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周期循環現象，因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和毛澤東的問答而成為幾十年來的話題。當時正值國共之間的內戰，又一次改朝換代的前夕，黃炎培問：中國共產黨有沒有辦法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據說黃炎培及一大批民主人士對毛的這個回答非常滿意，因而都追隨毛一起滿懷信心地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毛克服歷史周期律的一次嘗試。

至於毛澤東是否真正找到了破解中國歷史周期律的方法，可能還需要時間的檢驗。這裡暫且不表。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其實並不是簡單的"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波動現象，也不是只有中國歷史才有周期現象。只有對比中外，精確分別每一種周期律，才有可能找出其原因，找到對症下藥的解答。

首先，並不是只有中國歷史才有周期現象，特別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古埃及，整部古埃及的歷史就是不斷地周期重複的歷史。從公元前3100年到前332年近3000年的時間裡，埃及經歷了30個王朝，每個王朝的壽命約110年左右，最長的也只有270年。儘管埃及歷史上也經歷過短暫的外族入侵，但都沒有打破這個循環，直到前332年埃及被希臘北部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所滅，並後來被併入伊斯蘭的版圖，古埃及人從來沒有能夠走出自己的歷史循環。

其次，在"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波動現象的基礎上，中國歷史有更為精確的周期現象。現在發現的主要是以下兩種：

1）所有全國性的統一政權的穩定壽命基本上都是200或280年左右，平均260年，比如：

西周 275年

春秋 294年

西漢 210年，

東漢 195年，

唐 289年，

宋 320年（北宋167年，南宋 152年），

明 277年，

清 278年。

2）全國性的穩定政權和四分五裂的戰亂和並在一起，構成了以800年為周期的一個更大的周期性循環。在這800年裡，統一穩定政權約占500年（兩個毗連的大朝代），這兩個毗連的大朝代之前有一個幾十年的短暫的引子朝代，在之後是二百左右的分裂內亂尾巴。

比如：

第一周期：西周，春秋，戰國，共825年

第二周期：秦，西漢，東漢，三國，魏晉南北朝，共802年

第三周期：隋，唐，宋，五代十國，遼，西夏，金，蒙古，共780年

第四周期：元，明，清，民國，共678年

發現並闡述這個800年周期律的是地質學家李四光，1931年他在《中國周期性的內部衝突戰》詳細地描述了這個周期性，以及興盛期間的大興土木，如秦長城，隋大運河，明長城等，和分裂期間北方的外族入侵等等。更重要的是，李四光發現這個800年的統一興盛和分裂入侵周期是和中國的氣溫相對應的。統一興盛的時期對應於平均氣溫高的年份，而分裂和北方入侵的時候對應於氣溫低的年份。聯繫到中國的主要經濟是農業，而北方民族是游牧業，這個周期是很好理解的。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會有200-280年左右的大朝代周期？儘管中國的歷史學家們總是把朝代更替的原因說成是“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問題是“鑒”什麼？如果造成這個周期的不是由於簡單的人為因素，那麼怎麼“鑒”都沒有用。必須找出造成這種周期的具體原因，並加以克服，才能真正地避免這個周期的再次發生。

我個人初淺地認為造成大朝代周期的是經濟危機，特別是土地兼併造成的貧富差距和貧窮危機。中國每一個朝代的衰落都源於農民起義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自秦始皇以降實行的是皇權統治下的農業資本主義，按軍功授予爵位，讓農民擁有土地，並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樣的制度領先歐洲近兩千年，是中國長期在經濟上領先其它國家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就連周朝的封建制，後期沒有足夠的土地來分封也是造成諸侯間爭戰，兼併攻伐的主要原因。所以，土地和發展之間的矛盾才是中國大朝代周期的根本原因。隨着農業技術的進步，中國土地上能容納的人口在不斷增多，但土地和發展的矛盾一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所以以土地再分配為特徵的朝代更替不斷上演。並且每一次改朝換代都伴隨着大量的人口減少和經濟的破壞。

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基本國策：重農抑商。抑商是為了避免財富的過快集中，減緩土地兼併，從而緩和社會矛盾，延長朝代壽命。但這樣的結果也限制了社會的發展，導致滯後和貧窮。

由於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傳統中國沒有獲得更多的土地或其它財富的途徑，所以傳統社會的周期循環不可避免。我想這也是古埃及歷史上朝代更替，經歷了3000年後，最終被外族所滅的原因。由於埃及的尼羅河流域的土地容量遠比華夏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土地容量小，所以古埃及的朝代更替比中國更頻繁，平均每個王朝只有5-7位法老，共110年左右。而不象中國的每朝十三到十七位皇帝，共260年左右。

華夏文明到如今已有三千五百年了，面對古埃及曆3000年而亡的歷史， 我們能逃脫這個朝代更替的定數嗎？

在所有人類文明中，以希臘文明為源頭的西方文明沒有這種朝代更替的循環現象。希臘文明是個次生文明，它的遠源是兩河流域和新月帶（現伊拉克，敘利亞一帶）的農業，希臘人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了貿易和城市文明。和農業文明不同，這個文明的發展不限於一地，它一直在向新的地域擴散，從希臘開始，到羅馬，再北上越過阿爾卑斯山後分為東西兩支，西支從德國，法國，到英國和歐陸沿海一線，直到從海路擴散到美洲，澳洲，和東亞。這種向外擴張一方面可以獲得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財富的聚集也使得這個文明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催生了一系列土地之外的財富，從而減少了由於貪婪財富而引起的土地兼併。這樣就克服了由於土地限制而造成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改朝換代。

地球上的土地能滿足所有人的營養需要，但遠遠滿足不了人的財富欲望，與其象印度和中華文明抑制人的欲望，不如象西方文明發展出一系列新的財富供人享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貪腐和貧窮都是欲望不能滿足的症狀。所不同的是，貧窮是因為缺乏食物，而貪腐是食物過剩但缺乏氧氣。貪腐和貧窮是每一個中國朝代末世的症狀和死結，向高向上向外發展才是解開這個難題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