再煎成），卷着果子醬給我吃，味道不錯，是我最喜歡的俄式小吃。三分酒意後，他們還要和我一起用中、俄語合唱《國際歌》。在他們家住了一個半月，初步見識到了蘇聯人的日常生活。星期天，與他們分居的兒子兒媳常帶着小孩來看望父母。老二有個六、七歲的小男孩，調皮十分，一來就吵着要我陪他踢球，爬樹，在果林里捉迷藏，麻煩得我比幹活還累。一個星期天，二媳婦一個人來了，煮果子醬，白天要我給她爬樹摘櫻桃，她站在樹下小籃子接，不斷大嚷：“阿列克幹活幹得好。”晚上一起看電影，又叫我跳迪斯科，一下成了大熟人。她叫卡嘉，三十多歲，矮個子，又白又胖，還長着個俄式朝天鼻，可笑又可愛。晚上她沒有回家，擺了張行軍床在我居室的窗戶下，睡露天覺。廁所也在果園牆邊，下半夜，我出去方便，她一下爬起身叫：“阿列克，到這裡來。”我以為她有事，去到了她身邊。她一下抱着我，吻我，把我往毯子裡拉，喃喃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一下子嚇壞了，掙脫身跑掉了。第二天起床，我怕見她，她卻若無其事，只對我笑了笑。

六月，房東的小兒子從部隊回家休假，白天不見面，晚上睡在她嫂子睡的地方，都有姑娘陪着，常常一鬧通宵，姑娘還不斷更換。果然和我在中國聽說過的一樣，蘇聯的性關係是不講究的。老兩口是見怪不怪，老頭子還向我吹牛，說他年青時開汽車，光維吾爾女人他就睡了五個，有時他的朋友來做客，問我是什麼人，我回答：“朝鮮大學生”。他們不信，歪歪嘴，喊“毛澤東”。

在繁瑣的審問中，只要他們發現有情報價值的，都要我寫成書面文字。同學中，我寫了賀捷生和李訥，教師中寫了翦伯贊，朋友和同事中寫了徐英斌。在我其餘的知識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們沒有發現“有用之材”。在這裡，我要記錄一些翦伯贊的其人其事。翦伯贊是我的老鄉，湖南桃源翦旗營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個部落派到當地當駐屯軍留了下來，他自稱維吾爾族，長得也深目高鼻窄臉，和新疆維吾爾人臉相差不多。不過，他的中國人觀念，漢人觀念十分強烈，常常教導我們：“你們研究歷史，不能一談民族團結就大罵大漢族主義。”還講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訪問蒙古，他們的史學家對我說你們歷史上有‘五胡亂華’，我們不能接受，為什麼把我們貶稱胡人呢？”我回答說：“胡人不是貶義詞，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臉上的鬍子比漢人多，漢人形象地稱他們為胡人，並沒有歧視的意思。”他早年留學美國，三十年代就成了中共的秘密黨員，也就是以黨外人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長期擔任國民黨元老民主派領袖覃振的秘書，抗戰時在重慶給馮玉祥作私人歷史老師。越共領袖胡志明在廣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馮玉祥的後門才把胡釋放的。他原來是學經濟的，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中國社會史大辯論”，他持馬克思主義觀點參加論戰，嶄露頭角，轉而研究歷史。他說着一口湘西官話，口齒清楚，頭腦靈活，學識淵博，詞鋒銳利，特別是文筆，更是流光溢彩。他寫的歷史論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內蒙訪古》等等都是極美的散文，辭章和學術在他筆下得到了高度的統一。我很敬佩他，還曾到他在的燕南國的花園小樓里看過電視。解放後，他和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那些人一樣都是學術新貴，在北大的一級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給了專用小汽車的少數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以後，我對他就變得反感了。他是學術界的反右積極分子，給大學生作報告，大罵“章（伯鈞）羅（隆基）聯盟”，把向達罵作鴻門宴上的范增。南開大學教授，抗戰時西南聯大“戰國策派”大宗師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與他有關，只不過雷先生寫過談古希臘羅馬社會的文章，批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奴隸社會學說。但沒想到，“文革”伊始，他卻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動權威”，給鬥來鬥去，逼得1968年夫妻雙雙自殺了，結局悲慘。不過，在中國學術界江海橫流地“向蘇聯學習”的時候，他堅持不入俗，從不開口馬列，動筆斯毛。他是位真誠的，熱情洋溢的愛國者，“愛我中華”，筆下處處露真情。他也反對當局為了政治需要而歪曲歷史事實的“研究”，講課時一次又一次地講：“研究歷史首先要尊重歷史真實，鴉片戰爭是英國打我國，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件是日本人打我們，我們總不能說美國比英國和日本還壞，總不能把中英‘南京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等同起來。”

面對繁瑣的審問，我煩透了，就想辦法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一事一說，不叫他們抓着枝節。我發現這一手對我在內地的經歷是有效的，但一問到在新疆的事就無法矇混過關了。他們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和霍城的情況比我清楚得多，什麼也不能瞞過他們。譬如說，他們對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縣委統戰部長楊壽山，對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漢族人叫清水河，維吾爾族人叫清水河子。他們又一次問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發了搶，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搶也沒有戰鬥力，是虛張聲勢嚇人的，只能嚇服中國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撒沙還問我：“老雷，你說，毛澤東的家是富農，周恩來的家是資本家，陳毅、康生、陳柏達都出身於有錢人家，為什麼他們特別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呢，我們真奇怪。”他們也特別注意“文革”中被打倒的少數民族幹部的處境，問他們老婆是不是和他們離婚了。我說我只認識一位霍城縣的哈薩克族部長，在縣革委會派發生活費時遇到了他，穿着一身補丁衣服。還有一位糧食局的維吾爾族局長，我在煤礦上勞改時看到他趕着馬車拉煤炭，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對我的回答不滿意，撒沙常說我“你比狐狸還狡猾”。

他們要我最詳細地敘述我在霍城中學教書和“文革”中當黑幫，被勞改的經歷。寫到這裡，我就趁這個機會在這裡再回憶一次吧。

霍城一中在“文革”中改名前哨中學（撒沙聽了插嘴說：“反修前哨”），從1961年到1966年我在這所中學教了五年書。教初、高中的歷史和高中語文。我為人隨和，從不擺老師的架子，學識豐富，講課生動，輔導學生寫文章還出了兩個小作家。1965年我輔導的文科畢業生百分之百地考上了大學，在全新疆拔了頭籌。我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學生也喜歡我，有的年紀大點的高中女學生還私下給我遞條子“表情達意”，我都滿面笑容地接受又悄悄地撕掉，沒有露出一點風聲。在鬥爭黑幫的大會上，沒有一個學生辱罵和毆打過我，有的黑幫分子被戴了高帽子，卻沒給我戴。我還記得校文革委員會副主任，一位高中女學生在批鬥會上發言說：“我校的黑幫分子除了雷光漢外，道德品質都是很卑下的。”不過，我說的都是我教過的學生，沒有教過的學生鬥爭起我來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1967年初冬，我正在霍城縣蘆草溝公社大東溝水渠工地背石頭修水渠，一個我教過的江西籍高三畢業生，要給我打抱不平。他是貧下中農出身，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紅衛兵頭頭，騎自行車到工地找到我，對我說：“你是受冤枉的，我幫助你到上面去告狀，按照政策至少可以先回到學校領工資。”晚上，他用自行車把我拖到果子溝，攔到了一輛一位湖南老鄉開的運貨卡車，把我拉到了烏魯木齊。當時新疆的革命委員會還沒有成立，什麼事都沒人管，軍管會只會欺壓“階級敵人”，火車站，汽車站，自治區黨委大樓前到處都是流民，都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到烏魯木齊來告狀，甚至去北京告狀或者告狀後返回來的人。身無分文，白天在街上行乞，晚上在露天廣場上睡覺，有的走投無路，只好賣兒賣女，我的“告狀”當然也就沒有結果。幸好，在烏魯木齊我的北大老同學多，給我湊了一筆錢，還給我開出了新疆科學院幹部出差的“證明”，使我得以離開新疆。我用分段無票乘車的辦法在一年的時間裡“旅行”了半個中國，到了蘭州、西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石家莊、鄭州、洛陽、武漢、長沙等等許多城市，還到過雲南，有老同學就住在老同學家，沒有就住車站、碼頭。每到一處，買兩個燒餅，灌一瓶涼水，就到各個大學，科學院去看大字報，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我是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究竟。在蘭州大學，逢上了一派學生要打倒原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江在解放後原來一直執掌北京大學，陝西人，是楊虎城培養的鄉土人才，後來加入了中共，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國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回國後做了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1952年中國各大學院系調整，調到北京大學當第一任副校長，以後又當了黨委書記，實際上是北大校政的唯一實際掌權人。他是非常左的，1955年“肅反”運動逼得好多教授、教員自殺（我記得其中之一有原旅越南華僑協會主席、解放後回國在北大東方語言系越南語教研室當主任的一位，和歷史系的一位最有成就的青年考古學家。可惜我忘了他們的名字，要是查是可以查得出來的）。“反右”時江隆基更是受到康生的耳提面命，超額完成劃“右派”任務而居全國之冠。1960年江調去蘭州大學當校長，“文革”開始說他裡通外國，根據是他訪問日本時認識了幾個日本學者，給他寄了賀年片，他保存下來了。最後逼得他在廁所里上吊自殺了。我當時想，這是報應，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江的這一天到來了，何必為他平反？在長沙，我在韭菜園我的一位老同學的老母家住了一個月，整天往嶽麓山大學區跑。一次在湖南體育館看了對省級“黑幫分子”的批鬥大會，“黑幫分子”們排成方隊，站在中央，每人掛着一個大黑牌子，上面寫着他的姓名，我認出來的有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教育廳長唐齡、作家康濯和周立波。周立波也是遭報應了，他是益陽人，文壇最大殺手周揚的本家侄兒，反“右派”時掄大棒最兇惡的。八月份我返新疆時又去了五一廣場看了“計劃生育誓師大會”，幾萬人向偉大領袖宣誓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集體朗誦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人類一定要學會自己控制自己。”我聽了感到真好笑，十年前老人家發出了“人多力量大”的最高指示，反對限制中國人口，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打下台，把中國的人口問題搞得個永世無法解決了，現在又要大家向他發誓要“控制自己”了，真是從何說起？唉！

