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計 暗渡陳倉 ——借文革清除異己 （下）

余不潔

在由鄧小平主持的四月九日到十二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底在上海的談話，彭真這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得不承認在吳晗的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但又聲明他不會反對毛主席。彭真還在一個會上憤憤不平地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到此時還在以第一個喊萬歲的忠臣自辯。隨後，北京市委安排在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文章，並加編者按：吳晗“不止一次地為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頌他們、鼓舞他們，不止一次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廖沫沙則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而鄧拓“吹捧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頌古非今，借古諷今，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責他們“利用學術文章、雜文等形式反黨反杜會主義”。上綱不可謂不高，下手不可謂不重。只不過，這一切已經太晚了。中央對北京市委的“四·一六”行動採取了抵制的辦法，國內的所有報刊都奉命不宣傳、不轉載。其實，事件的一開始，毛澤東的真正目標就不是這幾個秀才，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到了這個時候，再打算以犧牲吳晗、鄧拓來個斷尾自保，毛澤東豈能善罷甘休。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毛澤東親自出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的“反黨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隨後，毛澤東又兩次講話指責彭真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攻到底！”到此，彭真的命運已經註定無可挽回，剩下的只不過等正在外國訪問的劉少奇回來走一個程序而已。

五月十六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製定的為廢除《二月提綱》而下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彭真也舉手同意。《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套用毛澤東的詞彙，那些混進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已經是“敵我矛盾”了。

誰是睡在毛澤東身邊的赫魯曉夫？不知道劉少奇是否清楚，毛澤東詛咒的這個人就是他劉主席。不過，劉少奇顯然深切希望這個人就是彭真。面對一起共事三十年的嫡系被陷害，劉少奇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異議，對毛澤東的為所欲為只是一味擁護贊成。六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又不無喜色地講了下面的話：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文革開始後，彭真便被關進上世紀50年代他在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市長時修建的秦城監獄。那三名秀才經毛澤東點名批判後，鄧拓自殺，吳晗一家三口先後死於非命，廖沫沙被長期拘禁，九死一生。受《海瑞罷官》的牽連，京劇泰斗馬連良被迫害致死，李多奎、裘盛戎等藝術家在文革中受盡磨難。毛澤東親自捉刀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作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毀滅以及大量文學家、藝術家、大中小學教師死於非命起了極端惡劣的作用。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古今中外的文化遺產幾乎全都打成了“封、資、修”的黑貨，過去在民眾中廣泛流行的小說、戲劇、電影大多都成了毒草。除了毛澤東選集四卷，民眾幾乎無書可讀；除了八個樣板戲，民眾幾乎無戲可看。然而，毛澤東是否真的也認為那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劇目都是封建主義的壞東西？非也，毛澤東那不過是因為一時的政治需要，拿文人、藝術家和舊戲順便消遣一下，並非真的對舊戲有什麼成見。相反，毛澤東非常喜歡傳統劇目，包括一些在文革以前就被禁演的類似《游龍戲鳳》這樣的舊戲。因而在舞台上舊戲絕跡的時候，許多劇團翻箱倒櫃，把幾十年的老底都悉數搬出，秘密為毛澤東一人排演傳統劇目，不惜工本拍成電影，供毛澤東一人觀看。甚至，設置專門的電視頻道，為不便露面的毛澤東一人演播。在為毛澤東錄製的劇目中，不僅有京劇、崑曲等整本的傳統大戲，也有一些地方小調。毛澤東不僅挑選劇目，甚至連演員都加以指定。那些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理想早就被扔到爪哇國里去了。

批判《海瑞罷官》作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在中共的文獻中也有明確的表述。經毛澤東審閱和親自修改過的中共九大報告，在敘述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這一節中說：“毛主席又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顯然，“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晗、鄧拓這幾個秀才祭旗，不在於他們說了什麼、寫了什麼，而在於他們是彭真的下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毛澤東說吳晗寫戲是替彭德懷翻案，這個話他自己也不會相信。自從反右運動後，一般知識分子們都已是驚弓之鳥，苟且偷生尚不容易，誰還敢多事？況且吳晗此人一向左傾，五七年反右，吳晗為了追隨中共，連朋友帶良心都一起出賣了，這樣的人怎麼會拿着生命作賭注替毫無關係的彭德懷去翻案？毛澤東並非不知道這幾個人的無辜，奈何政治鬥爭需要，只得重演了當年曹操借小吏人頭一用的把戲。毛澤東誇讚海瑞不過是葉公好龍，他是絕對不能容忍海瑞這樣的人物存在的。

發動文化大革命顯然是毛澤東長期籌劃的一個行動，而且每一步都經過了精心偽裝，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不過是毛澤東慣於以宏大敘事手法欺騙世人的詭計而已，正可謂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可惡的是直至今日還有人煞有介事地去歌頌這件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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