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李敖，天天向上》：胡適與魯迅

李敖這次來大陸給北大捐了35萬元人民幣，為胡適在北大立一個銅像。據說是當年李敖窮的要當褲子的時候，胡適給了他1000元的原因，所以自謂是個老派人的李敖就用1500倍的錢來報答他。而據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證實，“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他就是台灣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之後，就因為他撰寫了關於胡適等兩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適新文化的歷史功績”。姜義華還認為，李敖先生是胡適等人自由主義傳統的繼承者，而且是一個身體力行者。這些錘鍊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性格，他所撰寫的一些書籍，而且是當代自由主義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代表人物。

李敖這一路走來挺胡適貶魯迅，可以說正是他這種自由主義傑出代表的心態的一種反映!對於胡適他認為，“實胡適思想是最溫和的，對我們有利的”，並舉例子說： “當年，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學生，當時為了一件事情在禮堂裡面吵起來了。胡先生出現在禮堂的時候，共產黨的學起來說，漢奸!指着胡適在罵。胡先生是教育家，心平氣和苦口婆心說，這個房屋裡面沒有漢奸。”顯然，李敖對於這種寬厚的，容忍的自由精神是力挺的，而且認為在現在的中國也是進步的和有利的。

在北大李敖指教了胡適的個人自由和心靈自由，在清華又明確了胡適的寬恕之心，到了復旦又結論出他自由的有為，批判魯迅的有為。到了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李敖是確的提出到了胡適寫在新文化運動的“多談些問題，少說些主義”以標明他言行的主旨。

而對於魯迅，李敖一方面認為“魯迅有他的時代性的功勞”，另一方面也指出，如是要“今天我們還抱住他，我們太落伍了，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落伍。大家注意，我說胡適說得很清楚，我這次花了35萬人民幣捐銅像給胡適，我捐的是新文化時代的胡適，魯迅的功勞我們沒有否認，可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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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他舉了鄭成功的例子，來指正魯迅“一個也不寬恕”精神，是精神上心靈上不自由的一種表現。“鄭成功媽媽在福建被清朝的兵輪姦了，死了。鄭成功發現母親被輪姦了，怎麼辦?我來告訴你怎麼辦。他把他母親身體切開，用水沖洗他母親的屍體。他認為他母親被輪姦以後，髒，他母親髒了。奸是一個動作，污是一個過程，用水沖可以解自己心理的壓力和痛苦。”

而在魯迅《新編故事》中，復仇者們的瘋狂與詛咒，都是這種“復仇哲學”的一種體現。在魯迅看來，一切的“犯而勿校”“勿念舊惡”都是兇手及其幫凶的騙術。到了他寫的《死》文中，提出一個也不寬恕的意思。

相對立的是胡適的一個例子，“有一個北大學生提出來，說他的一個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搶走了，綁票了，當然，也發生了剛才我說的那種不幸的結果。問北大的這些思想家們，你們怎麼樣解釋這個現象?大家解釋不出來，胡適先生做出解釋。他說，如果有男人要討(娶)被害的女孩子，我們要尊敬這個男的。其實在生理上變化很小，心理上難過，所以如果有這個男的能夠破除這種情結，這個男的很了不起，我們應該尊敬他。”

在同樣的貞潔觀的指導之下，留學歸國自認為應該“二十年不講政治”的胡適，自三十年代始，他基本上與獨裁專制者們為伴，且以諍臣自詡。提出“多講問題，少談主義”，提倡“好政府主義”，以“人格和能力上有為”的好人爭取人民的權利。他認為自由知識分子同當權者一樣，都是“有權勢”的人。並且，知識分子的權勢是超時空的存在，是司馬遷偉大過漢武帝的偉大。

李敖是胡適認為“胡適還了解胡適”的好學生，而且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勇士。他這一次的大陸行不只是少談了主義，而且認為這個世界上的主義之爭，百分之百都是沒有意義的詞彙之爭。所以，他要放棄自由主義，換一部真正自由的憲法出來。

無論是胡適還是李敖，都認為自由只有是一條一條，一件一件的拿到手裡，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一個主義的成功，是要讓人放棄自己的自由的話，如此的主義言詞無論是多麼的華麗都不可能成功。而魯迅流派以其“頂盔披甲，持矛盾交鋒為樂，不交鋒不樂，不披甲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快然於胸中”的行為鬥爭，在李敖的身上也卻然是大有反應。

也許可以這樣的來總結，因歷史的變化，時代的不同，李敖之類的自由主義者的生存空間要比胡適的時代廣闊的多。同時，魯迅之流的歷史價值與成功示範，都使得他完全的能運用其手段達到自己的目標。因此，他李敖在台灣罵國民黨坐牢，罵民進党進立法院。而其骨子時卻是胡適之的學生，是一個順水推舟式的學者。因此，他大陸之行，有了北大的“金剛怒目”，有了清華的“菩薩低眉”，有了復旦的“尼姑思凡”。有了他遇佛殺佛、遇祖殺祖式的“放棄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