之後，我回到石門縣子良鄉伴着老父老母住了一個多月，足不出戶。當我一聽說公社派民兵要抓我了，便馬上逃離了家，又輾轉回到新疆，還是一路無票乘車，反正我有了經驗。一般的辦法是，上了車就拿着一本英文本的“毛主席語錄”，找到一名解放軍軍官模樣的人坐在一起套近乎，與他大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把周圍的人都震住了，就誰也不敢向我查票了。十月分，我回到烏魯木齊，住在新疆大學外語系我的同事武鵬雲那裡。他高中畢業後在霍城中學教體育和俄語，以後又考上大學了，高考時我給他輔導了語文和歷史。他是位最講俠義的山東大漢，雖然出身軍官家庭。以後，在九十年代他曾出任湖北沙市紡織工業大學校長。他很周到地照顧我，給我找來了一件舊羊皮大衣過冬，還給了我到學生食堂吃飯的月票。年底，搞什麼“全國山河一片紅”，全中國最後只剩下了新疆和西藏還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奇怪1949年大陸山河都通通紅過一次了，為什麼還要再紅一次呢？新疆革命委員會後來也成立了，主席是原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少將，但後來他跟着林彪吃了癟，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第一副主任賽福鼎。賽福鼎是維吾爾族人，原新疆自治區主席。我要到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去告狀，門禁森嚴，還沒走到跟前就給手持衝鋒鎗的警衛攆走了。怎麼辦呢？不久，新疆大學革命委員成立，全體學生排隊去向自治區革委會“報喜”，說是有大官接見。我想機會來了，冒充新疆大學學生，跟着學生報喜隊伍到了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前，見到出來接見和講話的正是賽福鼎。我請一位維族學生用維文把我的平反要求簡單寫了張紙條，趁賽福鼎講話，我大步流星上去把紙條直接交給了他，拉着他的衣袖不放。他用漢語說了句“這麼快？”叫我跟他到了大樓第二層他的辦公室。在他長長的辦公桌上擺了一排電話，和我沒有說完一句完整的話電話鈴就響了，根本無法談下去。他只好打電話把他的秘書叫來，讓他的秘書處理我的問題。秘書三十來歲，是個十分英俊的回族軍官，普通話和維吾爾語都說得流利。聽了我的陳述，他表示同情，當場寫了張條子：“請政治保衛組處理，雷老漢理應返回學校，補發工資。”署名是“賽福鼎辦公室”，沒有蓋公章。把我稱為“雷老漢”，我感到親切。在他的辦公室里還遇到了一個中年漢族軍官，流着鼻涕，自我介紹說他是王恩茂的秘書。王恩茂可是新疆的一片天，原是中共新疆黨委第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文革”中江青說他有二心，挨了斗。長官倒了霉，秘書也跟着一付倒霉相。到了政保組，一位空軍軍官看了我拿的條子，知道是賽福鼎親自過問的，不敢殆慢，立即給我開了平反條子。“1、返原校工作；2、工資照發；3、有問題運動後期處理。”蓋了新疆革委會的大紅公章。當時新疆的空軍部隊是林彪派，和保王恩茂的新疆軍區作對，空軍部隊派到地方上的軍宣隊人員都同情受迫害的人。

我以為我的狀告贏了，可一當我回到霍城縣，才知道縣革委會對上司的命令並不買帳，不僅不給我補發工資，連現工資也不發了，每月只給我十五元生活費，叫我回前哨中學勞動。霍城縣革委會主任栗壽山，把我當成最大的眼中釘，說我是“大右派翻案的典型”，是“階級鬥爭尖銳性的突出例證”。栗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新疆黨委副書記，在我身上也撈了點政治資本。另外兩個專門整我的人也都是有來頭的人物，一個叫劉允煥，後來當了新疆師範大學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一個叫宋植，後來當了縣委書記。他們不僅是“整人就要把人整死”的殺手，也是品質惡劣的惡棍。宋植在1966年跑到伊寧市，逼着我的女朋友和我劃清界限，還趁人之危調戲她。

聽了我的這一長段陳述，預審官和撒沙一下子興奮起來，還把克格勒的副主席也請來了，要我反覆地講和賽福鼎見面的細節，表示了對賽福鼎的極大關心和興趣。撒沙還對我說：“賽福鼎原來是蘇聯公民，蘇共黨員，他可真是個大叛徒。”我反問：“賽福鼎現在不是中國公民嗎？你們蘇聯承認不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他反唇相譏：“你又來民族主義的一套了，當然我們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他們問的要多囉嗦有多囉嗦，我頭髮昏了，眼都直了，撒沙又給我講笑話來提神，說：

 

赫魯曉夫去歐洲訪問，晚上坐火車回國，到一個車站停下來，同行的人問：“到什麼地方了？”赫魯曉夫把手伸到車窗外，一會兒抽回來，說：“到東德了，有人親我的手。”車行了一段後又停下來，赫魯曉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說：“到波蘭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後一次他抽回後說：“到我們蘇聯了，你們看，我的手錶被偷走了。”

 

撒沙接着對我說，我們蘇聯小偷的本事可大得很，你以後出去工作了，要特別小

心。他還講了個小偷的笑話：

一個蘇聯僑民離國多年後回到祖國，輪船在列寧格勒靠岸後，他走上碼頭，把皮箱放下，雙手伸開後深情的呼喚：“祖國，我回來了。”說完低頭一看，皮箱已不翼而飛。

看來初審已經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兩天假，還允許我到住處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又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羅斯官員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處說：“馬上收拾好你的東西，我帶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東老夫婦告別，跟他坐車到阿拉木圖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來。後來牛水告訴我，我搬走後，隨即住進來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團農場逃來的。她後來被送到卡拉干達市一家工廠幹活了，沒幾天給一位中俄混血小伙子娶走了。我聽後開了個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氣了，為什麼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圖介紹給我呢？

小旅社名叫以色克旅社，旁邊是八層樓的阿拉木圖大旅社，後面是個小公園，有很大的賣花攤子。對面是哈薩克斯坦歌劇院。劇院前豎着阿巴亞、江布爾等哈薩克文化名人的大理石塑像，右邊是家電影院，左邊隔馬路便是哈薩克斯坦政府大廈、中央廣場和廣場花園。廣場上豎有高大的列寧銅像，大噴泉噴出的水線有十幾米高，小湖裡鴛鴦和天鵝在戲水，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散步在花園裡。我住一樓的一間小房裡，房內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衣櫃。出門時要把房間鑰匙交給看門人保管。看門人穿着黑制服，一位彬彬有禮的老頭子。他們一般都是KGB的退休小軍官，在旅社看大門可以領取一分輕鬆的工資，也可以繼續干他們的老本行。房費撒沙代我支付，每天還給我發一盧布五十戈比的生活費。食品很便宜，一個大麵包二十戈比，一瓶牛奶十戈比，再花五十戈比買根香腸，一天的吃食就夠了。節餘的錢我買了筆記本，圓珠筆，剩下的每晚去看電影。從旅社往北走穿過兩條街就是KGB辦公大樓，以後接受審問都是步行來往，撒沙到旅社來接。

次日，沒完沒了的審訊又開始了，不過這次換了名稱，叫“覆審”。預審官拿了一張彩色手繪地圖給我看，畫的是我出逃的路線。又把我發表過文章的照片給我看了，像《伊犁日報》這種小報他們都收集了。覆審是把審問提綱打亂了次序再問一遍，看我的回答對不對得上號。審問時氣氛和緩多了，問的沒以前囉嗦，進度很快。大部分時間是回答另外一些官員們的問題，涉及的層面多，經濟，政治，文學，歷史，哲學各方面什麼都有。有的人要我幫他認繁體中國字，有的人只是把我當成動物園的猩猩一樣看稀奇。他們一般都會中國話，不少人說得十分流利。我想在哈薩克斯坦KGB裡面會說中國話的至少不下一百人。裡面有兩個中國人，一個姓葛，上海人，光頭，又矮又胖，像只大啤酒桶。他的官階高，獨據一個辦公室，別人都立正和他說話。他傲慢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國際共產黨員，你是不明白的。”我心想，你吹牛騙人也不看對象，共產國際四十年代就解散了，也沒有什麼國際共產黨，又從哪裡跑出來個“國際共產黨員”？八十年代末我回祖國探親，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葛某人也來中國訪問了，名義是蘇聯科學院顧問。另一個是個瘦高個，山東人，戴眼鏡，拿着手杖，神氣地看了我幾眼，不屑和我說話。大概古往今來的漢奸都有一種共性，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在同胞面前威風凜凜。

覆審只進行了兩個星期，到七月下旬結束，以後主要是從我身上擠中國情報，也不叫我去KGB辦公室了，派人到旅社問我，還要寫成書面材料。一共要我寫了四份材料：中國的教育改革，中國的人民公社分配情況，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中國同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和日本的關係。我當過教員，又在公社勞改過，他們很能因人用材。我回答了些什麼呢？對第一個問題我寫了，中國學校都關門了，學生都在鬧革命，或者下鄉當農民，教育都沒有了，哪裡來改革？對第二個問題，我回答了人們公社是個大集中營，社員是農奴，五類分子是奴隸。我在蘆草溝公社修了一年的水渠，天天搬石頭，年終結算，我還倒欠公社生產隊二百塊錢。對第三個問題，我回答不知道中國現時的人口統計數字，只知道到處都是人，一對夫婦一生孩子便是三個，五個，長此下去，中國的土地會裝不下，中國的人口膨脹，全世界都要跟着倒霉。對最後一個問題，我複述了一張紅衛兵的傳單：“北朝鮮發生軍事政變，第二號人物金庸健給打死了，偉大領袖金日成被接上飛機到了漢城.”和唱遍全中國的《中阿友好之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撒沙聽了哈哈大笑。他們很重視中國各地區居民的地方性格，因為他們要在中國各地找人當狗腿子。對這點我後面有專節記述。大概各地KGB收集中國情報有分工，他們問我中國的情況只問到了新疆和甘肅。還有一位從莫斯科來的女漢學家和我談了些語言上的問題，如漢藏語系的各分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等等，似乎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說越南人是中國古代越族的後代，廣東話的語言很有中原漢話和東南亞馬來話相混合的特點，她表示贊成。一次，一個穿着華麗，氣度自作高貴的哈薩克女人來和我談話，撒沙介紹說她是共和國對外文化協會主席。對外文化協會也是這棟間諜大樓的辦公成員。

前面提到的那個沃洛佳，文質彬彬，滿腹經綸。是個學者型的間諜。當時他既自學中文，也學日文，重點研究日本，常來和我聊天。一次他帶來幾本介紹日本關東劇的書，問我知不知道。我只知道關東劇是日本的漢化戲曲，源自中國戲曲。又一次拿來一疊日本技術文件給我看，裡面有許多化學方程式，他說是花錢從日本買來的技術資料。他和我談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大和民族對外擴張性給亞洲各國造成的持久性威脅，說日本的經濟擴張全得力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也可以說中國，蘇聯戰後的亞洲政策，不顧己身力量和美國對抗的政策，使日本漁翁得利了。我也向他說出了我對日本的本質看法：日本是個狹小的島國，人口密集，資源缺乏，日本人要生存下去只有靠對外掠奪，倭寇是它自古以來的立國之本。日本人善於學習，集中了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的長處。它又是個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內部團結，武士道和軍國主義得以猖獗地發展，把日本國家變成海盜之國，大和民族變成海盜民族。日本人又善於在強權下低頭，美國給丟了原子彈，日本人就匍狀於美利堅腳下服服貼貼了。所以，日本又是最大的亞洲之奸，為美國向亞洲擴張全力效勞的亞洲奸賊。

