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計 借屍還魂 ——死魯迅延安復活 （上）

余不潔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解說：此計名出自中國古代民間故事，原意是說已經死亡的東西，又藉助某種形式得以復活。此計的妙處在於一借一還，不為人知。

毛澤東深知筆桿子的重要性，在其一生當中，不僅死死抓住槍桿子不放手，對於筆桿子的重視也是自始至終的。毛澤東清楚，武力威懾和精神控制並用，才能收服天下。對於獨裁統治而言，暴力和欺騙缺一不可，而欺騙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青年時代，毛澤東便通過寫文章在社會上贏得了一定的地位並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國共合作時期資歷甚淺的毛澤東能夠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應是受惠於這一時期的努力。抗戰開始後，中共地下黨組織動員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來到延安，為中共奪取江山提供了幹部基礎，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當中有很多人是受了魯迅的影響，而對中共產生了幻想。對於這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毛澤東不僅要控制他們的身體，更需要控制他們的精神。不過，以毛澤東當時在文化上微不足道的建樹和地位，遠遠不能壓住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所以，他需要借一個名號嚇唬人，最好是一個自己不能發聲的大文豪。在思想上相對左傾的魯迅恰好死了，這給了毛澤東一個難得的機會，將魯迅那“須仰視才見”的高大形象置於自己的權威之下。從此毛澤東得以把自己的思想強加在魯迅身上，將鬼魂藏在了魯迅的軀殼內。

魯迅死後，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本黨與蘇維埃政府及全蘇區人民，尤為我中華民族失去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而同聲哀悼。”中共賦予魯迅“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的稱號，都不過是向世人宣稱，這樣一個偉人是他們的戰友，藉此提高自己的聲望。其實，在那個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的時代，魯迅最多不過是一個共產主義同路人。

一九三七年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在延安作了題為《論魯迅》的講演，論述了魯迅的三大特點，即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偉大的“魯迅精神”。然而，所謂的政治遠見，則是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已經清楚，當年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篇誣衊陳獨秀先生、歌頌毛澤東的文章，是來自延安的馮雪峰所擬，重病臥床的魯迅只是聽了一遍，完全是被中共利用，不過，這依然算是魯迅歷史上的一個污點。所謂“托派匪徒”“拿日本人錢”完全是誣陷，而且，那時的陳獨秀先生正處在毫無政治保障的劣勢當中，對陳獨秀托洛茨基派“拿日本人錢”的惡意中傷是非常無恥的。

至於“鬥爭精神”，魯迅針對的更多的是傳統文化和民族性的弱點而不是共產黨的階級敵人，至於和其論戰的那些文人，其中有相當多的人都是共產黨方面的知識分子，魯迅介入的這些筆仗不過是不同觀點之間的交鋒，而且，很多情況下完全是意氣之爭，可以說是爭鬥，但並無多少精神。不過，儘管魯迅對論敵尖酸刻薄，無論如何，魯迅的鬥爭精神還是遠遠沒有墮落到毛澤東時代的文革筆法。

說道魯迅的“犧牲精神”實在是誇大了魯迅面臨的危險，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和毛澤東時代有本質的不同。況且，還有租借地得以逃避。對於魯迅那些敵人，大多都是一些文人學者，論起刻毒他們可能要處於下風。至於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則完全是不着邊際的虛妄之言。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住在日租界的魯迅攜妻小、兄弟十餘人避難於日本人內山完造經營的書店內。為弱妻幼子安全計，此固有不得已的苦衷，實乃無可厚非，但是，稱魯迅為抗日救國的領袖，“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實在是引人發笑。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年代，名家輩出、名著紛呈，報刊林立、百家爭鳴，優秀作家、詩人、文學家如群星燦爛，魯迅充其量只是其中一顆而已。毛澤東把這麼多嚇人的大帽子廉價地送給魯迅，完全是裝神弄鬼。那麼，毛澤東為什麼選擇了魯迅而不是別人，比如茅盾或者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