一次在旅社大門前，忽然一個高個子中國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紹說是新疆喀什人，在新疆科學分院當過漢維語翻譯，認識民族研究所所長谷苞的老婆，說她是中俄混血。1961年他移民蘇聯，已加入蘇籍。在一個星期內，他天天來旅社找我散步，帶我去咖啡館吃點心，不斷向我打聽烏魯木齊的種種，也有人，也有事件，吹噓蘇聯人的生活幸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KGB打發來驗證我的身份的。不過有時也說實話，告訴我蘇聯的工資水平並不高，每月能領到一百盧布便是好工資了。他本人在麵包坊幹活，一個月才拿六十盧布。

KGB對我的審查還在繼續，使我感到深深的懊悔和懺悔，覺得即使是逃命，也不能逃到自己國家的敵國去。中國有句古語：降將無伸足之日，降卒無回頸之時，那還是在自己國家的內戰中。現在我“自願”當了敵國的“俘虜”，如果我的愛國之心一息尚在，在這個虎狼之國是無法生存的。我決心逃出這個國家，即使逃不出去，我也要告訴我的祖國和同胞：逃亡，也不能逃向敵國。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蘇聯

 

三個月的審查終於結束了，從1970年八月一日開始我就在一家阿拉木圖的工廠打工了。我以後的生活都有是在中亞最大的國家哈薩克斯坦渡過的。在前蘇聯，哈薩克斯坦僅次於俄羅斯聯邦，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在十五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哈國名列第五，排名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之後。哈共第一書記古拉也夫是少有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

前蘇聯的中亞有五個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爾克明尼亞（土庫曼）。這些國名，都有是民族的名稱。前蘇聯解體。五國獨立後，國名都是在族名後加上詞尾“斯坦”。五國中哈國面積最大，有二百七十多萬平方公里。在亞洲各國中僅次於我國和印度。人口則以烏茲別克人最多。中亞位於歐亞大陸腹地，是地球上離海最遠的地方，且多是沙漠和草原，在近代工業和交通沒有發展以前，只有河流邊有一些古代的綠洲文明，也就是我華夏民族開闢的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古代中亞民族都是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白種人，黃種人，混血人都出入在這片遼闊地區，但從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力量，文明程度很低。古希臘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還有跛子鐵木耳帝國都曾在這裡稱霸過。我國自從公元2世紀前通西域後，漢朝，唐朝，契丹族建立的西遼王朝，元朝和清朝都曾把大片中亞土地並進中國版圖，但最後完成對中亞軍事占領的是沙俄帝國和它的繼承者蘇維埃帝國。沙俄在鴉片戰爭後強占了我國今日新疆以西大片領土，斯大林又繼續蠶占了不少地方，列寧還製造了外蒙獨立。在清朝全盛時期，我國領土有一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現在只剩下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了，除英國把雲南和西藏的一部分強佔過去變成面甸和印度所有，法國強佔一部分變成越南所有外，絕大部分土地都是俄羅斯分割過去的。寫到此處，我不禁淚流滿面，我想起了金庸先生在《鹿鼎記》裡寫下的一句話：“安得復起康熙、韋小寶於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羅剎人，而復我故土哉。”

前蘇聯有一百五十多個民族，差不多都有成員住在中亞，這是是世界上民族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可以稱得上“歐亞人種博覽會”。土著民族有烏茲別克，卡爾卡洛阿克（聚居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庫曼（土爾克明尼亞），都信仰伊斯蘭教。烏茲別人群體最大，文明程度較高，中亞文明古城布哈拉、撒馬爾干、安集延、塔什干都在烏茲別克斯坦。其他幾個民族都形成得晚，文明程度不如烏茲別克。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原來是游牧民族，名義上是穆斯林，宗教信仰卻不深。這卻是件大好事，政治遠離宗教，也少了許多民族內部的紛爭，民性也就淳樸了很多。這麼些民族，在文化上，可以說都給俄羅斯同化了，唯一在中亞通用的語言也是俄語。各本地民族局限於原來的低文化水平，缺乏綜合篩選的能力，在接受俄羅斯文明發達的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的同時，對俄人的蠻橫，高傲，掠奪性，排他性，酗酒，偷搶拐騙的負面文化，也常常是照單全收，而且對負面的接受比對正面的接受更多。我一直同情本地民族，每逢本地人和俄人打架鬥毆，我都把支持給予前者。每逢土著人要求獨立，我也同情他們，有時還寫詩頌揚他們。現在中亞各國獨立了，我希望都和我們中國和平相處，都成為我國名實相符的友好鄰邦。

土著居民在蘇聯時期受到的都是俄語教育，表面上看也相當文明。但他們從事的職業主要是牧民，農民和工人，也有少數當官的或當警察，科學技術領域卻涉足不多，財政金融方面，我幾乎沒有看到有本地人當會計或出納的，即便是商店的售貨員也不多。

主要的外來民族有：

斯拉夫人，即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蘇聯的統治民族，軍權，KGB大權和實際掌權的各級共產黨委員會第二書記都掌握在他們手裡。關鍵的崗位，如大工廠，大公司的廠長，經理，總工程師，總會計，科研專家，法官，律師，警官也多是他們。普通斯拉夫居民大規模進入中亞是蘇德戰爭時，五十年代赫魯曉夫在北哈薩克斯坦墾荒，遷來的墾荒者也多是歐洲居民。遼闊的北哈薩克斯坦草原從此發展起來，當地的斯拉夫居民比哈薩克人還要多得多。中蘇關係分裂時期，勃列日涅夫遷來大量蘇歐居民到中蘇邊界的蘇方一側居住。波蘭人也是斯拉夫人，在中亞數以萬計，不過他們是亡國之民，被壓迫者。1940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波蘭，蘇軍占領東部波蘭後，把數以萬計的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在我的印象中，波蘭民族的素質不高，凡是波蘭人的農場都窮，公共財產被偷光了。六十年代後人口統計，波蘭人都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改成俄羅斯人了。

日耳曼人，即德國人。德國人對俄國的影響很大，德意志帝國是俄羅斯帝國沙皇們學習的榜樣，著名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就出身於日耳曼公主。她和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一樣，是侵略我國的罪魁禍首。在俄國殖民者侵占我國東北大片領土後，她宣布：“俄羅斯帝國的國旗升上去就不好降下來了。”許多德國人被聘到沙皇朝廷當大官，包括將軍，大使直到宰相，大量德國移民——商人，莊園主，醫生，教師和牧師也跟着來了，還集居在俄國伏爾加河中游的黃金寶地。“十月革命”後列寧在那裡建立了日耳曼自治共和國，首都叫恩格斯城。蘇德戰爭前夕，斯大林廢除了這個共和國，一夜之間把那裡的德裔居民全部強行抓走，運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當勞工，開礦，伐木和墾荒。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男人大批在戰爭中死亡，需要勞動力，又從德國東部占領區內抓來了很多德國人。在斯大林時代，德國居民和中國的“五類分子”一樣，沒有人身自由，連當兵都不允許，外出都得有路條。赫魯曉夫時代才給了他們蘇聯公民權，不過仍然受到KGB嚴密監視，受斯拉夫人的歧視。德國人素質高，勤勞，文明，辦事認真講信用，特別是他們都是技術天才，中亞許多工廠的第一批技術工人都是德國人。與在蘇聯的中國人一樣，都是受壓迫者，都是天涯淪落人，所以，一般德國人和中國人的關係都挺好。

屬於歐洲的居民還有希臘人和西班牙人，他們是二十世紀30、40年代西班牙，希臘內戰時兩國共產黨武裝的殘存者及後代，西班牙共產黨人還是伊巴露麗的徒子徒孫們，斯大林把他們也送到中亞各地當勞工。西班牙人很早就回去了，希臘人留下很多，大都是工人，農民，其社會地位和斯拉夫人一樣高。但不知道為什麼卻很少見到他們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上有什麼出息。希臘人兇狠，習於鬥毆，不像是擁有高度古代文明民族的後代。

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是斯大林的老鄉，像30，40直到60年代，蘇聯最高統治集團的斯大林，伏龍芝，奧爾忠尼啟澤，貝利亞，米高揚，巴格拉齊揚都來自上述兩個民族，在中亞各地當官的也很多。當時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工業部長就都是阿爾明尼亞人。翻譯撒沙對我說：“阿爾明尼亞人在蘇聯就和你們湖南人在中國一樣，當大官的多。”但不知道為什麼，阿爾明尼亞人的口碑並不好，在蘇聯人中流傳着這樣的笑諺：“問：蘇聯有幾個民族？答：有三個——俄羅斯人，非俄羅斯人和阿爾明尼亞人。”意思是他們擁有特殊地位。不過蘇聯的一百五十多個民族，白人中名聲最不好的是烏克蘭人（貶稱“哈合”），黃種人中是巴什基里人（和韃靼人差不多，居烏拉爾山西，首都烏法。）

阿塞爾拜疆人和北高加索人（後者主要包括車臣人，印古什人，奧塞提人，巴爾卡爾人，阿瓦爾人等），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北高加索山山高嶺峻，是歐洲的“十萬大山”。每個山頭就住着一個民族，形成一個個中世紀王國，說着不同的語言，所以北高加索人的語種特別多。故事說：“上帝在造完人以後，多餘出了一口袋舌頭，都倒到北高加索的叢山中去了，於是在那裡就有了數不清的語言。”古羅馬史書記載，羅馬人去北高加索做生意，要通過八十多道翻譯，才能溝通。北高加索人民風強悍，好鬥不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帝國才完成了對這裡的占領。可是當地的民族反抗鬥爭直到蘇維埃時代還此起彼伏。蘇德戰爭爆發後，希特勒軍隊占領了北高加索，當地不少民族幾乎全民族地站到了德國人一邊，反對俄羅斯人。1943年蘇軍光復了北高加索，斯大林下令實施全民懲罰，把車臣人，印古什人，巴爾卡爾人等民族不分男女老少，大部分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巨大的後患，造成了今日久戰不休的車臣戰爭和車臣恐怖分子在俄羅斯和中亞各地層出不窮地製造事端。流毒所及，直至我國，因為一些新疆分裂分子也到了車臣，當了叛亂者的僱傭軍。

韃靼人就是中國人日常說的“韃子”，又稱塔塔爾人，是蒙古人西征統治俄羅斯後留下的後裔，也可以說是俄羅斯化的蒙古—突厥人，語言屬突厥語族，而音樂，舞蹈幾乎全是蒙古風味。分東西兩部分，東部聚居在烏拉爾山西麓，以喀山為中心的伏爾加河中游，信奉伊斯蘭教；西部居住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信東正教。韃靼人一直不服俄羅斯的統治。德軍占領克里米亞時投降了德國，戰後，斯大林用對付北高加索的手段來對付克里米亞韃靼人，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了。韃靼人聰明，對中國人態度不錯，不少韃靼女人嫁給了中國人。韃靼人是黃種人和白種人的混合，長相漂亮。

猶太人，在中亞各地當官，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藝術家的很多，最差的也是售貨員，幾乎沒有干體力活的。猶太人十分聰明而節儉，善於理財。在遠東伯力附近有一個猶太人自治州，那裡的華僑多，許多猶太人女人嫁給了華僑。猶太人從母系，許多華猶混血兒也就成了猶太人。

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是高加索的原住民，俄國吞併高加索後成了俄羅斯沙皇的臣民。土耳其人一直親德，蘇德戰爭前夕，斯大林把這兩個民族全部流放到了中亞來了。這兩個民族的名聲都不大好，土耳其人蠻橫；庫爾德人更不事生產，女人和茨崗人一樣，以乞討，算命，行巫為職業。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改革伊始，蘇聯烽煙四起，烏茲別克斯坦發生了大規模反土耳其人的民族流血衝突，幾萬土耳其人被趕到江布爾地區來了。

茨崗人就是吉普賽人，是古代從印度流亡到歐洲的流浪民族，在蘇聯各地都有，而以中亞為多。因為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德國也屠殺吉普賽人，他們逃難到中亞和遠東來了。茨崗人的民族習性中有很強烈的印度人遺風，善於歌舞，習於乞討，算命卜卦，並用作謀生手段。他們居無定所，到處流浪。赫魯曉夫大墾荒時，從各地抓了成千上萬的茨崗人到農場，希望把他們改造成生產民族，卻演出了一幕滑稽戲：三天之內，他們全體從農場裡逃光了。

維吾爾人中亞各地都有，在接近中國邊界的哈薩克斯坦一方還有維吾爾聚居區。新疆以外的中亞地區原來是沒有維吾人的，清朝後俄國占領我國伊犁十年，俄占領軍團撤走時擄走了幾萬維吾爾人到中亞，一位維吾爾詩人還寫了一部悲哀的長詩《失去的故鄉》記載了這件事。在1945年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革命”時，蘇聯領事館大撒“蘇僑征”，又有幾萬“蘇僑”“返國”。1962年伊塔地區發生了著名的“伊塔事件”，又稱“五二九事件”，邊民大批外逃，“文化革命”中也逃走了數以萬計的維吾爾難民，中亞才有了維族。維吾爾人善於經商，會漢話的多，不少人保留或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是華僑。

東干人，源自我國的回族，在中亞各地都有，主要聚居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即古代碎葉城，唐朝西域都護住地，李白出生的地方）地區、吉國首都彼什凱克和哈薩克斯坦南部包括首都阿拉木圖和江布爾州。十九世紀中葉陝甘回民起事反清，清軍愛國將領左宗棠西征平叛，第一批起事失敗的回民在白彥虎率領下逃到俄屬中亞，不久俄占領軍從伊犁撤退時又擄來成千上萬的中國回民，他們都自稱東干人。有人考證“東干”就是“東甘”，意思就是“東部甘肅”。民國初年甘肅回族將領馬仲英叛亂失敗，又帶到新疆成千人，“三區革命”時他們被迫當了“蘇僑”，到了蘇聯。以後“歸國”的東干人也不少，但1962年和“文革”中又有逃回蘇聯來的。東干人的文化很有意思，保留了相當多十九世紀的中原文化傳流，飲食習慣幾乎全同於中國人，語言以十九世紀陝甘方言為主，再加入一些俄語詞條形成，用俄文字母拼寫。室內還保持着土炕，牆上愛貼中國年畫和古裝戲曲畫。彼什凱克市附近有一個村子命名為梅蘭芳，也有騷葫蘆、米糧川、二道溝這樣的中國地名。不少老人們講起牛郎織女，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還是一套套的。舉行傳統婚禮時男着禮帽，長袍，披紅帶花，女着鳳冠霞披，穿花鞋。姓名是俄羅斯化的中國姓或伊斯蘭教教名，如馬姓為馬阿洪諾夫，李姓為李桑諾夫，白姓為白沙諾夫之類。他們把政府機關叫衙門，職員叫師爺，警察叫衙役，飛機叫飛船，女教員叫師娘，是中國清朝語言的活化石。東甘人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比較強烈，可是湊不起錢來在東干村子裡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他們聚族而居，少與其他民族來往，形成了東干文化的封閉，保守，排他，又因近親通婚，民族素質日益低下。大概因為人少，又遠離中國現代文化，在蘇維埃時代，他們對俄羅斯存在順民心理，比較仇華，和朝鮮人一樣強烈。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有個東干研究所，所里的東干學者們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準備宣稱東干語是和漢語不靠邊的世界獨立語言。這是因為他們當慣了順民，甘願和先進的文化，和自己的根脫鈎。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迅速發展，他們是既羨慕又忌妒，還千方百計坑害中國商人來賺錢。

朝鮮人，在中亞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朝鮮人，總數當以百萬計，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很高。在蘇聯和中國對抗的時代，蘇聯一百五十多個民族中最反華的就是朝鮮人。對於他們的事大心理和習慣於當順民的民族本性，我要多用點筆墨來敘述。在和蘇聯各族平民百姓的交往中，其實俄羅斯人對中國人一般還算友好，沒有表現出對中國人的特別“義憤”，也不一開口就放言“我們蘇聯”，“你們中國”。只有朝鮮人，張嘴便是“我們蘇聯如何如何好，你們中國如何如何壞”、“中國人忘恩員義”、“我恨中國人”這類刺人的十分惡毒的言語。其實，中國對朝鮮民族之恩可謂大矣，忘恩負義的是他們。上世紀初日本併吞朝鮮後，數以萬計的朝鮮人經東北逃到蘇聯。在三十年代斯大林肅反歲月中，中國人和朝鮮人都是整肅的對象，區別是中國人被關盡殺絕攆光，朝鮮人則全部流放到中亞來了。蘇德戰爭爆發後，前蘇聯各族青壯年都當兵上前線打仗去了，斯大林不相信朝鮮人，不要他們當兵，留在後方幹活。而許多大學又從前方搬到了後方，繼續招收學生，朝鮮年輕人趁機上了學。他們的順民心理，事大心理又十分突出，喜歡加入共產黨，對蘇維埃政權表示了不同尋常的忠誠，蘇聯政權也就歡迎他們了。戰後要恢復經濟，要建設，要專家，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的朝鮮人便成了各方面的專家，並一步步走進黨政樞要機關，不少人當了大官。我來到中亞時，哈薩克中央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哈共江布爾的一名書記就都是朝鮮人。我接觸到的幾個朝人官員都是官氣十足。朝鮮民族的事大主義有着久遠的歷史傳統。因為朝鮮是個小國，被中，俄，日本三個大國包圍，無法自立，歷代高麗國王便以“事大”引出了民族的順民、忠僕的民族性格。日本侵略中國時，“高麗棒子”成為最兇惡的幫凶。侵華日軍中有許多朝鮮兵，在1942年侵入我家鄉的日本軍隊裡朝鮮兵占多數，他們執行日寇對我實行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最徹底，獸兵過處，一片焦土。日軍占領北京時，在菜市場上，日本人是只搶菜不給錢，朝鮮人則把菜搶走，還要把中國人的菜攤推到在地，再踏上幾腳。亡國後的朝鮮人逃到中國被接納，而剛立下足來又依仗日本勢力（他們也有日本國籍）壓迫中國主人，民國初年發生在吉林省朝鮮移民屠殺中國居民的萬寶山事件便是一例。狗要比主人更兇惡才能討得主人的歡心，大抵如此，比如，從前上海最兇惡的警察就是英租界的印度“三道頭”和法租界的安南人。中蘇對立時期，朝鮮人的姓名和中國人一樣，長相也差不多，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所以處處表現出自己對於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有的朝鮮人對我說：“只要我們蘇聯的電鈕一按，你們中國就得完蛋。”八十年代中國女排稱雄全球，把蘇聯女排打敗了，有些朝鮮人見到我們中國人簡直是氣憤填膺。不過，由於生活習慣和我們相近，不少朝鮮女人還是嫁給了中國人。前蘇聯解體，中亞各國獨立，本地民族掌權，朝鮮人馬上失勢，又處處受氣，他們又倒過來向中國人套近乎拉關係了。今日朝鮮南北分裂，北朝鮮是壓在中國人脊背上的大包袱，金日成家族吸了幾十年中國人的血汗，在國內排華，搞民族沙主義，無法自立。幾十萬北朝鮮人為躲避飢餓，逃到了我國東北，南韓人反而在漢城，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城市我國的使領館外面遊行示威，說我國不尊重人權，不承認那些北韓人的難民身份。而祖先為南韓人的我國朝鮮族同胞回到南韓後，南韓人又不承認他們的朝鮮人身份，把他們當中國人來歧視。朝鮮人的種種變態民族心理既無理又無情，叫人奇怪。在中亞朝鮮居民中，也有許多怪事。比如朝鮮姓來自漢姓，如果是貴族，則在漢姓後面加一個“蓋”字，像《薛仁貴征東》一書中的高麗大將蓋蘇文，其實本名是泉蓋蘇文，即姓泉的貴族。蘇聯解體後，已經高度布爾什維克化了的中亞各地朝鮮居民又紛紛把自己的姓氏中加上了“蓋”字，如金蓋，李蓋，巴克（朴）蓋之類，以表示他們昔日的貴族身份。

至於生活在蘇聯各地的中國人，即漢人，也是人數不少，源遠流長的。KИTAЙ一詞顯然始自西遼國的統治民族契丹，因為漢人和契丹人都是東方民族，黃種人，以後，在俄語裡就主要指稱漢人了，也泛指中國人。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反華年代，蘇聯人把來自中國的各民族人士，甚至包括返國的原留華俄僑，都一律稱為KИTAЙ，包含着蔑視和不可信任的意思，KИTAЙ成了個大貶義詞，幾乎成了萬惡之源。

歷史上，俄國人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黑龍江以北至外興安嶺，烏蘇里江以東至海的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原屬我國，居住着大量漢、滿等族的我國居民。在黑龍江以北有一塊地方叫海蘭泡，又名江東六十四屯，即六十四個村子，居住的全是漢人，十九世紀中葉清、俄劃界後仍屬我國，在民國時代的我國地圖上還是劃入中國的版圖的。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我國，俄軍和日軍是主力。殘暴的俄國軍隊把那片土地上的中國居民全部攆到黑龍江里淹死了，只有少數倖存者活下來，史稱“海蘭泡慘案”，這個地方也就變成了蘇聯的布拉戈雅申斯克市。清俄邊界開放後，在海參崴（俄名弗拉基沃斯多克，即“掌握東方”）、伯力（俄名哈巴羅夫斯克。哈巴羅夫是俄國侵略遠東的殖民軍將領）、赤塔、伊爾庫茨克，直到遙遠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列寧格勒）都有人數不少的中國商人在那裡經商，西方記者把赤塔稱作“中國消極的殖民地”，把哈爾濱稱作“俄國積極的殖民地”。“十月革命”後，中國商人被攆回國或者殺掉，房屋和財產全沒收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國需要勞動力，在山東，河北各地招募了十萬華工去修西伯利亞大鐵路，開礦和伐木。“十月革命”時成千上萬的華工參加了紅軍，英勇善戰，有的中國戰士還當了將軍，列寧的衛隊營即由中國戰士組成。在蘇聯經濟恢復時期，中國工人做了極大的貢獻。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鎮反，把中國人全當間諜抓起來了。當時在海參葳，伯力各地見着黑頭髮，“契卡”分子就抓，把一些長着黑頭髮的俄國人也當中國人抓了起來。抓起來後關在大森林的集中營做苦工，有的槍斃了，裡面還有不少為共產國際和轉入蘇共作華僑工作的中共黨員，只有少數被新疆軍閥盛世才要回了新疆。幾萬一時未死而在集中營做苦工的中國人，後來大部分死於集中營了，少數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掌政後才釋放出來，居住在遠東和中亞各城市。在同一時期，美國用電椅處死了兩個意大利僑民，全世界抗議，巴金先生也寫了長篇文章為他倆喊冤。而斯大林殺了幾萬中國人，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哀哉中國人！這批華僑倖存者都娶了俄女為妻，他們的子孫也已淹沒在俄羅斯人的汪洋大海中了。在“九一八”事變日本占據東北後，又有大批中國人從東北逃難到遠東，其中還有馬占山領導的抗日義勇軍戰士。他們抵達蘇聯後，命運也十分悲慘，被當成日本間諜關進了集中營。斯大林的手段是如此惡毒，一方面在廣播電台里，號召東北中國人如不願受日本統治，可以逃難去蘇聯，當人們冒着千難萬險逃到蘇聯後，又把他們當日本間諜判刑勞改。

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幾萬所謂蘇僑從東北，新疆，上海各地回到蘇聯，裡面大部分是和白俄女人（白俄，“十月革命”後逃到中國的蘇聯人）或同其子女結婚的中國人及他們的孩子，多數還是中國公民。另一部分是“三區革命”後蘇聯駐新疆烏魯木齊，喀什，伊寧，塔城，阿勒泰，博樂各地領事館非法發展的所謂“蘇僑”，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回族等各個民族的都有。

當初，幾萬白俄逃到中國後，在新疆稱為“歸化族”，加入了中國國籍，成了中國的公民。烏魯木齊還有歸化中學，不知道為什麼解放後又搖身一變，成了什麼“蘇僑”？其實他們中間的大部分是堅決抵制回蘇聯的，到了蘇聯後，又先後移民到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國了，以去澳大利亞的最多。最後兩批來蘇聯的中國人一是1962年的新疆伊犁，塔城邊民外逃事件中過來的，多是逃避中國大饑荒的哈薩克、維吾爾族難民，只有少數漢族，也有成百上千人。一是1966年後為逃避“文革”災難從東北和新疆越境過來的。蘇聯開始接納中國人，還有一些有趣的掌故。原來，在1962年以前，中蘇邊界是關閉的，一有中國人越界，蘇方立即送回。赫魯曉夫執政時中蘇關係破裂，赫氏想整中國，也需要向中國吸收勞動力，進行他的“共產主義建設”，於是在1962年3月份放出了一個信號，接納了中國的一對漢維戀人。中國建國後，新疆禁止維吾爾和漢族通婚，霍城縣前進公社一名山東姑娘和一名維族小伙子談戀愛，到公社拿結婚證明，挨了一頓罵後被拒絕了。他們雙雙逃來蘇聯，蘇方沒有把他們送回中國，實際上是告訴中國居民：“你們放心逃到蘇聯來吧，我們接納你們。”同時，各地蘇聯領事館的外交官也到少數民族居民中放風：“你們趕着牛羊到蘇聯去，我們歡迎你們。”到了四月份，蘇軍打開了邊界鐵絲網，邊民逃蘇的大潮向邊界涌去，我當時在霍城縣教書，走在大路上，滿耳都是“優爾塔什拉，索悠斯，開台！”（維語“同胞們，往蘇聯逃呀！”）的叫喚聲。我每天都主動帶着學生去邊界把牲畜趕回來，為保護國家財產很出了一番力氣。前面提到那位維吾爾小伙子，以後我在阿拉木圖東郊契里克鎮見到了，他一見到漢族人就驕傲地吹噓：“同志，你們漢族的丫頭我拿下了。”此次邊民外逃幾乎長達一個月，霍城，塔城，額敏三個縣的居民大部分都走了。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軍管會開公審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了，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成潮，可經歷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中國人過來以後，起先都安排在偏僻的農場種田，放羊，以後差不多都進城謀生了，大部分在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只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有的年青的有志者一邊打工一邊上學，成了工程師，博士。他們中只有少部分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一部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到中共“三中全會”後才先後恢復中國國籍。在那個長達近三十年的中蘇對立的歲月里，留蘇中國人在政治上的分化是十分明顯的，少數人保持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正氣，還有少數人當了職業間諜或鐵杆漢奸，有些還被KGB派到東南亞活動，大部分人雖然不吭不哈地過自己的日子，卻仍然心向祖國，關心祖國的命運。有許多解放前就來到蘇聯的老華僑，或是他們的後代，沒有受過教育，幾乎是文盲，卻都很愛國，對中國人也親熱。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被解放軍趕到蘇聯來的，和俄羅斯女人或混血女結了婚，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受過良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一般都潔身自好，也心向祖國。雖然他們處世的方式是傳統的，舊式的，對KGB官員點頭哈腰，唯唯諾諾，但就是不合作，反正不給他們效勞。有一個真實的笑話：有位從齊魯大學法律系畢業，當過西安法院推事的王某兄，入了蘇籍。一次KGB傳他，他進了指定的辦公室，一進門就向左一鞠躬，向右一鞠躬，向前一鞠躬，再抬頭一看，辦公室一個人也沒有。還有一種“反常”的情況，就是“文革”前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包括那些“右派”、“反革命”，卻多是愛國硬漢。表現最惡劣的卻是那些素來“革命”的中共黨員、轉業軍人或邊防軍人，還有紅衛兵，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人。因為他們不知道愛中國，愛中華民族，滿腦子裝的只有黨，只有毛主席。跑到外國來了，黨沒有了，毛主席也沒有了，失去主心骨了，加上他們善於投機，慣於內鬥，習於檢舉，揭發，告密，勾心鬥角那一套，自然和KGB一拍即合。中共的政策和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人空前的民族大分裂。以前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跑到外國了的中國人更成了一堆卵石彼此碰撞，損嶙去角，外國人是很懂得利用中國人習於內鬥的品性的。其實，和中共的政策比較，赫魯曉夫時代以後蘇共的政策還是相當寬鬆的，容許人活下去，只要在他們的威脅利誘前不低頭，他們也不是非得讓你當降奴，把你當敵人，斗得個你死我活。那時蘇聯的建設規模大，到處都需要勞動力，工作好找，不愁掙不到錢活命養家。

最後，我寫點我個人對KGB的認識。KGB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俄文縮寫，它的職能是：1，收集國外情報，向國外派遣間諜或收買間諜。2，在國內反間諜，把蘇聯領土上生活的每一個外國人都當成外國特務來監視。3，對內嚴密監控和鎮壓任何對蘇聯政權不滿的活動，特別是異議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上至黨政軍最高頭頭，下至每個平民百姓，都置於它的嚴密監視下。它的機構像蜘蛛網一樣遍及全國每個角落，在全蘇和各加盟共和國中央是安全委員會，州和市是安全局，區設特派員。任何有科室的機構都設有第一科，後改管理科，就是KGB科。任何機構的人事科都是KGB的直屬單位。在蘇聯，企業，事業的領導人都可以招聘，包括廠長，經理，校長，唯獨所有的人事科長，都必須由KGB派出。任何部門，單位的主要負責官員在取得官職前都要為KGB當三年特務，而外國人在取得蘇聯國籍前也要有同樣的經歷。據說共產黨任何一級黨委會開會時都要有KGB官員出席，坐在會議桌旁一言不發，可是沒有他的出場，會上所做的任何決議都無效。蘇聯沒有中國式的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來控制大眾，清除異己，用的就是KGB無處不及的監控職能。每個車間，每個工作隊，每個辦公室每棟樓房都有它的密探，許多成員還是有犯罪前科被抓住了辮子，品格極其卑劣的人。除美國外，蘇聯最害怕的國家是德國和中國，對國內居民監控最嚴密的自然也是德國人和中國人。KGB的各級領導多是俄羅斯人，此外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它還掌握着軍隊，邊防軍是由文官管理的，所以KGB的每個工作人員都有軍銜。哈薩克斯坦的KGB主席是克列奇科中將，州局的局長軍銜是上校。執政半個多世紀以後，蘇聯共產黨已完全腐朽了，衰老了，全靠KGB來勉強支持，迴光返照，和明朝晚期皇帝用東廠，西廠，錦衣衛維持政權一樣。一個國家任憑安全部門權利膨脹，絕非國家之福。1972年我在阿拉木圖KGB監獄坐牢時，寫了一首打油詩：“豈有特務能興邦，豈有間諜可亡國，政府若不行正道，早晚一命嗚呼也。”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在三十年以前我已經覺察出蘇維埃帝國去日無多了。

開始打工

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以前見到過的那位KGB副主席到旅社來和我談話。他看來只有四十多歲，一付文質彬彬的學者派頭，說着流利的中國話，他還說會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他說他是靠讀中文偵探小說學會中文的，三句不離本行，也叫我讀俄文偵探小說來學俄語。他先給我戴高帽子，說：“雷同志，我看了對你審問的記錄，覺得你回答問題很有邏輯性，也講氣節，我們也看重講氣節的人。你知識面廣，文字水平高，象你這樣的大學生在我們的大學裡也不容易培養得出來。”又說：“蘇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我們相信國際主義者（指親蘇分子）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你在蘇聯留下來，留在阿拉木圖工作，離中國近，將來回中國也方便，目前你主要的任務是學好俄語”。聽到這兒，我一下子警覺了：怎麼！給我派“任務”了？我心裡明白了，如果我要是再提出要去台灣或新加坡，那是自取其禍。第二天上午，撒沙把我領到了審訊室，預審官對我說：“對你的審查已全部結束，你有什麼要求可以向我們提出了。”我回答：“我向蘇聯政府申請政治避難，我希望到工廠或農場去當工人，用自己的雙手掙麵包吃。中國形勢變了，我就馬上返回自己的祖國。”他立即回答：“我們接受你避難的請求，但不是‘政治避難’。因為你只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如果同意你在蘇聯政治避難，就要把你送到莫斯科去，像王明一樣，國家花錢養着你，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你還不夠這個資格。你得用自己的勞動掙錢，你的工作由撒沙幫你找。”我連忙說：“當然，當然！我從來也沒想過像王明那樣的‘政治避難’。”接着遞給了我一張打字紙，叫我寫申請書。我的申請書寫的很短，開頭寫明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我決不從事反對我的祖國和我的同胞的特務活動。”最後幾句我一直記得牢牢的：“我相信籠罩在我的祖國上空的烏雲終將消失，到了那個時候，我將帶着對蘇聯土地和蘇聯人民的美好回憶回到我親愛的祖國。”撒沙又告訴我：“你已經失去了中國國籍，又沒有得到蘇聯國際，現在只能領無國籍護照。按照蘇聯法律規定，無國籍者也是外國人，只能在所住城市二十五公里範圍內活動，超出這個範圍要向警察局請假，你決不能違反蘇聯法律。”

下午，撒沙帶我到阿拉木圖市警察局外事科領護照，那裡早已準備好了。無國籍護照是綠顏色硬封面的本子，蘇聯護照則是紅色的。在蘇聯只要有護照，兵役證（本國公民）和勞動手冊（工齡本子），便可以到處工作，沒有政治鑑定，也不要檔案。

次日上午撒沙帶我出去找工作，先到了市勞動介紹所（他翻譯成“找工作局”），登了記。接着說我們到哈薩克斯坦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去看看。科學院位於市中心一個很幽靜的地方，周圍綠蔭蔽天，離KGB辦公大樓也才三個街道。大樓是古典的俄國宮殿式建築，黃色。大門前豎着瓦里漢諾夫穿着沙皇時代軍服的青銅塑像。瓦里漢諾夫是哈薩克的“聖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聲稱他是哈薩克第一個科學家。有人說“哈薩克民族最大的科學發明就是發明了瓦里漢諾夫是個科學家”。歷史的真實是：瓦氏是沙俄軍隊的一名小小的上尉軍官，會說俄語。十九世紀時，俄國派他到中國新疆去當偵探，搞間諜活動，探跡所至直到敦煌。回來後給沙俄政府寫了些關於新疆的調查報告，不過如此而已。直到今天，瓦氏還是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的聖人和民族光榮，鈔票上印着他的頭像。我一看到銅像，聽了撒沙的介紹，再走進基座看到瓦里漢諾夫的名字，一下子熱血便衝到了腦門，原來他們的“科學家”便是這號子人。在一間辦公室，見到一位混血中國人，他說解放前他是從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的，返回蘇聯後又在莫斯科拿到了學位，是東方所的負責人。他的辦公桌上擺着《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他指着說:“分析裡面的文章就是我們的工作。”原來如此，我能幹這種事嗎？我相信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是一個錯誤，歷史終會給它作出結論，但那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你們外國人要怎麼辦是你們的事，尤其對於我深深懷有警惕的蘇維埃帝國，可以肯定，你們只不過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號，從你們的國家利益出發，從事反華的研究和活動而已，我是永不會參與的。我對撒沙說：“我俄語全不懂，在中國勞改了幾年，中文也忘了不少，還是先去工廠當工人吧。”可能是我早就多次聲明過，撒沙沒有為難我，只是點了點頭。那個混血人在書架上取下一本《新唐書》，翻出《回紇傳》遞給撒沙，撒沙把書交給我說：“請你把這篇文章給他們譯成現代漢語。”他又帶我到了科學院圖書館的中文部，他的人頭熟，介紹我和管理員認識了，告訴我以後可以去哪裡借中文書看。後來我知道了，那個年代不少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逃過來後都要送到科學院去混些時候，一是名聲好聽，一是給他們翻譯中國古文。中文部的書架上擺滿了中文書刊，還有一包包的書堆在地上沒有拆包，是五十年代從中國運來的。管理員是個細瘦的哈薩克女人，會說點漢語和英語，她要了我的護照登記了姓名，說有了阿拉木圖市的戶口後，隨時都可以來借書。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撒沙來旅社告訴我：“我們上級接受了你的請求，現在帶你去一家工廠辦理入廠手續，這家工廠的工資好，工人食堂的伙食也不錯。我們蘇聯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當工人是光榮的。”撒沙帶我坐小汽車走了好久，到阿拉木圖北部工業區一家工廠，先到人事科，辦事員都是俄羅斯人，很快給我填寫了勞動手冊，發了工作證。我聽懂了女辦事員對撒沙說的一句話：“他長得很漂亮。”人事科還叫來了我要去幹活的車間的車間主任，帶我去車間看了看，又派工長帶我領了工作服，看了澡堂更換衣服用的衣櫃，叫我第二天就上班。還說已經在工廠的集體宿舍里安排了我的鋪位，可以馬上搬過去。我成了打工仔，KGB也就把我移交給工廠看管了。臨走時，人事科長還給我發了二十盧布，叫我暫時用作生活費，發工資時再扣回去。

這家工廠叫“機械磨床廠”，生產拖拉機發動機的汽缸和各種拖拉機、汽車和坦克的筒狀零件，蘇聯不少民用工廠也生產軍火。廠里有翻砂車間，零件自己鑄造。我幹活在氣缸打磨車間，一排排自動車床排立着，機器轟鳴，上方有天車來回駛動，勞動十分緊張，看不到閒人。夏天天氣熱，有人便光着膀子干。全是帶水打磨，地板上滿是白色的肥皂水。我第一次看到現代化的工廠，看到工人如此繁忙地創造財富，真正是偉大的。男女工人絕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只有少數幾個哈薩克工人當搬運工和清潔工。八月一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後從旅社搬到了集體宿舍，我開始獨立生活了。

分配給我干的活是氣缸內層最後一道的磨光工序。車床是自動化的，有儀表控制，磨頭由保全工安裝和檢查，我只要完成拆卸零件和按電鈕兩道手續就行了，看了五分鐘後就上崗頂班幹活，沒有當學徒。每個班都有定額，我第一天就把定額完成了，車間的工頭和同組工人都來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說：“阿列克，好樣的！”工資是計件制，出的成品越多工資越高，完不成定額的要在休息天加班，所以工人幹活都十分賣力，午休時急急忙忙吃完飯就上崗幹活了，看不到扎堆閒談。我也儘量避免和別人說不相干的話，因為蘇聯人一開口就要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派”，“紅太陽”之類叫人難以回答的尷尬問題。每月發兩次工資，第一次叫預支，每人五十盧布，下月初再發全月工資。我八月份領了一百一十盧布，九月份領了一百五十盧布，物價便宜，工資是很夠用的。領到第一個月工資我就把全身裝點一新了，還買了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錶，才十五個盧布。

我干的是最後一道工序，質量檢查台就在我的車床邊，見到女檢查員們拿着儀表檢查每一個零件。如果度數誤差不大，工長拿着在鐵桌子上一敲就合格了。俄羅斯工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技工，技術十分熟練，他只管零件質量和定額，沒有時時到車床間轉悠，督促工人幹活。檢查台後面是個大布告欄，上面焊着列寧頭像的鐵板畫和鐵條焊的大標語，欄上貼着花花綠綠的宣傳品，每個月的工資單也貼出來公之於眾。布告欄中間貼着四張蘇聯軍官的戎裝照片，是入侵珍寶島時被我國邊防軍打死的，是他們的烈士。有的工人走過看一看照片再望一望我，忿忿地說：“КЙТАЙ”。旁邊幹活的女工也不時和我說：“你們的毛澤東真壞，打死了我們那麼多人。”每逢此種場面，我都裝着聽不懂，走開了。我的上一道工序是一位烏茲別克工人幹的，他幹活粗糙，常常他加工出來的氣缸我放不進零件卡，只好要他重干。碰上這種情況，如果是俄羅斯工人，他會說一聲“對不起”，然後接過去再加工，可那個烏茲別克人不一樣，一見我把零件送過去便出口傷人，還對我揮拳頭。有一天我氣急了，拿起氣缸朝他揮出的拳頭砸過去，以後他才老實了一些。許多中亞土著都是這樣的，似乎比俄羅斯人還仇視中國，也不知是為什麼。我慢慢得出經驗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人欺負我便要和他對着幹，打不贏也要打，聽到有人罵中國也惡語還擊。他們一般都欺軟怕硬，你不服輸他就先服輸了。不過俄羅斯人有一個大優點——不記仇，吵架打架兩分鐘以後就可以握手言歡，如果再一起喝上一杯，馬上就可以成為好朋友，親兄弟。我在那台磨床上幹了十一個月，沒出過一次事故，月月都超額完成定額，只要頭頭通知我加班，我是從不拒絕。和同事們相處得也挺好，原因之一是他們大部分是女工。

蘇聯的計劃經濟十分嚴格，定額高，工廠頭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完成計劃，不敢苛待工人，能完成計劃的人就是好人，沒有民族歧視，也不管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對於完不成定額的，喝酒曠工的人，處分是很重的，要拉到“同志法庭”去審判。“同志法庭”的法官和陪審員由工會指定的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開庭時全車間工人參加，先由違紀者自訴錯誤，再由同事批判最後法官判決，一般是扣除部分或或全部的當月獎金。工資中百分之六十是計件金額，百分之四十是是獎金，如果違紀，這百分之四十就沒有了，這是控制勞動紀律的緊箍咒。一次審判一個工人，是因為他領了工資以後不把錢拿回家，和酒鬼朋友們去喝酒，工資花光了再回去吃老婆的。他老婆告到車間工會，結果“同志法庭”判決他的每月工資由他老婆來車間領取，剝奪了他本人領工資的權利。六十，七十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建設規模大，機械力量十分雄厚，工廠里車床比工人還多，運輸公司的汽車比司機還多，我一個人就有三台磨床，擺成口字形，這台壞了那台干，歇人不歇工。他們也很注重勞動安全，車間有安全工程師，隨時檢查，工人搞壞了車床沒有事，如果受傷了則是大事情，AKT（事故報告）由安全工程師一寫，從車間主任到工長都得挨罰，扣獎金。常常是工人受傷了，車間主任叫他回家悄悄地治傷，養傷，工資照發，不讓上面知道。不過，車床質量不高，老出毛病，修理工的活比誰都多。磨工車間裡面有一間小機房，裡面擺着一台車床，由一個老車工專用，不用時用黑漆布把車床蓋得嚴嚴的，老車工下班了把機房鎖上，鑰匙交給車間主任自己保管。一天午休時我好奇地偷看了一下，只見車床上赫然鑄着“滿洲株式會社”幾個中文字和年代，是昭和15年，即1940年的產品。大概是蘇軍從我國東北搶來的，三十年後蘇聯還把它當寶貝用。

蘇聯社會的一大奇觀是女人比男人多出很多。蘇德戰爭犧牲了幾百萬軍人，幾百萬蘇軍當了俘虜，又有幾百萬關在集中營，幾百萬青年在軍營服現役，生育力又低，二次大戰結束後三十年內，我國人口翻了一番，蘇聯只增加八千萬。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女多男少，工廠里，農場裡女工比男工多，學校教員，醫院醫生大多都是女人，商店裡和辦公室的一般職員幾乎看不到一個男人，學校里的學生也是女生多於男生。一次我在新認識的一位維吾爾人老鄉家裡看到了一個從北方農場來的維族人，他告訴我，1955年他從伊犁來到蘇聯，分發到了農場，一下車，幾十個女人把他包圍了，抱着他便哭，說：“想不到我們活着的時候還能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幾乎全是女人干出來的，社會上流傳着這樣的民謠：“左手提着提包，右手抱着小孩，同一個酒鬼睡了一覺，起來為五年計劃效勞。”法律規定也是女權大。女人打了男人，被打的男人告到警察局，警察不會理睬。反之，只要女人說男人打了她，不管真假，狀子一遞上去，男人起碼就得服十五天的拘役。男人在婚姻上選擇的餘地多，離婚率特別高，幾乎沒有夫妻白頭到老的，中年婦女大部分都是寡婦。夫妻離婚，除小汽車外，其餘財產包括住房和別墅都會判給女方。男人把汽車開到另一個寡婦家，一個新的家庭就又建立起來了。只要婚姻登記證上只有一個老婆，政府對事實上的一夫多妻是不管的。所以男人非常好找對象，任何一個年齡階段的男人都可以找到合適的老婆。一個當過兵的混血同胞告訴我：“我們部隊開到哪裡就把姑娘嫖到哪裡。蘇聯沒有強姦犯，也不要妓女，女人都會自動為男人獻身。”我幹活的小組五個人，組長兼保全工和我是男人，其餘三位是女工。組長和另一個老女工愛喝酒，不斷向我借錢，一個盧布三個盧布地借了又不還。我剛去，又不好撕破臉皮要帳。一位叫妮娜的女工和我親近，我便請她去要帳。妮娜三十多歲了，一頭長長的白髮，身上的線條也長得好，十分愛乾淨，是個寡婦。她力氣小，每天上班前我幫她把零件搬到她的磨床邊擺整齊，我停工待料時也去給她幫忙，一來二去她對我親熱起來了，我住院時還買了蛋糕，到醫院看望我。一次周末，她帶我去工廠俱樂部跳舞，雙手把我抱得緊緊地。誰知在另一車間裡有她的男朋友，一個高個子的俄羅斯小伙子，吃醋了，以後一碰到我就高喊“妮娜，妮娜”，我只好和妮娜疏遠了。俄羅斯人男女關係十分開放，他們的心胸也開闊，不計較小事，卻又沒有道德觀念，蠻不講理，說話從來不算話，還酗酒成性，幾個人碰到一塊便“打盧布”，即一個人出一個盧布買酒喝。酒也便宜，伏特加白酒三個盧布一瓶。他們還喜歡喝寡酒，只喝不吃，一喝就醉，一醉就發酒瘋。酒是通行證，是最頂用的通貨，找人辦事酒能打通一切關係。比如出門要搭便車，只要提瓶酒站在路邊，晃一晃，立刻就有司機停車帶你，不管路程遠近，都會送到目的地。下午和休息天，街上到處都躺着酒鬼，抓酒鬼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蘇聯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找到一個只喝一點酒而不是酒鬼的男人，要不然，掙來的錢大部分都喝掉了，許多蘇聯人都過的很窮。領工資後，男人們到一起商量，如何偷留點錢不內交來騙老婆，這是經常的話題。一次領工資後我和一位鉗工一塊在車站等車，他拿着幾個當十的盧布大鈔把我領的當三、當一的零錢全換走了，拿來在帽子裡塞幾張，襪子裡塞幾張，鞋子裡塞幾張，一邊塞一邊說：“上帝保佑，可不能叫老婆全給搜出來。”酒風所及，中亞的本地民族也嗜酒成性了，比老毛子（俄羅斯人）還能喝，醉後還沒有酒德。

上班十幾天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心裡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一天下班後走出工廠大門時，一個維吾爾人用中國話向我打招呼，很親熱地介紹他自己。他叫司馬義，原來在伊犁新源鋼鐵廠工作，後來成了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抓進勞改隊了，妻子卻以“蘇僑”的身份到了蘇聯。“文革”中公檢法被奪了權，勞改隊管得松，他趁機逃出來越境到了蘇聯，分配到這家工廠幹活快兩年了，在翻砂車間，每月可拿到兩百盧布。妻子也找到了，兩人租了兩間小平房住着。妻子是縫紉工。以後我們兩人常常一道上班下班，因為他租住的房子在我住的集團宿舍只隔一條馬路，休息天常叫我去做客。她妻子做拉麵招待我，也常幫我燙衣服。司馬義告訴了我許多勞改隊的事，說他在裡面結交了不少漢族好朋友，有些還是大學生，有的真有本事，可以管理一個非洲小國家。半年後，司馬義又告訴我她妻子作風不好，她的情夫給他抓住了，兩人分開了。之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他來蘇聯比我早，教給了我許多和蘇聯各族人士打交道的經驗，說俄羅斯人好打交道，哈薩克人自大又自私，烏茲別克人十分驕傲，認為自己的文明水平高過俄羅斯人。他說兩年前在烏茲別克首都爆發了相當規模的反俄示威，導火線是一個俄羅斯小伙子和一個烏茲別克姑娘在公園裡擁抱親吻，一群烏茲別克年青人看到了，當場把俄羅斯小伙子打了一頓，接着就上了街。遊行的領導是共和國一個部長的大學生兒子。遊行者高呼烏茲別克獨立的口號，還打出了毛澤東的畫像，有人宣傳：“只要我們宣布獨立，中國馬上會派五萬軍隊來支援我們。”遊行示威很快被軍隊鎮壓了，很多人被抓走失蹤了，裡面有中國來的維吾爾人，那位部長也自殺了。司馬義告訴我說，他經常聽自由歐洲電台的烏茲別克語廣播，知道西方的生活水平比蘇聯生活水平要高的多，只有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跑蘇聯，沒有法國人，英國人來。

他還帶我去過一些從新疆移民來的知名人士家裡去拜訪他們。第一家去的是賈和達家。賈氏是哈薩克人，原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州長，現在阿拉木圖一家哈薩克文的雜誌社當編輯。他住在居民區一棟普通樓房的三套間居室里，看來過得十分清寒，家徒四壁，客廳里只有幾張椅子和一張床，招待我們的是麵包片，紅茶加方塊糖。又去了一個原來在新疆當衛生所長和新疆郵電工會主席的家，都是維吾爾人，也過得同樣清寒，喝了點酒還是我帶去的。他們來蘇聯後十分不得志，政府不信任他們，本地民族排擠他們，牢騷滿腹。他們告訴我一個原新疆自治區的維吾爾副主席，“回國”後只當了一名汽車隊長，不久還解了職。一位原新疆軍區的副司令員，少將，過來後在阿拉木圖市場上賣西瓜。那位原衛生所長說：“我們回蘇聯的原新疆領導幹部只有當過文化廳長的孜牙才吃得開，他是作家，會寫反中國的小說，現在派到土耳其開會去了，像他那樣的人看不起我們，不和我們來往。”賈和達說：“新疆的哈薩克人要得到幸福生活只能和漢族人一道爭取，不能脫離中國。”這些人原都是“三區革命”的新疆民族軍軍官，有的人雙手還沾着漢族人的鮮血，有的還是蘇聯派到中國去的，解放後當了大官。在中國反地方民族主義的政策下，他們吃不消了，因為持有蘇聯護照，就紛紛“回國”。過來以後，境遇還不如在中國，處處受到排擠和歧視，把對中國的怨氣都消磨掉了，對漢族人都還友好。有一個維吾爾人對我說：“哪天我們在哈薩克斯坦得勢了，要叫哈薩克人在餵豬的豬槽子裡喝水。”我發現，“文化大革命”以前來蘇聯的維吾爾人其實並沒有多少反漢情緒，是“文革”把新疆的民族關係全搞亂了。但我也保持了警惕心，意識到司馬義和我來往是接受了任務的，只是他沒有照着上司的指示辦。

 

集體宿舍一瞥及其他

 

安排我住的工人集體宿舍是一棟四層平頂樓，位於阿拉木圖的新舊城結合部，旁邊是阿拉木圖最大的人工湖阿拉木金柯，湖光山色，環境美麗。宿舍是一套三室單元，外門通向走廊，房間兩大一小，大的住三人，小的兩人，共用廁所，淋浴室和煤氣爐。房間裡有大壁櫥，床頭櫃桌椅和鋼絲床被褥齊全。油漆木板地板，天天有女工擦洗。被套被單一個星期換洗一次，也有專人料理，一個月共收費三盧布。清潔女工是位新疆過來的維吾爾大嫂，每次見到了我都要親熱地和我說不少話。和我共住一室的是位俄羅斯青年，建築工，他只來睡覺，休息日全不回來。下班後整個單元幾乎只有我一個人，十分安靜，可以邊查字典讀點俄文書報和寫我的“文革”回憶錄。我把這個回憶錄命名為《動亂的四年》，不知道我是不是首次把“文革”定位為“動亂”的了。我住進去十來天后，大批歐洲來的青年男女就把原來空着的宿舍上面兩層全住滿了。那時，中蘇關繫緊張到了極點，雙方都在準備打仗。莫斯科從它歐洲部分的居民中征來了幾萬男女青年充實和中國接壤的中亞地區，為他們在城裡和鄉下蓋了許多住宅，帶家的安排在鄉下，單身青年安排住城裡，宿舍里一下集中了幾百名外來的青年男女，民族各別，語言不同，形形色色，十分熱鬧。他們新到東方，第一次看到黑頭髮的黃種人，什麼都覺得新鮮。傍晚在樓前小花園乘涼時，不斷有人，特別是姑娘們來和我搭腔，知道我是中國人後更熱乎了。我交了不少女朋友，混得最熟的是個摩爾達維亞姑娘，叫伊拉，二十來歲，高中畢業分配到我幹活的工廠當抹牆工。她不到一米六，小巧玲瓏，活潑稚氣，能說俄語，匈牙利語，摩爾達維亞語（羅馬尼亞語）和法語。其實摩爾達維亞本來是羅馬尼亞領土，1939年蘇聯和希特勒德國靠攏，莫洛托夫和里賓特洛甫簽訂了遺臭萬年的莫斯科協定，瓜分東歐，蘇聯分得了波蘭東部，摩爾達維亞和波羅的海邊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三個小國（戰後，蘇聯又把鄰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克爾巴阡山東麓的一塊土地割占了）。所謂摩爾達維亞語就是羅馬尼亞語，屬於和法語相似的拉丁語系，只是斯大林為使摩爾達維亞人永遠和自己的祖國分離，把原用的拉丁字母改成俄文字母了。伊拉只上白班，碰上我上白班下班後，常來約我一道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后在咖啡館喝杯咖啡，吃點點心，錢當然全由我掏。我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印度片《愛情萬歲》，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電影《高加索的女俘虜》。由兩位最出名的蘇聯喜劇大師出演，叫人笑破肚皮。有趣的是有的場景還套自中國解放初期的政治諷刺小品劇《杜魯門給蔣介石剃頭》，還引用了幾個我們京戲的程式。另一部是印度電影《城市的夜晚》，是演述一個衣着破爛，神情麻木的流浪者夜晚到一棟樓房找水喝的故事，那副可憐相，可笑相和乞兒相，看來是印度國家形象的寫照。七十年代印度電影在蘇聯十分受歡迎，原因一是內容淺薄而程式化，逗笑處多，大眾容易看懂。一是印度人窮，蘇聯人看印度電影是從高處俯視印度，而看美英法電影則要從低處抬頭看，仰視那些國家。三是為了反中國，印度和蘇聯結盟，千方百計巴結俄國人。

慢慢地，伊拉一下班後便跑到我的房間不走，有時幽會到深夜。九月份後我到科學院圖書館借書，星期六也是開門的。那位哈薩克女管理員叫加娜，她讓我自己選書，第一次我借了印度尼赫魯著的《印度的發現》，我上大學時讀過，書裡有對印度命運的深刻思考，引發我對自己祖國命運的憂思。還借了四厚本一套的《太平廣記》，從魏晉到唐朝的筆記小說。

在新疆勞改兩年，天寒地凍的冬天在野外搬石頭修水渠，我凍出了鼻炎，鼻梁又在挨打時被打歪了，借了書的這個月，我住院做了鼻梁矯正術。主刀的是位俄羅斯女大夫，手術做得十分細緻，也十分成功。住院全是公費，連病服和伙食費都由國家承擔，出院後還發全部工資。兩個星期在醫院病床上我讀完了《太平廣記》，只感覺社會百態，權勢者施威，小民受罪，正直的知識分子含冤，一千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還是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古人還有寫作自由，今人卻沒有了。出院後我去還書，為感謝加娜的幫忙，給他帶去了一瓶法國香水，又幫她把堆在地板上書包拆包登記，兩人用結結巴巴的俄語，漢語和英語說了不少話。大概中文部永遠是門庭冷落，沒人來光顧。以後我一去她就把門扣上了，也沒有人來敲門。有時在星期六我帶上麵包香腸，醃黃瓜，西紅柿去全天陪着她。哈薩克人俄羅斯化的程度比較深，宗教觀念也不強，女人很開放，在大街上滿眼能看到哈薩克美女，黑髮飄逸，鼻梁高高，眼睛大而發藍，舉止文明，很難想象她們是游牧民族的後代。加娜快三十了，受過高等教育，離過婚，帶着個四歲小孩跟着父母住，自己還沒有領到住宅。獨身女人是寂寞的，遇上個氣質和自己差不多，感情能交流的異性很容易動情。可惜不久後我認識了好多中國人，有了打發休息日的去處，再沒有去她那兒了。次年春天我去還清全部借書，沒有見到她，把書交到了總管出納台，加娜是我交到的最好，最純真，最可愛的哈薩克女人。

中國人在蘇聯生活處處受歧視，只有一個機會和蘇聯人是平等的，那就是處處都有艷遇。第二年春天，一次我搬氣缸時把手指頭砸傷了，到醫務所治傷。給我包紮傷口的是位德國護士，名字是德國女人常用的克拉拉。克拉拉年紀比我大，細高個，頭上挽着美髮髻，鼻子筆直，臉龐狹長，說不上漂亮，也不難看。她知道我是中國人後，馬上狠狠地說：“你是個大傻瓜，逃到蘇聯來幹什麼？這是個狼的國家。”其實我也不願意來到這個虎狼之國，但又有什麼辦法，只能連連點頭稱是，她又笑了。每天都去換一次藥，每次她都細心給我洗傷口，上藥，包紗布。蘇聯的醫療很奇怪，包傷口不用膠布，拿上半米長的紗布剪開以後包紮，指頭變成小玉米棒了。她一邊給我包傷口一邊告訴我她是德國人，1937年隨父母從莫斯科流放到中亞來的，護士學校畢業後結婚了，丈夫也是德國人。德國人受壓迫，處處挨罵，人身自由也沒有，出門就有第三隻眼睛盯着。丈夫沒法忍受，打通關節，把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姓名都換成俄羅斯的，領上新護照後離家出走了，拋棄妻子，不知去了哪兒。她一個人帶着兒子住在母親留下的小平房，兒子十二歲了。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都向對方發出了深深的同情。我傷口癒合的那天，克拉拉給我剪掉紗布，洗乾淨手指後，約我傍晚到她家做客，商量好下午六點鐘她在集體宿舍前公共汽車站等我。到時候我們攔了一輛出租車，車行了好久，快開出城才到她家。她住在一個小山坡上，滿山儘是果樹。她的平房只有小小三間，陳設簡單，但十分乾淨，室內一塵不染，窗台上都鋪着白色的挑花布。圖書滿架，也是個愛讀書的女人。園子不大，用木板圍着，板牆上爬滿了啤酒花。園子裡幾乎沒有種菜，全種着花，幾棵丁香樹，幾叢芍藥花都盛開着。芍藥花俄語叫“中國玫瑰”，大葡萄架和花樹下都擺着長木凳或繫着吊椅，小徑上寸草不生。蘇聯人說“世界上最勤勞的是德國人和中國人。”德國人勤勞，又十分愛乾淨，聰明，可也像日本人一樣地精明。在我們的來往中，凡吃的菜，肉，酒都是我花錢買的，還要給她兒子買圓珠筆，練習本，汗衫和球鞋，而且是她預訂的，不過都便宜。第一次我帶去了一瓶伏特加和兩塊大巧克力糖。一進門，她拿出乾淨的條文睡衣睡褲叫我到浴室洗澡換衣。在浴室的房頂上安着個大鐵箱，裡面裝滿了水，太陽照了一天后也就溫熱了。她準備晚飯，打發兒子到街上去和小朋友們踢足球，玩累了自己回家吃飯，洗澡，睡覺。西方人的家族成員都是各自獨立的，彼此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德國人吃的飯菜大概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了，幾片麵包，幾片香腸，一大盆牛奶浸土豆，飲料是用土豆自製的啤酒。克拉拉也能喝酒，我們兩人把大半瓶伏特加都喝掉了。吃完飯後，天黑了，她和我一起坐在花樹下的木凳上，喃喃地說着大部分我聽不懂的話。暮春的微風吹動着滿院的花香，蟲聲吱吱月光從花朵和樹葉的縫隙間灑向地面，夜色和春色都使人沉醉。而長夜清淡，情調就更美了。可惜我知道的俄語太少，克拉拉說的話我大部分聽不懂，只知道她父親原來是基督教牧師，母親是醫生，家境是富裕的，有鄉下來的俄羅斯姑娘給她家當丫環。她剛記事時全家就流放到中亞了，父親累死在礦井裡。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窮苦和受蔑視中過來的，上學時同學叫她“法西斯”，工作後出了事上司便罵她“德國人搞破壞”。家裡有電視機，可從來不打開，也不上電影院，因為電影都是咒罵德國人的。但是我同情蘇聯人對德國人的憤恨，就像我們中國人對日本人一樣，難道我們還要在電影裡謳歌日本人打中國嗎？她會的德國話不多，也讀不懂德文書，閒暇時期用在讀翻譯的德國小說。所有德國文學名著都有俄文譯本。我讀過《浮士德》，羅曼·羅蘭以德國人為主角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特別是對《少年維持之煩惱》印象還大部分留在腦子裡，沒有在她面前當中國土佬。同是異國他鄉的流落人，語言不通也能兩心相印。夜深了，她兒子早已睡覺。我們還在花樹下，她不斷低喚：把我抱得緊一些。月亮在空中消失了我們才進屋，又吃了幾口牛奶泡土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到第二天中午我們才起床。她要我每個星期都去她家去一次。她是個很明理的女人，從來沒有到宿舍和車間找過我，也沒有向我要過錢。

打工以後，我發現KGB從來也沒有放鬆對我的監視，幹活時和在宿舍里常常有人來對我表示過分的關心和熱情，逛公園時也不期而然地碰上某個在工廠見過面的人向我問東問西，約我去喝杯啤酒。從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開始，每一個星期天都要我去和特工見面，地點是某個公園的門邊或某個電影院前面，時間只有十來分鐘。他們問我的工作和生活，緊接着是“你認識了什麼中國人嗎？和他們說了些什麼話？“有時也請教我一些問題。要我學好俄文，則是每次見面必不會少的叮囑。十月份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慶，工會給我發了遊行證要我去遊行，在檢閱台上，見到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看到了閱兵式行進中的導彈。入場時我雙眼望着檢閱台，不小心偏離了隊伍，一個警察少校用步話機的天線敲了一下我的頭，要我走好，使我心裡十分不快。和特工見面時，有時他們問的問題太離譜了，我就不搭腔，他們立即警告我：“雷同志，你在蘇聯的前途全看你的表現。“嚴重些的還要斥責：”我們上級叫我警告你。”延續兩個月的一星期見面一次後換成半個月一次，以後又換成一個月一次。頭一次見面約定下一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約見我的特工每次都換人，有俄羅斯人，也有哈薩克人。他們從不告訴我姓什麼，名字也常常改變，這次是撒沙，下次就變成戈尼亞了。和我見面最多的是一個叫米沙的俄羅斯人，四十多歲了，大紅臉，一口地道的中國話，說話還風趣得很，愛開點玩笑。此人大有來頭，牛水告訴了我他的歷史。他的繼父是老華僑，在新疆塔城長大，少年時代即吸收到蘇聯駐塔城領事館打雜，同時接受特工訓練，在伊寧，烏魯木齊和北京的蘇聯駐華使領館裡都幹過，是個中國通。老婆是俄羅斯人，也是在中國長大的。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義被鎮壓後他調到蘇聯駐匈牙利大使館。那時中蘇友好，雙方在鎮壓匈牙利起義時合作得很合拍，大概是調去當翻譯員吧。後來調回國在哈薩克斯坦鋼鐵工業中心基米爾道烏市一家小工廠當廠長。中蘇關係惡化後，調到哈薩克斯坦KGB中央當特工，軍銜是少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KGB派來找我的人多數是他。牛水又告訴我：“在阿拉木圖生活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個上司，他的上司就是米沙。”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固定的“上司”。要是特工纏上了你，像蒼蠅圍着你飛，揮之不去，叫人多噁心就有多噁心。不過他們文化修養都高，衣冠楚楚，一派紳士風度。到了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我才解除了此般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